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导报》对话
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
□本报记者 黄俊俭
黄俊俭(主持人):各位好,上期我们针对“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这个话题展开了讨论,大家能够敞开心扉,畅所欲言,各抒己见,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下面,我们接着这个话题继续讨论。陈 宇:书法和古典诗词、楹联,本质上两者技法理论相通,都是从掌握基本技法到熟能生巧,再任由驰骋、无拘无束的状态。事实上,抄诗与写诗并非目的,对国学修养、诗词创作的提倡,其根本是以它为切入点,逐步深入传统文化精髓,真正融入到中国文化审美的广度与深度。当文心诗胆与笔墨涵养融为一体,便把自己充分解放出来,让自己的心灵没有束缚。文人的书法向来是不拘法矩,情之所至,翰墨芳华,不仅成倍地增加了作品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一种中国文人独有的、美的形态也被创造出来。书法家深入古典诗词、楹联等传统文化,是提升专业素养日益成长的内在基础,文格决定艺格,没有学养,只见才情,难有境界。古来大家皆尚“文”,所有的创作都以“文”为基石,而技法要旨均在“文”中。书法是最具中国人文精神的反映,是究其一生的精神探索。不屑于“文”的创作,只能是低层次的匠作。艺文同修,反省躬行,表达自己内心的精神情感,丰富的内心世界通过笔墨释放起来,神游于浩瀚的历史时空,天地豁然开朗,一无牵绊,万境俱开,这才是书法人该有的状态。同时,常录自己的心语,言从己出,是为书法之高格。每每有会心之语,灵性之言,捉笔展纸,信笔流淌,自然都是发自性灵的心迹,字字都是情感乃至情绪的表达。这样的书法,是魂的艺术。“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精神万古、气节千秋”诚为文人立世之本,文人的气质、品格、素养、底蕴,同样是书法特有的精神内涵与文化内涵,书法必须要有传统文化的注入,在这个意义上,书法领域背后思想支撑的基础、文化认同的重建、精神疆域的开拓,都是文化传承和传统继承的前提。书法复兴之路是回归传统人文精神之路,它不是历史的、桎梏的形态,而是精髓与神髓彼此交融,是思想观念迸发,独立高格的艺术主张,神游和独创的博大空间。由古典诗词、楹联切入书法,印证书法与文化生成,倡导思想和学术互动,致力理论与创作融通,是每个书法家必须承担的使命,也是书法当下与未来必然直面与回答的选项。黄俊俭:陈宇从古典诗词、楹联等谈到书法家素养的提升。他认为,书法家深入古典诗词、楹联等传统文化是提升专业素养日益成长的内在基础,文格决定艺格,没有学养,只见才情,难有境界。同时,陈宇还认为书法家常录自己的心语,言从己出,是为书法之高格。李志宏:时下,不少书法家在追求书法技术精益求精的同时,也喜好创作格律诗,并将自作诗词创作成书法作品,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历代兼擅诗书的书法家数不胜数,近现代许多具备深厚的旧学基础的书法家也都兼擅诗书,比如赵朴初、启功、饶宗颐等,当代老一辈书法家沈鹏、林岫和陈永正等诗词造诣也很高,文脉传薪,风雅不绝,这是书法界一股清流。张怀瓘《书议》写道:“论人才能,先文而后墨,羲献等十九人,皆兼文墨。”这段话和当今书法界“书法家同时应该是文化人”的论调如出一辙。时下,有不少书法家热衷于创作诗词,个中有标榜才学的成分,良莠不齐,大部分都是献丑露拙,除了形式整齐,合乎倚声和律之外,辞藻干瘪,平淡无奇并无可观之处,用字无非是“翰墨”“临池”“魏晋”“二王”之类,千篇一律,了无趣味,显然是勉强为之,为写诗而写诗。在诗词圈也有相对应的情况,一些诗人在诗兴勃发的时候喜欢挥毫泼墨,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书法审美和临池功夫,写出来的“墨宝”粗浅鄙俗。诗人未能深入学习书法的用笔、结构和章法,是不可能灵机一动就写出一手好字的。以书法家和诗人的长短相互对照,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长短相校,扬长避短才是明智之举。人的禀赋各不相同,书法家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偏要创作诗词。在当代,由于展赛风气的驱使,涌现了大量的书法家,这些书法家或任职于文化部门,或投身于教育事业,或设帐授徒,或以卖字为生,能够立身扬名的却寥寥无几。由于书法的实用价值逐渐减弱,社会大众更加注重书法的艺术审美价值,特别书法作品进入展厅或庙堂家居之后,主要是以艺术品的身份进行展示,欣赏者未必将作品的书写内容放在第一位,而是更加关注情境搭配,氛围营造,从笔墨形式中寻找个人钟情的艺术大美,寻求精神上的共鸣。笔墨当随时代,在20世纪我国考古领域有许多重大发现,使得大量的书法资料重现于世,这无疑是书法界的福音,书法家可以取法的资料可谓是碑山帖海,浩瀚无际,其载体有金石、骨竹、简帛等,其书体涵盖篆、隶、楷、行、草,书法家面对如此庞大的书法资料库,视野和眼界更为开阔,取舍融合可以全凭个人喜好,就算从名作中撷取一枝半叶,也足以涵泳性情,变化气质,羽化自我,创作出迥异于前人而又合乎大美的时代力作。