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夜行记】是魔宙的半虚构写作故事
由老金和他的助手讲述民国「夜行者」的都市传说
大多基于真实历史而进行虚构的日记式写作
从而达到娱乐和长见识的目的
每当出现新东西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都市传说，有时候搞笑，有时候吓人。
比如，1990年代初，电话刚开始普及。
半夜接到电话，是件可怕的事儿，尤其是对方不说话，啪叽又挂了。
不管那头儿是人是鬼，都挺瘆人的。
没有来电显示的年代，会有人这么搞恶作剧，在黄页里随便挑名字打电话。我小时候干过。
有来电显示的年代，有“鬼来电”的都市传说：电话响了，显示的是自己的名字或号码，没几天人就死了。
号码显示这种事，搁现在是能用技术实现的，所以还没那么吓人。
不好解释的是“来自死者的电话”。
十几年前，美国有个地儿发生一起列车事故。事故发生几天后，有人接到自己亲人打来的电话，接听之后对方不说话。
后来，其他亲属也接到同样的电话，那边也没声音。
电话公司的记录显示，这些电话确实拨打和接听了——电话的主人却已经在事故现场死去很久了，电话就在他身上。
香港也有过类似传说，某餐厅接到某楼某号房间的电话，说要外卖。送去之后，拿回来的钱一夜之间变成了冥钞。
后来发现，这房子里的人早死了，屋里躺着四具尸体。
据说，这个传说是香港警方调查证实过的。
1932年的一天晚上，上海发生了一件类似“鬼来电”的事情。
当晚，我太爷爷正在办公室睡觉，被电话铃吓醒，接听后，那头儿却发出了奇怪的声音。
今晚「北洋夜行记」就讲这个故事。
故事由主笔「掘坟仔」整理。
案件名称：神秘电话案
案发时间：1932年3-4月
记录时间：1934年9月
案发地点：上海苏州河北唐家弄
故事整理：掘坟仔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夜里，我接了一通电话。现在回想起来，还是觉得挺瘆人。
那天我忙着调查一件事儿，一晚上都耗在了大街上。等回到事务所，已经过了十一点。
望平街上的房子还有很多亮着灯。最近所有报社编辑都在加班加点，报道中日停战谈判的最新消息。
1932年日本在侵占中国东北后，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在1月28日向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发动进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的率领下奋勇抵抗。图为当时侵略上海的日本海军陆战队。
这场仗从开春开始，打了有一个多月，日本人围着租界，把周边祸害个够呛。
我累得不行，支开行军床，头沾枕头就睡着了。
一阵炸耳朵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我腾地从床上弹起来，冒了一身冷汗，瞪着桌上的电话机，没回过神。
电话铃一直响。
黑灯瞎火摸半天没找着鞋，我光着脚下了地，拿起听筒喂了一声。
电话那头一个奇怪的男声，呜里哇啦地说了几句什么，像嘴里含着东西，又好像是被水呛到了。
“哪位？我听不清你说什么。”我冲着话筒嚷了一句。
听筒里一声叹气，然后是一片死寂。
之后再没传来任何声音，直到电话挂断。
我站在行军床和办公桌间狭小的缝隙里，握着听筒，看了看墙上挂着的小挂钟，十二点整。
那个声音一直在脑子里响，我琢磨半宿没睡着，也猜不到可能发生了什么。
我坐在床边，点上烟，看着窗户外面，一条条暗黑色的楼房轮廓，墙上的窟窿里透出暗黄色的光亮。
上海这样通宵明亮的夜晚我还是不习惯，总感觉是在一个幻象里。
图为1930年代日本明信片上的上海夜景。
天快亮时迷迷糊糊睡过去，我梦见北京低矮的四合院，院里葡萄藤一定刚抽嫩芽，屋瓦上野猫一定叫唤个不停。
之后几天我忙得四脚朝天，就没再想那个奇怪的电话。没想到有人因为这电话的事儿找上门来。
来人是公租界的日本巡捕，叫横山正一，小矮个，总戴着个鸭舌帽。之前因为其他案子的事儿见过他。
他不像别的日本人说话拐弯抹角，上来就问我，认识不认识一个叫李玉明的。
