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鲤按：作者白衣苍狗是学社会学的，本文是他读了雅各布斯《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后的一些想法。
某种意义上本文是对「中国」系列第二篇的解读文本，这个系列第三篇要聊的是方法论。在这里也向一些朋友约稿，用几个关键词写下你心中对「中国」的看法。
附：中国（一）：认同，土地和情绪丨中国（二）：献祭，乡愁和呐喊
作者：白衣苍狗
正文：
一直以来，「城市化」都是作为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至关重要的一部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涌向城市，在工业革命后的三百多年里，人类社会中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大都市，且这些城市正成为现代文明的一种标志。
然而，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问题，城市内部的结构和环境也面临着巨大的挑战，甚至出现有人逃离城市的现象。现代城市的本质是什么，为何在技术发展迅猛的现代社会，城市的内部环境却招来越来越多的诟病。
本文旨在结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城市发展史》等城市社会学的相关著作，来探讨当前城市发展的现状和问题。
一、大城市的生：城市的诞生及其现代化意义
即使今天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追溯到人类文明诞生之前的历史，我们发现，想要对于城市的起源有一个清晰的定义无疑是困难的，芒福德在《发展史》中将城市所呈现的最早的形态描述为「圣地」「村庄」和「要塞」，笔者认为这一表述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是更为逼近城市的本质，村庄意味着一种新的经济生产组织的形成，智人学会了如何驯化野生的动植物，如何进行耕种并形成自我补给的循环，从而得以形成了聚居的共同体——
我们可以认为，这种共同体的出现对于日后的城市的形成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因为它代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和组织方式，且生产方式的进步促进了人口增长，从而使得共同体内部的功能分化成为可能，因而芒福德认为「城市的胚胎构造早已成形于村庄当中了」。
在此之上，圣地和要塞代表的是这种原始的共同体所必须的另外两种功能：神祗和神龛的出现代表了一种超自然的精神需求，即人类在脱离了最基本的动物性需求之后，在氏族关系之上还需要另一种认同来保证共同体的存在和发展；而要塞意味着共同体已经充分认识到拥有武器对外界的侵袭进行防御。
然而，我们显然不能简单地将城市定义为上述三种功能结合后的产物。毫无疑问的是，城市是一种相对于村庄更为复杂的共同体，城市的功能包括但又不局限于村庄所拥有的功能。
而事实上，农业生产界定了个体的权力与责任的分离，社会专业化和经济专业化的潜在趋势基本上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换句话说，村庄强调稳定生活的下限而非上限，这使得村庄拥有近乎于完美的礼仪方式但自我革新的速度非常缓慢，芒福德强调人口的增长并不是村庄转变为城市的必要条件，而认为应当有一种超越于基本生存需求的外在刺激来形成变革，而这一刺激是无法脱胎于农业生产之中的，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近代之前城市普及率不高的现象：
绝大多数人需要解决的是通过农业生产来应付人口增长，而并不是回应这样一种刺激的需要，即使在十五世纪前东西方都产生了一些演化出了新的功能的村落或是集散地，但我们很难去认同他们之前存在某种可以称之为「城市」的同质性。
因此，十五世纪末出现的市场繁荣一般被认为是现代城市的雏形，这个说法不完全对——诚然，商业和贸易的繁荣正是我们之前所提到的外部刺激，这使得在欧洲出现了很多自治领和贸易集市，这些城市居民奉行的是一种接近于古希腊的城邦秩序：城市和城市市民都应当是自由，这种自由不但体现在贸易上，还应该体现在法律和文艺创作上，这一精神的最好体现无疑是尼德兰地区的人民宁可将奥兰治公爵选举为他们的执政官也不要继续西班牙王朝的统治。