作为艺术范畴的书法,其形式是笔墨,其载体是汉字,其基点是美学,其诉点是性情。几千年来,书法家守住传统根基,肇阴阳造化之功,穷毫末变态之妙,万变不离其宗,可谓囊括万殊,裁成一相。尽管书法和诗词有不少相通之处,但其表现形式并不相同。诗词创作注重的是生活体验、文化修为,加上灵感驱使。诗词注重意境、思想境界,而不仅是简单地描摹景物和空发牢骚。黄俊俭:志宏谈到诗词圈也存在相应的情况,一些诗人在诗兴勃发的时候喜欢挥毫泼墨,但由于缺乏基本的书法审美和临池功夫,写出来的“墨宝”粗浅鄙俗。他认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长短相校,扬长避短才是明智之举。书法家可以学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偏要创作诗词。董水荣:国学修养鼓励我们走向古典诗词的世界,去体悟历史不同时代的生命气象。因此,面对诗歌,不仅是写诗,更重要的对生活的发现、感悟,对精神的信仰。这样,诗歌境界才会真实而开阔。世界发生了整体性变革的图景,诗歌沿用古典格律做局部性的修补或改造,意义不大。但是,书法界越来越多的“伪诗人”,正躺在古典诗词里反复炒着发馊的旧饭。古典诗词越来越倾向于写技巧诗、书斋诗、纸上诗,格律再规范、词句再精炼,心灵空洞,没有情怀,终是古风文字游戏罢了。诗人的架子端得很足,写出来可能连自己都不想读。一方面时代语境变化了;另一方面,写诗者早已没有“文心”可言。书法家强调国学修养,在我看来,更应该强调整体“文心”,“文心”关涉到精神气息的流转。强调文化、生活与人的关系,给生活做出了真情实感的表达。一个时代是有一个时代的生命气息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现代诗歌就涌现了一批像徐志摩、闻一多、冯至、戴望舒、艾青、卞之琳、何其芳等诗人,20世纪七八十年代出现了余光中、顾城、江河、北岛、舒婷、于坚、王小妮、欧阳江河、韩东、海子、孟浪、陆忆敏、陈东东、万夏、杨黎、张枣、汪国真等一大批诗人,他们的诗正成为新经典。20世纪现代诗歌盛极一时,这何尝不是新文化精神,跟思想解放有关,因为精神的流转使生命变得神采飞扬。诗词必须要在生活中落实,诗词才有它的生命力。我们要明白一个道理,首先是生活孕育了文化。从古至今,真正中国的圣贤,都是以时代生活、人生境遇为根底来讲文化。唐人不会与汉赋作为文体的主流,显示自己的古风,宋代不会与唐诗作为标准,彰显个人的才华,元朝也不会用宋词来显摆。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但每一个时代“诗”的载体并不一样,归根结底要回到自己的生活,回到自己的时代,不玄虚,不显摆。因为生活在变化,文化也要变化,诗词肯定要随之变化。诗言志,它的内部藏着新时代的义理,而现代的诗与歌就是一种世俗的义理,只是现代诗开放的节奏与声韵,更能以个性而独特的角度切入生活,以呈现出生活的复杂与丰富。现代诗与流行歌之所以一次次引发共鸣,那是因为一次次击中心声。这种心声是旧心灵的异见,也是生命义理的一次次崭新发现,不同于陈旧的吟唱,无病呻吟,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果将书法家视为艺术家,那么艺术家往往都是世界新价值的发现者和表达者,他不站在旧传统的价值观上,而是敞开生活的可能性,竭力寻找新的心灵体悟。因此,诗文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格律来表达当下,而更多是通过现代诗文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自身的价值,这是极富现代感的表达。我一直怀疑书法要不要时代性,是不是“二王”之后,不再需要更新了?如果需要,那么当代书法,包括笔墨、诗文内容、审美、理念,如何转换?目前,几乎所有的当代探索都被视为离经叛道。可以肯定,书法一定不是为了复活一种传统,书法当随时代才有生机。如果当代连诗文都要古典的,那还如何反映生活?反映时代精神?黄俊俭:水荣认为,诗文无须遵循那个时代的旧格律来表达当下,而应该通过现代诗文来张扬生命的自由和自身的价值,并认为书法家强调国学修养,更应该强调整体“文心”,因为“文心”关涉到精神气息的流转。此次对话围绕“书法家必须要写好古典诗词吗”?展开,意在回应广大读者对此问题的关切,也是为了与读者朋友产生互动而进行的一种尝试。希望读者朋友将你感兴趣的话题告诉我们,我们将邀请有关专家、学者为你答疑解惑,也希望你为此栏目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黄俊俭,《书法导报》副总编辑、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著有《书法访谈录》《军旅书家访谈录》,曾在南宁、苏州、扬州、厦门,以及马来西亚举办个人书法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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