我说不认识。他又问我，前几天半夜是不是接到一个电话。
我琢磨了一会儿，没直接回答他。
横山看我发愣，接着说，电话就是李玉明家里打给你的，应该就是他本人，他跟你说什么了吗。
我说我们根本不认识，从来没听说过这个名字，对面一句整话都没说，就没声了。
“他死了，那天晚上。”横山加重语气，口音显得更别扭。
他又问了我几个问题，提醒我不要乱走动，街上不太平。这是怀疑我跟这事儿有关，怕我跑了。
我说我不会乱走动的，省的总看见你们日本人。
他使劲摔上门走了。
国民政府和日本关于上海战事的停战协定还在商议，公共租界大街上又多出了许多日本浪人，号称是保护日本侨民。
图为一二八事变后报纸上刊登的维护秩序的日本浪人。
横山专门跑一趟，我觉得有点奇怪。
前段时间，公租界连出几起恶性案件，受害者中有好几个国家的人，巡捕房都爱搭不理。
这回一个日本巡捕，怎么突然关心起一个中国人的死。
我找来最近的报纸，翻来覆去，终于在一份小报的第六版犄角旮旯里，找到一段消息，说到唐家弄的一起凶案，死者就叫李玉明。
我给这家报的编辑打了个电话，问到了案发地址，蹬着自行车就去了。
唐家弄在苏州河北，离前段时间战事激烈的火车北站不远。往东没多远，就是日本人聚集的四川路、吴淞路一带。
右图为当时日本人在上海的聚集区。左图为日本人在虹口聚集区的市场。
过了苏州河，明显感觉到气氛不一样，紧张，萧条。一个个日本浪人穿着西装，面无表情在路边溜达。
我拐进了唐家弄，这里的楼房一幢挨着一幢，道路窄小，像极了北京的胡同，只不过房子高得遮住了天。
弄（lòng）堂，即楼房与楼房间形成的小巷，是民国上海特有的一景。图为当时上海犹太人聚集区的弄堂。
李玉明家在弄里一栋楼的二楼，本以为家里不会有人，没想到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女人开了门。
我以为她是李玉明的妻子，问了才知道，她是李玉明的妹妹，叫李锦华。
我把我的名片递给李锦华，她看了看，好像不太明白。
我告诉她，她哥哥遇害当晚，有一个电话从他们家打到我的事务所。说不定是他哥哥有什么事情想委托我调查。
“我哥哥是个开书店的，平时就是进书卖书，我没见他与什么人有矛盾。”李锦华把我让进屋，手扶着腰，很费劲地关上了门，然后靠在门上。
这房子不大，两间屋子，里屋挂着门帘，看不到。
外屋中间摆着一张小圆桌，靠墙放着一张书桌，一张床，一架黑色电话机摆在书桌当中。
图为1932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办公室内景。圈出的为当时主要流行的两种座机。
李锦华慢慢从门口挪进来，说家里只有这个电话，平时也不怎用。
我围着书桌仔细看了看，电话机上和桌沿上还有些暗红色的血渍。
当晚李锦华并不在场，她在海宁路上的锦华书店看店。前段时间书店的门窗被炮弹震碎了，一直都没修好，每晚都得有个人去看着。
李锦华在书店待了一宿，等到第二天中午，也没见哥哥来替她。
她把书店托付给旁边的店老板，自己回了家，发现哥哥就死在屋里，就报了警。巡捕检查现场，说哥哥就是在桌子旁边被杀的。
我看到在电话机旁边，有一个棕色的本子，上面也粘着血渍。
得到李锦华允许后，我拿起本子翻了翻。
这是一个电话号码记录本，上面有十几页，记满了电话号码，还夹着几张名片。我没在上面看到我的号码，也没看到我的名片。
我问李锦华能不能把这个本子带回去。
李锦华无力地点点头。
我又问，她哥哥最近有没有什么异常。
李锦华说没有，“哥哥几乎不怎么离开书店，有给客人送书的事情，也多是我去，最近我不方便，他才出去的多一些。”
整个过程中，李锦华一直很平静，脸上没什么表情，也没掉眼泪。
我看了看李锦华的肚子，说最好让孩子他爸来照顾一下。
她脸上白了一下，走到椅子上坐下没说话。
我问她还有没有其他亲戚可以帮忙的。她摇摇头。
我不好再问，给她留下名片，说如果想起什么，或者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都可以给我打电话。
走出楼道，一个大妈从门缝里探出脑袋，很警觉地看着我，“侬萨宁（你是谁）？侬想哪能（你想干嘛）？”
