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导报》“书坛精英”栏目访谈
何胜江，中国书协刻字硬笔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书协副主席、简牍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定西市书协名誉主席。
“痛并快乐”是我多年来学习书法的真切感受
——何胜江访谈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问
黄俊俭：作为甘肃省简牍书法专业委员会主任，请你简要谈谈简牍书法在甘肃的发展状况，以及简牍书法在当代的价值。
答
何胜江：甘肃简牍的发现从1907年以来已有100多年的历史。甘肃简牍，发现最早，出土数量最多，研究历史最长，内容也最为丰富。其中，涉及的字体如小篆、秦隶、汉隶、章草、行书等，书法价值极高。内容包含了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学、医学等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在中国古代历史文献研究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甘肃简牍特别为研究中国古代书法史和继承中国书法优秀传统提供了极为难得、极为可靠、极具学术价值的原始资料。在这一领域，已故的甘肃书法名家赵正、张邦彦、徐祖藩等老先生把简牍书法结合在自己的创作中，开了先河。他们都是20世纪中国新时期书法复兴的代表人物。经过数十年辛勤的耕耘，在继承简牍书风的基础上，形成了极具个性的风格，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的实践和研究，不仅将简牍书法艺术发扬光大，而且还为当代简牍书法的继承和创新奠定了坚实基础。近几年，甘肃省书协着力打造“书法陇军建设工程”，把简牍书法列为一项重要内容。自2016年至2018年内举办了两届简牍书法展览暨简牍书法创作研讨会、简牍书法专题培训班，并特邀全国名家作品展示、现场讲课。通过培训学习、专题展览等一系列活动，在全省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研究和创作简牍书法的热潮，涌现出了一大批在简牍书法创作和研究上有实力、有潜力的作者。近三年内有12人以简牍书法为主题创作的作品在国内书法大展中获奖、入展。极大地激发了全省书法家、书法爱好者创作、研究简牍书法的热情。
从不断的简牍挖掘和发现中看，简牍书法的应用书写从汉代到魏晋，跨越时间很长，而且呈现给人们眼前的是千年墨迹，是一个比石刻碑版更普及更常见的“书法史”现象。汉文字从刻画符号到基本成熟，经历了6000多年。从铸刻到简牍的物质变化；从刀到笔，工具的不断改进；从官方到民间的社会发展因素；从意象（图形）到具象（符号）；从实用性到艺术性。在这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简牍书法墨迹的发现使人们能够从历史的高度考察书法的演变和流变。20世纪中叶有不少书家接触并研究简牍书法墨迹，成绩卓然。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审美趋向给书法创作带来了新的挑战。特别是有些书法人以浮躁的、急功近利的参展心态，在学习创作中只采用和借用简牍书法简单的造型作为作品的表面点缀，来增加展厅视觉，但忽视了简牍书法内在的笔墨灵魂和文化精神，忽视了其率意、质朴、粗犷、雄健的艺术特点。纵观大量的简牍书法墨迹，在不断的研究中发现，简牍书法不但纠正了书法史上许多偏见和认识（诸如：民间书法的草率、粗野、丑态等说法），更加促进了书法意识和审美的不断觉醒。因为简牍书法具有文字学与书法学的双重意义，简牍书法的时代是处于字体变革的活跃期，多种字体样式纷呈，书写风格因简而异，尤其是隶书简与草书简的书写水平普遍较高，隶书字体特征相当成熟，草书的符号程度也已较高，在很多简牍的书写中，已经表现出追求书法审美的诸多因素，既表现出作为民间书写的审美取向，也反映出与当时其他书刻材料的共同特征。总之，探究分析简牍书法不仅对当代书法的创变有很深的启迪和极高的价值，更会对后世书法艺术的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问
