后梁形势
契丹人有意南进，就必须突破幽州刘仁恭集团的势力。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在与契丹人的争衡之中，颇会利用“以夷制夷”之策。契丹同样也会纵横捭阖，合纵连横，寻找对付幽州集团的盟友。
割据河东的晋王李克用集团与幽州刘氏集团恩怨复杂，唐昭宗乾宁四年（897年）的木瓜涧之役，刘仁恭重创李克用，算是结下了不小的仇。种种因素，尤其是都要对付刘仁恭，促成了契丹与李克用的结盟。
唐哀帝天祐二年（905年），阿保机与李克用在云州（今山西大同）首次会盟，二人结为兄弟，阿保机应允了“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的请求。于是，阿保机在双方结盟后不久便发兵进攻刘仁恭，因而史籍中有“为克用破刘仁恭，而中国畏之”的记述。
李克用
两年之后，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年），朱温篡唐已然成为定局，李唐国祚将终难以扼挽。中原局势的变动迫使晋王李克用同阿保机进行了第二次云州会盟，据《资治通鉴》记载，“是岁，阿保机帅众三十万寇云州，晋王与之连和，面会东城，约为兄弟，延之帐中，纵酒，握手尽欢，约以今冬共击梁。”
第二次会盟，很明显是李克用占下风，契丹首领阿保机率众三十万，原本是打算进攻云州的。晋王李克用这一番可以说是“求盟”，双方再次结盟，并以朱梁集团为共同敌人。事实上，契丹对于李克用集团而言也是潜在敌人，这种结盟也不过是权宜之计。在这次云州会盟中，李克用部下对其献策说：“因其來，可擒也。”但是李克用却说：“仇敌未灭而失信夷狄，自亡之道也。”
阿保机与李克用二次会盟之后，表面上双方关系融洽和谐。李克用送给契丹人“金缯数万”，阿保机则送给李克用三千匹战马及其他数万头牲畜。但是，令李克用没有想到的是，阿保机返回草原之后，竟然立即背盟，“更附于梁”，投到了朱温阵营。
朱温
如果仅仅从道德角度谴责阿保机的背信弃义，那是没有意义的。契丹部落联盟与中原政权的联系由来已久，早在北魏时期，契丹各部通过向中原政权进贡物品来换取中原政权的封赏。李唐以后，契丹首领获得唐朝册封成为他们在族内维持统治合法性的一种手段。从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唐廷册封契丹首领窟哥为松漠都督，并赐姓李氏开始，这种模式就成为契丹政治的一种常态。
契丹首领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不仅有助于加强同正朔王朝的经济贸易联系，更为主要的是使首领自身在契丹族内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阿保机在成为契丹部族首领之后，也一直积极寻求唐朝册封。但是。李唐天命将终，已经无法完成对契丹首领地位合法性的认可。
朱温篡唐之后，虽然并没有实现大一统，仅仅中原地区就还有李克用、李茂贞、刘仁恭等割据势力与之对抗，河朔藩镇尚保留相当大的独立性。但是，从整体实力看，朱梁王朝在当时依然是原唐帝国版图内最强大的集团，也最有希望实现帝国再次一统。
契丹人
对于朱梁政权而言，结交契丹也不失为一种对付李克用、刘仁恭的办法。据《辽史》记载，“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朱温的“遣使来告”无疑是一种正朔的宣示，也是友好的试探。那么，契丹人又是如何回应的呢？《旧五代史》中记载，“及梁祖建号，阿保机亦遣使送名马、女乐、貂皮等求封册。”
阿保机向朱温求册封，很显然和先前会盟李克用的政治立场相悖。但是，对于契丹人而言，寻求中原正朔的认可，是一种本族利益优先的选择。但是，朱温对这件事反应却并不明智。他在给阿保机的回信中说：
朕今天下皆平，唯有太原未服，卿能长驱精甲，径至新庄，为我翦彼寇仇，与尔便行封册。
阿保机
朱温是想让阿保机先去消灭李克用集团，然后再将册封作为政治回报实施。阿保机是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出兵，让自己成为朱梁政权与晋王集团相互攻伐的棋子，他只会在最有利的情况下出手。
既然如此，双方条件相差很大契丹虽然同后梁通使交聘，但阿保机所希冀的“册封”却并未真正的实现。即便如此，李克用仍对阿保机的“背盟”难以释怀。天祐五年(908年)李克用病死，在临终之时，也不忘契丹背信弃义之仇，“以一箭属庄宗，期必灭契丹。”
李存勖
李存勖接班之后，在政治上比乃父要理智成熟许多。朱温趁李克用新丧之际，派军大举进攻潞州。李存勖为了对抗朱梁进攻，在此时主动向契丹示好，“又遣使赂契丹王阿保机求骑兵”。虽然最终因潞州战事结束，契丹骑兵并未参战，但是沙陀李氏与契丹的关系却保持了稳定。嗣后，李存勖为了集中精力对付朱梁政权，更是注意维护与契丹的关系，“常以叔父事阿保机，以叔母事述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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