我说是拜访李玉明家，大妈叹了口气，“作孽啊，兄妹俩没爹没妈，不容易。你是没看到的呀，她哥哥死得可惨了，流了好多血。”
大妈从屋里走出来，神秘兮兮地对我说，“看到了伐，妹妹肚子大了，我听别人说，他们兄妹两个，不干净的。你不信呀，我就住他们楼下，反正我是从来没见过有别人去他们家的呀。”
我有点不知道怎么接话。
大妈还想再说什么，楼上传来了脚步声，大妈赶忙回屋，“嘭”地关上了门。
下来的不是李锦华，是个老头，眼皮不抬一下，径直走出了楼道。
回到事务所，我翻开电话簿，挨着个地查电话号码。
电话簿里有两种字体，可能就是李玉明和他妹妹李锦华的，有一种字体记录的电话号码多有标注姓名，另外一种却只有数字。
翻好久也没见着我的电话号，倒是有两个号码和我事务所的号码十分接近，一个14066，一个13065，都只差一位数（我事务所的电话号是14065）。
这两个号码旁边并没有标注姓名。
我找来一本公共电话簿，这上面是按照电话用户的名字顺序排列，我翻了一天，也没什么收获。
图为民国期间放在电话间供人查询拨号的电话号簿。
早上起床，我看见搁在床头的电话簿，忽然想起电话公司有我一位客户，姓钱，算是一个头头。
很久之前我曾经帮过他一个大忙，事务所的电话机就是他免费给装的。
我给老钱打了电话，让他帮我查查那两个电话号码。
话筒刚撂下，一个电话打了进来，是李锦华。
她说想请我再过去一趟，有线索，但电话里不方便说。她的声音还是很平静。
我叫了一辆黄包车，赶到李锦华家。
上海的人力车与当时北京的不同，车棚常用黄布，因此被称为“黄包车”。图为民国中期上海街头的人力车。
李锦华精气神稍好一些，她扶着墙慢慢带我往里走。
屋里拉着窗帘，暗得看不清东西，我纳闷大白天拉着窗帘干嘛。
李锦华示意我跟她走到窗户边。
她轻轻拨开窗帘一个小角，让我看对面的楼下。
我看了一会儿，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有个穿深灰色西装的男人，倚在对面楼的门口，看似漫不经心，眼睛却时不时地往二楼瞟，不一会儿又换了个位置，但眼睛依然没有离开李锦华家窗户。
“昨天你走了之后，我就注意到他了，我还特意下楼转悠了一圈，想看看他会不会跟踪我，没想到他真的跟着我走了一圈。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个人。”
我又观察了一会儿，确定他的确是在监视这间屋子。
我让李锦华不要再出门，或者可以住进医院。
李锦华听我说完，对我说，“金先生，这孩子不是我的。不过——我也不知道它是哪儿来的。”
见我很惊讶，李锦华也没多解释。她还是很平静地说，要是我能查出杀害李玉明的人，她就把房子抵给我。
“我还有些积蓄，一并给您。”
看李锦华这样儿，我有点担心她想不开。
我只好说几句宽心的话，劝慰她一下。我嘴笨，也不会劝人，越说越尴尬。
李锦华看出我的意思，说：“金先生，不必多说，您是个好人，——我不会有事的。”
我从窗帘缝隙瞄了一眼，看那家伙还在，就没再多说，下了楼。
一走出楼房，那人就看见我了，他瞅了几下，扭头就走。
我紧走两步，跟在他后面。
灰西装在弄堂里七拐八拐，拐进了一个特别偏僻的石库门。
石库门，民国上海特有的一种民居。以其单元门常用石头做门框而得名。
我知道这是在钓我，怕有埋伏，没再跟过去。
我走到门洞口，里面是个小天井，周围的几栋房子都废弃了，看不到有人。
四周也没有能进到天井里的路，这个一人多高的门洞，是唯一的通道。
“里面的兄弟，都是道上的，我不是巡捕，一不抓你二不害你，别下黑手，我进去了。”
我站在门洞口，冲里面喊了两句。
里面没声音，也没人出来。
我怕这么耗下去，他没准就从别的出口跑了，只好硬着头皮往里走。
门洞两侧，有通往楼内的楼梯，我观察了一下，他没上楼。
再往前走，就是天井小院，他就站在靠门洞这边的角落里，手里拿着一根钢筋。好在刚才我垫了那几句话，要不然钢筋可能就抡我身上了。
1905年前后，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传入中国，此后这种西方建筑技术逐渐取代中国传统的建筑技术，成为主流。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上海的弄堂建筑开始大量使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技术。