黄俊俭：“痛并快乐”是你多年来学习书法的真切感受。那么，“痛”的原因是什么？“快乐”又源自于哪里？
答
何胜江：我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农家，父辈以上祖祖辈辈都以务农为主。小时候，大人们在农闲时做些手工活来养家糊口。我是家里的男娃，村子里的同龄孩子都上学了，父母也一心想供我上学念书识字。记得第一次背上妈妈用旧衣服缝的书包时，爸爸说：“老年人常说，三辈子不读书，头脑不如驴。咱们家族祖祖辈辈没出一个读书人，只有我请人才教会了写自己的名字。你要好好念书，希望以后过年时咱家门上能贴上你写的春联，让别人再不要低眼看咱家，你也就对得起祖先了！”当时，爸爸说完这话时眼眶红红地含满了泪水。上学后，家里的生活极度拮据，我的学费和学习用具全依仗家里唯一的一只老母鸡下的蛋和妈妈梳下的头发变钱。有时家里没粮揭不开锅经常挨饿，我一放学就跑到荒滩和地埂上挖野菜。记得有一年天大旱，还遇到雹灾，庄稼基本没收成，再加上家里劳动力少，挣不多工分，农业社分的粮食很少，不够吃。放寒假了，大冷的天气，家里没有吃的，妈妈偷偷瞒着邻居亲戚，带着我到别的村庄讨饭。妈妈是缠过足的小脚，雪地里走路还要我搀扶着。轻轻敲开人家的门，哭笑着脸，看着人家的白眼，说尽乞讨的好话，忍气吞声，翻过一山又一山，走过一村又一村。过年了，村子里别人家的孩子欢天喜地，有读书识字人的家门早早贴上了红红的春联。除夕那天下午，我从同学处要来了人家剩下的半张红纸，裁成两小条，瞒着家中大人到庄子上同族唯一会写毛笔字的二爷家求写一副春联。因为我脑海里常常记着爸爸的话，想乘夜色把春联贴在自家门上给爸爸一个欢喜。我在人家屋檐下站了半天，见我是个孩子，二爷用火铲一边烧燎着刚宰的年猪头上的杂毛，一边还说：你家也要贴春联呀？谁认得字呀……最后，还是没写上春联。我含着眼泪回到了家里，看着红纸，干脆自已用破布线扎了个笔，蘸上锅底烟灰泡的墨水在两条红纸上学着写了个当时最流行的对联“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贴在了自家的大门两边。在灯光下看着自己写的春联，既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我家总算贴上了红春联，担心的是怕爸爸看见了会骂我不知天高地厚。第二天是大年初一，一大早爸爸把我叫醒，让我跪在客堂屋的桌前，桌上摆着爷爷的照片，爸爸哭了，泪水滴在了我的头上，我吓坏了，可爸爸对着爷爷的照片说：咱家也贴上红春联了，是咱娃娃写的，祖先们啊睁开眼看看吧，咱家也贴春联了！
这件事以后，我决心要把毛笔字写好，为祖先争光。那时没有字帖，在学校请语文老师给我在写过作业的本子背面题写大楷字，一到放学或课间时就照着老师写的样子临。眼看着作业本写完了，老师教我做了个盘子把细砂土装在里面，平正表面后用执笔的方法拿上小木棍在砂土上练习字的结构；老师还帮我找来一块大方砖，让我把当地山崖上的红色石头砸成粉泡成红色水，用笔蘸水在砖头上练习，待砖把水吸干后再写，可重复使用。每当放学或节假日，把家里老人安排的农活干完后，我就在砂盘和大砖上练字。有一天放学后怎么也找不到练字的砖头，妈妈说她看砖方正就垫到酸菜缸下面了，待从缸底下拿出时已压成三块碎砖杂子了，一下子妈妈也傻眼了，为这块砖我哭了整整一夜。