毫无疑问的是，中世纪末期的这些城市看起来更符合我们对于理想城市的设计：他们开放的接受来自各个地方的自由民，通过贸易来为城市获得经济收益，同时自发地结成联盟来对城市进行管理。
但是，这种田园牧歌式的城市形态产生的背景在于封建领主和教廷相互争斗和内耗形成的权力真空，而随着封建领主们的进一步衰落，新兴的商人和新贵族们迅速填补了这一权力空位。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本来在中世纪时受到约束和控制的市场在十六世纪之后转变成了波兰尼口中所谓的「自律性市场」的存在：它使得资本的力量充斥于社会的每个角落，惯常的道德法则和秩序不再适用于新的投机事业。芒福德不无讽刺地对此这样描述：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是反历史的，人类在资本主义体系中没有任何一个位子，资本主义承认的只有贪婪、贪心骄傲以及对金钱和权力的迷恋。
这样的描述多少掩盖了资本主义的进步意义，实际上，工业革命造成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整个十八和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为了适应工业革命的需要，机械生产所带来的生产力超出了往常任何一个时期，这使得大都市的产生成为一种可能——人类得以在一定程度上摆脱自然的限制而将自身的能动性发挥到极致，而无论是自律性市场抑或是焦炭城都是这种能动性的最好体现。
与之相对的，资本主义建构了一种的新的「自由」：不同于自治领内部的自由，这种自由更多地是在强调私有制的合法性以及追逐个人利益的绝对自由。因此资本主义在创造新的城市秩序的同时，也在某种程度上毁掉了十六世纪末那些自治城市的秩序——城市追求的不再是和平的理想乡，而是对金钱和利益的不断攫取。
由此我们发现，我们在谈论现代社会的大都市时，必须要认识到它的本质实际上依旧是市场经济的价值体现，它的运行逻辑整体上服从于市场运作。但与此同时，城市本身具有的基础性功能仍然存在，它仍然是作为一种共同体且需要为成员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
理解现代化城市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到资本主义式的市场逻辑建构在固有的共同体的价值体系上——尤其是这两者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说是截然对立的，这提醒我们在思考今天大都市所面临的挑战时，不但要把目光放在曼哈顿、陆家嘴以及中环，还要看到皇后区、伦敦东区的景象。我之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之后的讨论无不和这种对立有关，而现代城市的意义也正是生发于这种矛盾之中。
二、大城市的困惑：失去活力的钢筋森林
我们在评价一个城市的时候，一般会习惯性的用「繁荣」之类的词语来形容一个我们认为具有活力和发展动力的城市，但事实上，我们很难去定义一座繁荣的城市的准则到底是什么。类似的，描述一座「衰落」的城市时我们依然需要面对这样的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对城市的现实的发展处境有一个统一的认识。
针对这一问题，雅各布斯把城市的多样化作为她认为的「繁荣」，同时这也代表了她理想中的城市类型。我们在前文已经提过，城市本质上应当还是作为一种提供各类功能服务的共同体，本着这一思路，雅各布斯将城市拆解成了街道、街区、花园等较小的单元，并认为每一个单元都需要承担基本功能同时还应该在其他功能方面有所体现，换句话说，城市作为一个有机体，其内部的每一部分都应该为城市生活产生作用——且这种作用应当是复合式的而非平面式的。
例如，街区的作用自然不能仅仅是作为交通要道，它还应该成为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分界线，同时还能保证即使在没有安全部门的监督下，任何人都可以在街道上安全、信任地与陌生人接触，因为你会时刻受到来自「街道眼」的保护——这意味着街道上需要保证行人的数量。
类似的，街区和街道应当作为市民社交生活的延伸，即人们应当在生活区域和工作区域之外获得其他的社交场所。雅各布斯强调，尽管人行道上的交往表现为无组织、无目的和低层次的一面，但城市生活的富有也恰恰是从这里开始的。