灰西装问我是谁。
我没回答，上下打量他一番，说你是谁。他有点不耐烦，说我问你话，日本人找过你吧。
听这话的意思，他应该不会是日本人。
这时，门洞外一阵脚步声，我回头一看，是几个日本浪人，领头的是横山正一。
“金先生，你在干什么？”说话间，他们走过门洞，进了天井小院。
就这一回身的功夫，刚才那个拿钢筋和我对峙的男人，不见了。
我扯了个谎，说自己内急，找个僻静的地方方便一下。
横山知道我在撒谎，他环顾了一下小天井，什么也没看到。他们骂了几句日本街，匆匆离开了天井，好像还有什么急事。
天井小院又恢复了安静，我冲着破败的楼房“喂”了几声，没有回答。
上海电话公司在江西路上，是一栋西洋式建筑。
上海电话经营单位主要分为华界和租界两部分。1930年，上海电话公司由美国商人创办，全面接替英商上海华洋德律风公司在租界的电话业务，成为租界电话业务的主要经营单位，该公司一直经营至1950年。
老钱已经查到了那两个号码的情况，一个属于医院，另一个属于一家外贸公司。
他带我进办公室，关上门说，前两天，日本巡捕也来问过李玉明家的电话。
“这个事情我也不是很熟悉，不过我能给你找个知情人，我们这的接线员。出事的前两天，我们的自动交换机坏掉了，一时半会儿修不来，就启用了手动交换机，正好这个接线员，就是那天晚上的班。”
老钱怕人多耳杂，嘱咐我在办公室等着，他去找人。
人工电话交换机是电话接续过程中的接线、拆线等作业完全由话务员手工操作完成的交换机。按其电源供给方式分为磁石电话交换机和共电电话交换机。1932年，上海电话公司的人工交换机逐渐被自动交换机取代，但仍保有大量共电式人工电话交换机。
不一会儿，他领来一个小个子，十七八岁的样子，眼珠子滴溜溜转，透着股机灵劲儿。
老钱把小个子推给我，“小何，把你知道的，跟这位先生讲讲，不要害怕，他不是巡捕，不好抓你的。”
这个姓何的小个子样子怯怯的。
我说，那天半夜李玉明打了一个电话，不知怎的打到了我这里。
他有点紧张，说话结结巴巴：“唔勿是存心的（我不是故意的）……唔发现错了，马上就改了呀，谁知道那边已——已经挂断了，可能就是那时候死的吧，这我都跟长官们说了的。”
老钱替他解释，说李玉明家拨出的电话，本来就不是打给我的，而是小何接错了线，我才接到了电话。
小何说，电话本应该打到13065这个号码上，是红十字会医院的急诊值班室。
中国第一红十字医院，源于1907年工部尚书吕海寰和左侍郎盛宣怀创立的中国红十字会。1910年医院在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正式竣工，现为上海华山医院。
说完，小何一个劲地抠手，眼皮耷拉下来，又是皱眉又是叹气。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接错了线，耽误了李玉明的救治。
他说：“那两个男的声音都很着急。”
“两个男人？”我跟他说我就听到一个人哇啦哇啦说话，听不清说什么。
小何说绝对错不了，是两个声音，一个离听筒近，一个离得远。我可能听不出来，但他分辨得出来。
“我听声音，就像你们看东西一样，是苹果还是香蕉，一下就能区分开。”
我问小何 ，这俩人的声音，你再听到还能不能想得起来？
“那当然，你见过一次苹果，再见到还能不认识了？”
我让老钱帮忙安排，最近都让小何值班，听到那天晚上俩声音里的任何一个就联系我。
如果能找到其中一个声音的来源，那人即便不是凶手，也一定在现场。
离开电话公司，我就直奔海格路上的红十字会医院。
在医院的急诊病房转了一圈，把护士找了个遍。
李玉明他们都没听说过，但他们都听说过李锦华。
一个小护士叽叽喳喳地说，“你说的这个女人可不得了，生出一个怪物哎，就在今天上午，你是没看到，从肚子里取出一个大人头呢，有鼻子有眼睛的，医院里都传遍了，吓死人了。”
我找到李锦华的病房，她昏睡在病床上，麻药劲还没过。
我七拐八拐，找到了主刀医师的办公室，一推门，看见一张人脸泡在大玻璃瓶里。
图为民国时期德国默克生药标本和标本瓶。
人脸的五官模糊，但还是能分得出鼻子眼睛，头上有一层稀疏的毛发，没有长全的小牙齿直接从脸上顶了出来。