后来，因家境贫寒，为了生计，我到煤矿当工人。当时，在单位职工中，因我字写得较好，领导就安排我到矿办公室当秘书兼搞宣传工作。矿山工作环境还是艰苦，练习毛笔字的人很少，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钱也买不到字帖，当地新华书店只有上海出版的《周慧珺行书鲁迅日记》和《五体常用字》字帖，可一到书店就抢光了，我想办法托朋友从外地买到了这两本字帖，一有时间就照着写，也没有老师指点。偶然在报纸上看到光华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书法大字典》，书价是十四元五角，当时我的月工资为三十六元五角，要买这本字典就得节省吃饭钱，但钱还不是大问题，问题是有钱还买不到。我就写信托省城工作的叔叔，他跑了好几个书店都没买到这本书，正巧他兰州大学的一位教授朋友买了这本字典，因价高想转让，叔叔立马买来寄我，并写了一封长长的信抱怨我：“你一个煤矿工人花钱买这书不值得，而且人家老教授都说这是搞书法研究的人才会用，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个啥呀？”叔叔的信刺伤了我的自尊心，我在心灵的痛苦中暗暗下定决心，这辈子不管多苦也要练好毛笔字。此后，一有时间就抱上这本字典翻看，并把整本字典上的真、草、隶、篆字体的各种写法一字不漏地用小楷毛笔双钩了两遍。
诸如此类的事太多太多了。还有在学习书法中，临帖时难解的困惑、无助；向人求教中的白眼和嘲讽等，虽然一次次让人心痛，有时痛得喘不过气，欲哭不能，但我始终没有放弃自己的这份所爱。幸运地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了书法热。我的作品第一次投稿就入展了第八届“国展”，后来连续多次入选并在全国展览中获了奖，我还曾多次随中国书法家代表团参加在日本、意大利、德国、法国等10多个国家举办的国际交流展。由此，书法给我带来了快乐，这快乐不但忘掉了过去的痛苦，更加增强了继续和自己斗争、继续刻苦学习书法的信心。
有人曾说：伟大的艺术，都来自于痛苦。我认为，其实痛苦的同时就是快乐。
多年的学书经历让我感悟到，书法不只是写字的艺术，更是表现个人精神面貌和心性的艺术，是一种生命的修行过程和体验。寒灯夜雨，良工心苦，汲汲穷年，苦苦求索中的迷茫和纠结，真让人“痛”；得到良师益友的点拨和获释，在慢长岁月的孤寂中能体道正悟，每看到自己所创作的一件件书法作品如婴儿一样活现在眼前时，我的心是无比的快乐。
我认为，“痛并快乐”是人生的一种生活状态，有苦亦有甜，这就是生活；“痛并快乐”更是一种坚强和乐观。“痛”原在学习和修炼的过程，“快乐”源自修炼后的充实和所得的果报。
“痛并快乐”是我多年学习书法和书法生活的真切感受。我感恩书法！
问
黄俊俭：多年来，你在不断提升自己书法水平的同时，还带动培养了一大批地方书法人才，积极参加送文化下乡、义捐作品活动，并且举个人之力宣传推介地方文化，请你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答
何胜江：回想自己的书法生活，是从业余走向专业的，一路走来除了认真和坚持地去学习，再无它法。为了更好地提升自己的书法水平，我前后就读于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中国人民大学和中国美术学院，全面系统地研习中国书法艺术。在学习期间，获得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书法院优秀学员”的嘉奖。通过数年的系统学习，虽然提升了书法专业水平，但自己感到应该用自己所学回报社会、感恩社会，才是一名真正的书法人。
我们地方上热爱书法的人很多，但大多数是业余爱好者，往往是求学无门。因此，竭力带动和培养地方书法人增强书法创作的专业性，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自己在边学习边创作的同时，利用业余时间，以沙龙研讨的多种形式与当地书法爱好者不断交流互动，不定期地进行书法进校园活动，为中小学生讲解书法理论、指导技法、点评作品。在短短数年里，先后有16人的作品入选国家级展览，有50多人入选省级展览，形成了一个书法创作团队。同时，积极组织当地书画家广泛开展书画义写义捐活动，为山区群众、矿区、部队、学校、村社送去精神食粮。近三年内，自己本人参与省、市、县组织的文化下乡活动达120余次，义写义捐作品累计1700余幅。在地方帮扶脱贫、资助乡村教育工作暨文化惠民系列活动中，义拍义卖作品，并将所拍资金全部捐赠给贫困农户和乡村学校。特别在疫情、特大自然灾害发生后，积极参与组织抗灾活动，创作并捐献书法作品累计达142幅。为打造“中国书法之乡”，自己精心创作了书法中堂对联126副，精裱后集中捐给63户农家，建立了“景木岔书法村”。从心灵深处表达一个书法人的翰墨情怀。
