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Baudelaire 1821-1867)，法国十九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
如果这样的说法是真的，那我们就只能说见之于网上的那些先前的译作（有的还是由一些大出版社出版过的呢）将其作品译得几近于驴唇不对马嘴也实在是太不应该了。也因此有了我的改译，也因此有了我在改译中的那些拓展、延伸和借题发挥，为的无非是让诗成为诗，让波德莱尔成为波德莱尔，而不要因为我们的无能而贻害后人，更不要成为历史的笑柄。
说句也许会让某些人不高兴的话，中国人，尤其是现在的中国人，其骨子里都是有点崇洋媚外的。在古代的时候还好，可那正是所谓的夜郎自大。但因为所谓的“狂者进取”和“狷者有所不为”，也的确创造出了一些即便是现在看来也还是很不错的东西，比如儒释道，又比如诗书画，更不要说李杜苏辛、石涛八大还总要被那些有一点艺术细胞和家国情怀的新古典主义者们挂在嘴边上了。到了现代，国门被打开了，那夜郎自大也自然就要被崇洋媚外给替代，然后便开始了邯郸学步，结果是人家的东西没有学好自己的东西也忘记了，真的是要让人哭笑不得。用这样的思路思考一下中国的诗歌，也就不难理解古体诗词的被边缘化、新诗被认为是一个失败而要推到了重来和诗歌在当今如此萧条（没有大诗人出现）的原因了。由此再来思考一下现在已经不仅啥也不像而且还要啥也不是的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那恐怕就没有了笑而只剩下哭了。
所谓老干体那是老一辈人发明的，到了现在也还在统治着中国“诗坛”。之所以要打上个引号，是要说明这个东西其实是还算不上什么东西的。再加上由这些老一辈人助推而产生在上个世纪中后期的民歌体和儿歌体，这所谓的中国诗歌也真算得上又创造出了一个颇具特色的伟大的诗歌时代了；而且现在又被一些人端了出来，仿佛那又成了如唐诗宋词一样的要人们努力去发扬光大的中国诗歌的优良传统，也真不知道最终要弄出个怎样的结果来呢！
最初知道波德莱尔的《恶之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因为喜欢艾青和李金发的象征主义。最初读到的译本是王力先生的，是用古风和乐府的方式译的，也因此并没有怎么读进去。现在再来读一下，也还是很有一点意思的。据说还有喜欢象征主义的“雨巷诗人”戴望舒的译本，但至今也没有读到，想来应该是会好一些的。也曾想过更进一步，用格律即近体诗的方式来译，试了试，结果竟然写成了读后感，也因此又只好转回来用新诗的方式来译了。当然，我之所谓译，也仍然只能是改译而已。
所谓“恶之花”所指的当然不仅仅是女人，但在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中也的确是有着太多的女人味儿，而且这味儿又往往并不仅仅是沁人心脾的香而更多的还是令人作呕的臭。鲁迅在谈到曾经模仿波德莱尔的诗集《恶之花》创作了诗集《花一般的罪恶》的新月派诗人邵洵美时曾说他是摸着女人的屁股来写诗的，这和据说是抽着大麻来写诗的波德莱尔是会有一拼的。惜哉后世对其评价不高，这或许与其主张的审丑有关，虽然中国人审丑的历史也已经很悠久了。太多的女人味儿和李杜苏辛诗中的忠君、泰戈尔诗中的崇佛、聂鲁达诗中的讴歌斯大林等等一样都是会成为令我反感的东西；但这也正是所谓历史，我也只好对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如果能更为纯粹一些的话，诗还是中国的好。余曾有论云：“诗之大真，藏于我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诗之大善，辗转我肠：物我两忘，爱亦无疆。诗之大美，乐在其中：妙趣横生，余味无穷。我学有旨，述作兼济：从心之所欲不逾矩，全在如来掌心之外着力；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婉约而不羸弱，豪放而不粗鄙；认片刻即永恒，化腐朽为神奇，自当死之而后已。”这自然是为诗者的最高境。古今中外，能达到如此境界的诗人能有几个呢？但愿在不久的将来，中国能有几个接近这种境界的诗人产生出来，那中国诗歌领风骚于全世界的希望就有了；而能达到这种境界的诗人恐怕有一两个也就足够了，那中国诗歌领风骚于全天下的希望也就实现了，那才是我们可以为之骄傲的时候呢！
“艺术是苦闷的象征”，不用说，我也是喜欢象征主义的。我最初的诗歌创作也大多是对于这一类作品的模仿，也因此做起这件事来就还不是很困难；虽然也还是要付出一些辛苦，但与所获得的快乐比较起来，这点辛苦又实在算不上什么了。
肯定还有不足，但只要我还活着，就有弥补的机会。死了，那就只好有待于后来者了。
壬寅中秋于武清逡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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