身后突然冒出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
一个穿白大褂的医生，从我身后走出来，转到桌子对面。
“你们还真是好奇，不打声招呼就闯进来，你又是李锦华的什么人啊？”
我说我是她邻居，受她哥哥委托，来看看有没什么需要帮忙的。
“就是你们这些邻居，总爱嚼舌头，说人家姑娘如何如何，你看看，这像个胎儿吗。”
医生挺气愤，接着说。
“我明确告诉你，这个不是子宫里取出来的，也就是说不是她生的，这是一个肿瘤，长在腹腔里。姑娘清清白白，哪有这回事？你们瞎胡说，差点耽误她手术，劝了好久才肯来。”
医生越说越激动，我也不敢插嘴，使劲点头。
临末了，我小声问了一句，这瘤子到底为啥长成个人脸。
医生说，这个其实也不完全算是瘤子，而是个寄生胎。
李锦华的母亲怀胎的时候，肚子是双胞胎姊妹，一个发育成人。另一个停止发育，长进了另一个的身体里。
“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李锦华那个没发育完全的孪生姊妹。——这个李玉明也是个小赤佬，妹妹这么大手术都不来，叫个朋友来。”
我没跟医生说李玉明的事儿，离开办公室又去了病房，李锦华已经醒来，靠在病床上。
她看见我进来，点头示意了一下，没多说话。
我先道了个歉，之前错意了她大肚子的事情。
她笑了笑说并不在意，这种事情，光靠解释是没用的，所以之前也就没多讲。
我告诉她，李玉明临死前的最后一个电话，其实并不是打给我的，而是打给这家医院。
“金先生，辛苦你了，为了我哥哥，这么费心的调查。”
我刚想客气一下，李锦华接着说道，“我又仔细想了想，事情已经发生，哥哥也不能活过来，我不愿意再想这件事。请您不要再调查下去了。”
我很奇怪，前两天还在说要倾家荡产找凶手，今天就突然要停止调查。
我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发生。她说没有。
“那为什么——”
“也没为什么，查出来谁杀的，又能怎样，我也做不了什么。”李锦华摇了摇头，把脸转向窗户，“真为这事卖了房子，我也不知道之后怎么办。”
这时护士进来探查病人，把我请出了病房。
我一头雾水，走到走廊尽头窗户那抽烟。一边琢磨怎么回事儿，一边盯着病房，看医生说的李玉明的“朋友”会不会出现。
过了一会儿，护士走出病房。
这时，有一个人走到病房门口，贴着玻璃往里看，然后点了个头，好像在和里面的人打招呼。
然后他走进病房，很快又出来，往医院前厅走去。
这人我见过，是那个我跟踪过的灰西装。
我跟着他走出医院，见他在门口叫了辆黄包车，往东边去了。
为了不被发现，我叫了一辆出租车，跟在他们后面。
民国时期坐出租车是一件奢侈的事。据《上海轶事大观》记载，当时乘车一小时约5元，下车后还需给司机约1元小费，而当时一个熟练技工（相当于今天高级白领）的月工资为30元。
车子横穿了整个租界，到了海宁路上的锦华书店。窗户上已经钉上了薄木板。
灰西装掏出一串钥匙，试了几个，打开了书店门上的挂锁。他回头向街上看了看，闪身进了书店。
不一会儿，又有两个人先后进了书店。
我不知道里面什么情况，不敢贸然进去，就在对面咖啡馆坐下，透过窗户盯着。
一直到天黑，书店还是没动静，木板的缝隙中也没有一丝光亮。
我出了咖啡馆，走到书店门口，敲了敲门，然后躲在窗户边上，贴着木板听里面。
里面静悄悄的，没有说话的声音，也没有脚步声。
我试着推了推门，里头没上门栓。
书店并不大，一个细长条的屋子，尽头是柜台。两边墙上都是书，中间的书架只有半人高，上面也摆满了书。
我绕着书架走了两圈，一个人也没有。屋子里散发出一股旧书特有的霉味。
民国书店内景。
我在柜台里翻了翻，想找到点有用的东西。
柜台里乱七八糟，地上散着各种单据和一些裁成方形的旧报纸。
我把单据一张张找出来看，都是卖书记录，没什么特别。
一张单据掉在柜台底下，我蹲着够不到，干脆趴在地板上，伸手往里够。
除了单据，我还摸到一个破账本。
账本里头有一些买书赊账的记录，还有一张便条，看上去有段时间了。
上面写着：
下午两点前把这些书送去普庆里4号，客人等着看。回来时去菜场买些鸡毛菜。
我蹲的时间太长，腿开始发麻，站起身跺了跺脚。