然而，能够构筑理想模式意味着现实与其恰恰相去甚远，雅各布斯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而更让她焦虑的在于，不少城市单位正在失去其应该保有的基本功能。包括一些街区和街心花园在内，它们存在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便是为了提供相适的娱乐和社交场所，但事实上越来越少的公园随着时间的推移依然还能保留原有的价值。
雅各布斯将其归咎于类似的公园太过类似，近似的景观设计只能提供单调乏味的气氛——这确实在某种程度上佐证她有关于多样性的观点。
在她看来，一个好的街区应该充分调动自身的多样性，且街区内部的各个单位之间应当存在某种联系，例如像公园这样的子单位面临相似性问题时，我们有必要将其从一般性的公园改造成某种带有特殊功能的公园来满足市民的需要。简单来说，现代城市应当能动地去调动子单位的功能以能够最大化地满足城市居民的物质和精神需要。
因此，雅各布斯反复地使用「凋敝」这个词来作为「多样性」的反面对象，即她认为城市的最大挑战在于，位于其内部的子单位一旦失去功能，那么它很快就会被城市居民做抛弃，蜕化为一堆了无生气的钢筋水泥的破壁残垣而已。
如果我们还是把城市当作一个有机体来看待的话，我们会注意到的往往不是整个躯体的停滞（当然，像鄂尔多斯和底特律这样的例子也是存在的），更多的在于躯体中的一部分正在不知不觉地衰退中——且往往躯体的中心部分依旧鲜活有力。
城市多样性的缺失从本质上来说，其实是一种资源分配失衡的表现，而且这种失衡不但存在于现实当中，还存在于人为的建构当中，正如拉特克里夫教授所说的那样，人为的将更集中的用途来取代那些不是很集中的用途是对城市生产和效益的威胁——即使这种现象也会自然发生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这意味着城市中将会出现灰色的中心地带。
理论上，城市的中心化能够提供一种向心力，但这种向心力如果是由城市的自我成长所产生的则能提供更多的多样性，反之则会制造大量的「城市荒原」。令人沮丧的是，类似这样的荒原恰恰正被我们的城市不断地制造出来。
必须要承认的是，雅各布斯确实提供了一种独特的来看待当今社会城市发展的角度。但假若进一步分析，我们会发现这种多样性的缺失事实上早已扎根于工业经济的发展逻辑之中。
马尔库塞对此有过相当精妙的描述，他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会片面强调人与现存制度和工业体系的一体化，即培养所谓「单向度的人」。也就是说，在工业经济支配的社会中，人事实上是被「虚假需求」所控制，技术理性替代了政治理性的作用，个人沦为庞大的消费社会中的一个部分或是节点而已。马尔库塞认为这事实上已然是另一种极权主义的形式，且异于之前的巴洛克式的极权主义。
因此，我们会发现当这种意识凌驾于城市之上时，城市本身想要继续保持多样性也是极为困难的。工业社会的逻辑和方式在于统一的规范和管理，这导致了新的街道、楼房以及花园等等可以被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来，然而这仅仅是「被制造」而不是「被利用」。
令人无可奈何的是，多样性是无法直接呈现于城市规划的地图的，雅各布斯用卡内基大厅的例子说明了，文化建筑在城市当中太容易为资本的意愿而随意变动——而事实上，它们却往往是能创造多样性的一方。因此我们需要明确的问题在于，后工业社会中城市多样性的降低在某种程度上并非是现代性所衍生的问题，而恐怕是现代性所要达到的目的的一部分。
三、市民的归途：大都市市民的最终归宿
无论是芒福德还是雅各布斯，在他们对于城市的相关论述中显然都意识到了城市居民在城市中的相关活动的重要性。事实上，如果我们抛开市民来孤立地对城市进行分析是没有意义的，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城市的本质依然是共同体，而现代城市所面临的问题无不是这一本质与现代性的市场关系之间产生的矛盾。
当雅各布斯在描述城市内部衰退和更新的势力时，其本质依旧是在描述城市中居民发生的变化。因此，理解市民在城市中的主体性是非常重要的。
正如笔者在之前所提到的，市民这一概念和城市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发展，在工业革命之前，最为典型的市民形象应该是中世纪中期到晚期出现的商贸型城市中的自由民。
这些自由民在阶级上介于农奴和封建庄园主之间，他们不用效忠于某位君主也不用服劳役，但与此同时他们也没有土地和军队。因此，发展贸易和手工业近乎可以说是他们的唯一选择，且他们必须牢牢地抓住城市的控制权以谋得自己的栖身之地。