一直以来，自己力求书品与人品兼修，在自身勤奋进取的同时，立足本土，广结墨缘，全心全意宣传地方文化，服务人民，尽一个书法人的责任。积极团结鼓励本土书画爱好者参加交流，参加展览，竭力向外界推介地方文化。多年来，遵照地方党政关于“走出去，请进来”的文化交流方针，用自己的为人深深感染着每一位接触过的文化名流。举个人之力，自费邀请刘正成、陈新亚、易新生、吴善璋、丛文俊等一大批书法家来通渭考察讲学，并写下了《通渭酒事》《钟情书画的通渭人》等文章，先后在各级党报发表，将通渭地域文化推向了全国；邀请并陪同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来通渭采风，写下了《通渭人家》的名篇，相继在全国多家报刊转载，对通渭文化产业的更快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与作家张贤亮、诗人汪国真相识后，张贤亮打消了通渭“苦甲天下”以贫瘠著称的旧印象，发自内心地题写了：“人间繁华在长安，世上书香出通渭”的赞语；汪国真写下了《书香通渭》的名篇，把通渭书画进一步升华，一下子这个小小的贫困县有了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在全国书画界引发了“通渭现象”热，对全县乃至全省文化产业的开发和文化事业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受到省、市、县各级组织的肯定和领导群众的好评。本人同时也获得了甘肃省和定西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成为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和政协常委，被定西市委连续三届确定为行业拔尖和领军人才。
问
黄俊俭：请谈谈你的学书经历及今后的打算。
答
何胜江：前面我说了，我出身在一个贫困的农家，家庭生活的拮据，当时连上学都很困难，在学校读书时就很热爱书法。但在书法资料匮乏的那个年代，起初只有请学校语文老师题写大楷样字照临，再到双钩字帖描红，一系列的笨办法，夯实了初学写字的结构基础。但从汉字的书写到书法、书法艺术、艺术书法、构图展示等，每个阶段都有一个高高的门槛，要走进书法艺术的殿堂，每个门槛是不能轻易逾越的。在学习书法的过程中，我经常遇到困惑、纠结、无助，拜遍了当地书法老师以求得点拔、获释。到知天命之年时，勤临墨池数十年，作品虽数次入选“国展”，但自己总觉得很是迷茫，便决意选择到中国书法院去求学。在中国书法院不仅得到导师王镛先生的悉心指导，还接触了刘正成、沃兴华、石开、陈国斌、丛文俊、胡抗美、曾翔等先生。他们渊博的学识、高深的见解、异彩纷呈的创作令我眼界大开，使我无论在思想观念上，还是在创作能力上都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艺术之路很长，学无止境。经过多年的临池学习，虽然比较系统地掌握了书法技法和书法理论，但书法艺术绝不能只限于参加各种展事和对别人作品的收藏欣赏，需要继续不断地去探索、去思考，深入经典，与古人对话，同时深刻体验古人书法的常态生活，再去与当代纯艺术的展厅视觉效果接轨，承古开新，寻求自我。在今后的学书道路上要更进一步提高综合素质，领会中国文化精神，把字当人写，真正找到书法艺术的心性灵魂，努力创作出无愧于自己、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更好地为人民服务。
何胜江作品
（访谈发表于2020年6月17日出版的《书法导报》第十版）
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河南省书法家协会新闻出版传媒委员会秘书长、中央财经大学当代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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