脚下传来空洞的回声，我又踩了踩，才发现脚下这块地板是空的。
我用手摸了摸，摸到一个隐藏的缝隙，顺着缝隙摸到墙角，有一块能挪开的木板，后面有个把手。
我轻轻拉动把手，那块地板向上打开，是个地窖入口。地窖里传出昏暗的黄光，突然熄灭了。
随后从地洞里传出来窸窸窣窣的声音，还有人讲话，听上去不像中文。
我赶紧关上了地窖门，复原藏把手的木板，猫着腰走出柜台，离开了书店。
已经是夜里两点多，街面上越来越多的日本浪人在游荡。
我到咖啡馆借了电话，打给医院，问李锦华的情况，如果可以的话，让李锦华接听下电话。
护士说，李锦华出院了。我说怎么可能？白天还在。
护士说傍晚走的，她坚持要出院，说家里有急事，回家养着。
挂掉电话，我叫辆出租车去了唐家弄。
李锦华家没人。冒着被骂死的风险敲开一楼大妈家的门，大妈说从没见李锦华回来过。
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
不过，我倒是有点兴奋，找回了一点从前在北京查案的感觉。可以一心调查，不用考虑出钱的委托人。
第二天，我又去了趟书店，打算下地窖看看。书店却已经被日本人贴上了封条，有巡捕守着。
线索只剩下普庆里4号。
我从家里随便挑了几本不想要的书，用绳子捆好，拎着去了普庆里。
普庆里在法租界的南边，离弗兰西公园不远，是个跟唐家弄差不多的弄堂。
民国时期上海弗兰西公园，即今复兴公园。在晚清时为私人“顾家花园”，1908年由法租界公董局出面以法式园林风格扩建，后被称为法国公园。
在4号敲了半天门，没人应门，倒是旁边的门开了。
开门的是一个年轻人，梳了个背头，头油把头发抹得锃亮，脸色却不太好，只有说话时眼睛亮亮的。
我说是给这家送书的，但是没有人。年轻人让我先把书放他家，等4号的人回来了，再帮我送过去。
他接过书，摸了摸绳子在书上勒出的印儿。
他说4号这家经常没人，有人送东西就放邻居家。听他口音，应该是个上海本地人。
胡乱寒暄了几句，没打听出什么。年轻人却问我，你是新伙计吗，李小姐怎么没来？
我愣了一下，说是，李小姐病了。
年轻人哦了一声，眼睛直勾勾盯着那摞书看了几秒，关上了门。
回去的路上，我仔细回忆了一下，我确实没有跟他说过我是“锦华书店”的。
之后一段时间，李锦华也再没有联系我。
书店没有任何动静，普庆里4号一直没人，我雇过两个报童去敲门，连隔壁的年轻人家也没人应门了。
直到四月三十号早上，我在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
一个男人，目光炯然，右手握着手枪，左手握着一颗手雷，后面的墙上，挂着一面太极旗。
下面一行字：韩人尹奉吉，于行刺上海日本军政要人前三日，立于韩国旗下宣誓。
尹奉吉(1908-1932), 是朝鲜独立运动家。他在朝鲜被日本占领后来到中国上海，加入“朝鲜人爱国团”。1932年，他成功进行了对日本陆军大将白川义则的刺杀，被捕后英勇就义。
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与我在天井狭路相逢的“灰西装”。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意识到那天晚上在书店地窖里传出的谈话声，可能是朝鲜话。
照片下面的报道详细记录了29日虹口公园发生的爆炸。
日本人在虹口公园举行庆典，庆祝天皇寿辰，众多日本在华高官出席。
尹奉吉携带炸药，混入人群，在日本人唱国歌的时候，朝庆典主席台扔去炸药。一声巨响，台上血流成河。
尹奉吉事后没有逃跑，在现场即被抓获。
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暗杀日本要员的行动。这次行动主要由时任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警务部长的金九具体策划，由朝鲜青年尹奉吉付诸实施。在此次行动中，日军上海占领军总司令白川义则被炸死，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被炸断一腿。
另一份报纸的报道里，有一个日本人公布的嫌疑人通缉名单。
其中有个从犯的名字叫李锦华。