这种古典精神造就了一批具有高度自治权的商贸中心，在这一层面上，市民表现的是具有反抗性的个人主义，他们围绕贸易这一支柱性的产业来维持城市相对于封建庄园的独立性，但同时他们又是脆弱的，因为这种自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由于王权和教廷之间的内耗形成的权力真空造成的，而在资本主义对政治的世俗化改革完成之后，这种自治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因为集群式的城市规划和管理显然比这种自治式的治理方式来的更有效率，也更适合资本主义与工业经济的发展。
我们必须认识到，「单向度的人」事实上是在工业体系和相应的社会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对城市居民进行的一种建构，这种建构使得现代都市中的城市居民是异于中古时代末期的这富有古典精神的自由人的。
那么，生活在现代都市中的居民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群体，关于这一点雅各布斯也承认：「现代都市总是尽可能地生产中产阶级」——显然在这里，中产阶级是一个较为复杂的概念。它同时包括了社会经济意义和阶级意义。
从根本属性上来说，中产阶级和自由民有类似之处，他们都不具有自己的实在的资本形式，这意味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旧是马尔库塞所提到依附于当前经济结构和社会机制的一方。
而且不同的是，中产阶级在面对现实的城市生活少有自我选择的权力，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确是一股重要的推动城市发展的力量，但他们往往是被驱使着去改变城市的面貌。
诚然，我们不能简单地将一个城市的所有居民都看作是中产阶级，但显而易见的是，如果一个城市想要获得良好且循序渐进的发展，那么维持并制造大部分的中产是很有必要的。
在这一前提下，假若我们暂时将市政厅的努力放在一边，中产阶级的行为往往能够直观地对城市产生作用。这其中产生的问题在于，中产阶级在另一方面也是缺乏安全感的一方，正如布迪厄所说的那样，他们总是尽可能地模仿相对于他们而言的上流阶层的行为——这无利于多样性的体现，因为这实际上是在促使城市意志愈来愈趋近于单一化。
而在发达的工业城市中，我们还不得不面临「城市贫民」的问题：处于不同社会不同阶级的人们自然而然会在生活区域上存在分化，其结果意味着如果城市的结构和面积达到一定程度，在城市的边缘地带总会出现这样的灰色地带。
雅各布斯认为，合理的非贫民区化应当是有足够多的人愿意留在这个地方，表现出对这里的依赖，且现实条件能够让他们呆下去。然而在现实中，包括政府官员和城市规划师却习惯于「消灭」或是「隔离」这些贫民地带，雅各布斯指责这种做法和非贫民区化的理念是背道而驰的，从城市规划的角度来说，这种做法等于是封建式的分配方式在现代社会中的另一种表现，且这样做只会让区隔变得越来越明显，即使贫民区中的居民得以获得机会成为中产，他们也少有继续留在这一地区，而是一头扎进了城市中心的漩涡当中。
长此以往，这些灰色地带的处境并没有得到什么改善，反而成为了一种被公认的现实。
更为糟糕的是，这种阶级叙事中还混杂进了种族和地域观念，雅各布斯承认美国的大城市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黑人中产阶级，而这一现象难以改变除非住在贫民区中的黑人不再被视为是低等的一方，我相信这种类似的对于他者的建构不会仅限于在种族之间的差异，而是会扩散到社会中的相互认同上。
这就导致了，我们习惯用一座城市的CBD区域来指代一所城市，但一所城市显然还有着许多超出CBD区域的存在，而谈到中产阶级，悲观主义者总是试图从这些地区上发现一些低劣的东西以保证能将自己与他们区别开来，乐观主义者则坚持认为土地改革和增加足够的社工力量能够解决这一问题，雅各布斯不无讽刺地表示很难说哪一种更愚蠢一点。
事实上，这代表了城市内部存在的观念上的差异，中产阶级惯于制造他者的建构方式，但并没有意识到这种行为本身是在摧毁城市多样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中产阶级自己又缺乏主导力量，他们不像中古时期的市民那样对自己的城市具有深厚的感情和紧密的联系，因此，中产阶级只能目睹着城市被改造成官僚和规划师的「理想模式」，而他们自己对此却无能为力——相比于阶级跌落的恐惧，他们或许更加乐于看到这样的一幕。
四、反思与讨论：大都市的前景与危机