所有报上都没见到她的照片，我松了一口气。无论“李瑾花”是不是李锦华，我都希望她能逃掉。
下午，电话公司的小何来了，他听到了案发当晚的其中一个声音。
小何从挎包里掏出个小本子，“我都记下来了，这个声音的电话是打给火车站的，是从一家旅馆里打出来的。旅馆的地址我也查出来了，就在闸北的长安路上，离火车站很近。”
他的确有听声识人的绝技，不过这是头一回派上用场。
他眼睛又肿又黑，但很激动，反复肯定自己没听错。而且，他确定这个声音距离电话更远一些，应该不是打电话的人。
我让小何去雇了一辆黄包车，我带着他，一起去了那家小旅馆。
1930年代上海的旅店分两种，西式的高级宾馆如汇中大饭店等和中式的旅店如一品香旅社等。图为当时武汉中山路街头的小旅馆。
到了旅馆，天已经黑下来，我让小何和车夫在门口等着，自己进去。
我跟前台服务生套话，问他旅店房间条件怎么样，有没有电话和热水。服务生很热情，说热水每个房间都有，但电话只能到前台打。
我瞟了一眼前台登记簿，上面记录着房客用电话的信息。
今天和昨天两天，只有一个人用过电话，这个人的名字叫王大飞，住在二楼207号房间。
我掏出钱包看了看，让服务生给我开了间房，要二楼的。
207号房在二楼走廊尽头右手边，我开的房间在209号。
我走到207门口轻轻敲了几下门，冲里面喊“送热水”。
没人吱声，我又爬在地板上，从门和地板的缝隙往里看，屋里没有亮光。使劲敲，还是没人应。
进了209号房，我从窗户翻了出去，好在窗沿很宽，挺好下脚。扒着墙角上了208窗沿，我伸头往207屋里看。
路灯光透过泛黑的玻璃照进屋里，模模糊糊能看清。
一个年轻男人，靠着床脚坐在地上，头扭向窗户睁眼对着我，他头上湿漉漉的，流了不少血，把头发黏在额头和鬓角。
他脖子上一道口子，血喷溅到对面的墙上，已经凝固。
我仔细看了看他的脸，跟我在普庆里第一次见到他时差不多，还是很难看，只不过眼睛里不亮了。
我用手肘砸开一块玻璃，伸手进去开了窗，跳进房间，看见地上坐着另一个人。
是李锦华。
她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搁在腿上，握着一块瓷杯的碎片。血从她肚子上流到地上，血里躺着一只瓶胆崩碎的热水瓶。
热水混着血淌了一大片，还冒着烟。
图为民国热水瓶。
我越过血水，蹲在她身边，人没死，胸口还有规律地起伏。
她睁开眼睛，看见是我，又闭上了眼。
她说，杀我哥的人找着了。
我怕惊动其他人会报警，就用被子裹住李锦华，从窗户叫小何过来，把李锦华从二楼放了下去。
死掉的那人手里抓着李锦华的围巾，我使劲拽出来，一并拿走了。
因为不敢送医院，就叫辆黄包车多给了几个钱，去了汪亮的法医研究室。
汪亮检查完，说伤口崩开太大，出血太多，可能没救了，输血也来不及了。
临死前，李锦华的意识时断时续，一会儿迷迷糊糊，一会儿又非常精神。
我不太确定她说的经过是否完整确切，不过我相信，她一定没有说谎。
李锦华就是李槿花。
她在中国出生，在中国长大，但其实她和哥哥都是韩国人。
哥哥李玉明是韩国独立运动刺杀团的重要成员。在中国书商身份的掩护下，他一直在帮刺杀团安排武器炸药和传送情报。
普庆里4号是韩国人在上海建立的一个流亡政府。李玉明不时安排妹妹去普庆里4号送书，有时会夹带情报——信息就隐藏在包书的旧报纸上。
这些事和自己的身世，李锦华从来都不知情。
四月二十九号的虹口公园爆炸，是刺杀团筹备已久的行动。尹奉吉使用的炸药，之前一直就藏在锦华书店的地窖里。
但李玉明的意外死亡，打乱了计划，必须找到一个熟悉锦华书店业务的人顶替李玉明，行动才能如期进行。
我跟踪尹奉吉那天，他逃脱后半夜又去了李锦华家，并带去了李玉明两年前就留给妹妹的信，信中是关于两人身世的详情。
李锦华原本想着，等我查出杀哥哥的凶手后，就离开上海。
但了解到自己身世和哥哥的身份后，她决定让尹奉吉陪他去做手术。然后顶替哥哥的角色，帮助暗杀团完成行动。
这也是尹奉吉找她的目的。
不过，李锦华说，她这个决定和尹奉吉说的大道理没什么关系，也不是为了那个从未见过的故乡。
她只是想替哥哥做完他原本要做的事。她说，其实自己也算一直在替哥哥做事，要做就做到底。
过去两年，李锦华几乎每半个月都去普庆里一趟。4号没人的时候，她就把要送的书留在王大飞那里。
从第三次开始，她每次都会在王大飞那里待上一会儿。再后来，即使4号有人，她也会去找王大飞聊聊天。