结合芒福德和雅各布斯的相关论述，我们讨论了现代都市的起源和现实发展。我依然保持这样的观点，即城市是作为人类共同体的本质存在的，且与此同时他还是能动地提供多种功能的有机体。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雅各布斯如此看重城市的多样性，毕竟维持城市的多样性意味着城市内部的资源被有效的被利用起来并能够提供尽可能多的功能。
然而，现实中的都市在多样性的实际表达上却总是存在差距，这其中既包括了工业经济在城市化过程中的行为逻辑，同时也存在着市民群体内部存在分层的现实因素。
必须承认的是，雅各布斯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来看待城市的发展问题。但想要达到多样性所需要面对的掣肘实在太多。雅各布斯自己也承认，随着城市的扩大，并非所有的功能都是容易被建构在城市空间中的，例如像垃圾焚烧厂等设施的存在会不可避免地造成「邻避效应」，而像太平间一类的设施同样会让人退避三舍。
更为关键的是，我们根本无法想象有什么其他的设施能够很好的代替他（虽然太平间可以被放置在医院中），只能放任它逐渐远离城市——这事实上已经暗含着一种矛盾，即使我们不考虑到这些过于特殊的功能，我们也无法保证城市居民对于所有功能的复合式融合是满意的，这中间存在某种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冲突。
退一步讲，就算我们把我们所讨论的功能仅限于那些容易为居民所接纳的场所，例如超市、健身房、电影院等等，我们还是不可避免会陷入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矛盾当中：去中心化自然是要反对的，因为这意味着城市的资源和相关功能会被不断地抛向外围地区，而中心化则会将功能不断地卷向城市中心，徒留出位于中间位置的大片灰色区域。
因此，我们回到我们最开始有关城市本质的话题，这其中蕴含着当前城市面临的最直接的问题：作为共同体城市理应为所有居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功能，然而与此同时作为现代城市根基的工业经济体系与资本主义却又一味地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和对社会生活规制的必要性，因此这导致了居民想要追求城市功能多样化的理想与工业经济发展的行为逻辑是相违背的。
另一方面，城市居民已经不是中世纪末期那些自治领的市民那样，对自己的所居住的城市建设有一定的发言权。虽然现代社会的政府和城市规划师在调动资源并对它们进行初始调配方面存在优势，但显然资本主义不会允许城市多样性有过多的发挥空间。
而且针对大城市而言，如果想要达到所谓的多样化的理想效果，那么需要对城市人口的活动范围有着精确的把控效果——显然这一点或许可以在一个区域内实现，但对于一个大都市来说无疑是天方夜谭，更何况任何一个发展前景良好的城市都具有吸引外来人口的能力，人口的增长使得城市内部的自发性的分层行为越容易发生。
故而我们今天在思考大都市所面临的挑战时，要清楚地认识到工业经济发展和城市所承担的基本功能之间的矛盾，事实上，工业经济所提供的强劲的生产力和物质水平是之前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具备的，同时技术和文化的进步也意味着我们在城市治理的问题拥有更多的可能性。我们自然需要保持城市应该提供给市民的基本功能，但这种保证不是指它需要倒退回古典式的治理理念，如何发挥现代性的优势，使其在能有效地调动城市各个单位发挥更多的多样性，恐怕才是我们真正需要正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1]赫伯特·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9.
[2]简·雅各布斯. 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M].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5.
[3]卡尔·波兰尼, 黄树民译. 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
[4]刘易斯·芒福德. 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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