两人从来不知道送书传情报的秘密，但他们之间却有了自己的秘密。
按李锦华说的，哥哥把自己带大，是唯一的亲人，而王大飞是她后半生可以托付的人。
如果她能活下来，就和王大飞一起离开上海。
逃脱追捕后，王大飞带她躲进旅馆。但没想到，当她把术后检查单和哥哥留下的信给王大飞看了之后，王大飞扑通跪倒在地。
他抄起桌上的瓷杯，拍在了自己的脑门上。血和眼泪一起往下淌。
民国瓷杯。
四五个月前，李锦华肚子大得已经很明显，跟孕妇一模一样。
王大飞清楚自己从没跟她有过什么，认定了李锦华还有其他男人。
李锦华自己也说不清到底发生了什么。
只有哥哥相信她，悄悄带她找了好几家医院，最后才在红十字医院确诊是寄生胎，并约了手术。
那段时间，李锦华已经很久没见过王大飞，一心想着手术完就带他见哥哥，说明恋爱关系。
但当时，王大飞已经快崩溃了。
他不只听说了很多流言，还跟踪李锦华，亲眼看到了兄妹两人频繁进出医院。
案发当天晚上，王大飞特意选了李锦华不在的时间去找李玉明。他并没任何计划，只想把事情问清楚。
李玉明第一次听说妹妹有男朋友，也气得不轻。两人理论不清，呛上了火，甚至拿起了裁纸刀。
李玉明为了自证清白，就要给医院打电话。
电话没通，他后心上已经挨了王大飞一刀。
民国老裁纸刀。
王大飞杀了人后，才发现电话还没挂，慌里慌张挂掉电话跑了。
到家后冷静下来，王大飞躲着不敢出门。后来缓过劲来，知道这案子没破，胆子大了点才敢出门。
他后来告诉李锦华，自己心里一直都在纠结，想说出真相，又担心真相毁了两人的感情。
事后，有普庆里其他住户告诉警察，听见过王大飞家里半夜传出哭嚎的声音。
王大飞跪在地上哭着说完后，李锦华愣了很久，擦了擦王大飞脑门上淌下来的血。
王大飞咬着牙，一声不吭抽自己耳光，嘴巴也抽出血来。
直到李锦华抄起热水瓶摔在他头上，他才惨叫起来，完全失去理智，和李锦华撕打起来。
李锦华说，最后是她捡起瓷杯碎片，割了王大飞的喉咙。
不过，汪亮认为，虽然她这么说，也不能完全肯定。王大飞的致命伤是自残，还是他杀，得检验伤口才能更准确地确定。
我说我也不清楚，那是你的专业，我可以选择一种我愿意相信的真相。
为了不让租界巡捕知道她的下落，我托人把她秘密埋葬在了徐家汇的一处墓地。
墓碑上没刻名字，刻上了一首诗——
一声南雁搅愁眠，独上高楼月满天。
十二何时非故国，三千余里又今年。
弟兄白发依依里，父祖青山历历边。
待到槿花花发日，鸭江春水理归船。
入殓的时候，办白事的人给她换装裹，从贴身衣兜里找到一张纸条，纸上写着这首诗。
“瑾花”这个名字，大概是从诗里来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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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爷爷的日记里说，他和汪亮办完李锦华的白事，去东方饭店大吃了一顿，喝了不少酒。
这是一种不错的悼念方式，权作他们是李锦华的亲友了。李锦华终究算是死在异国他乡，身边只有他们两人。
刺杀团搞爆炸这样的大行动，对李锦华来说，不过是件继承哥哥愿望的私事。
对于韩国流亡政府，或日本人来说，李锦华的死也都不过是件微不足道的小事。
金木苦苦追寻所谓的真相，待到真相浮出，却似乎已经毫无意义。
这件案子让他对自己进行了灵魂拷问——我这些年来在干什么？
查案记录，或许救了一些人，但也有意无意“审判”了一些人。所谓夜行者，也不过是凡胎肉身，会老会死，总会淹没“大事”之中。
大时代，小悲欢。该发生的已然发生，已发生的还会发生，黑夜永不退散，悲剧仍是悲剧。
我无法了解太爷爷究竟想了些什么，但这么多故事写下来，多少能体会他的疑惑。因为了解越多，就越不敢随意论断。
人内心的善恶冲突，真相的多面复杂，都不能简单定义。
我这些年来在干什么？
太爷爷的问题，我也会琢磨琢磨。或许哪天可以跟你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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