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Tatiana Craine / Andrew Sarris
译者：易二三
校对：Issac
来源：《村声》
上周，整个文学界都在哀悼哈珀·李，这位《杀死一只知更鸟》的作者于2月19日去世（译者注：原文于2016年2月22日发表在《村声》官网），享年89岁。
哈珀·李
哈珀·李时隔多年推出的第二部小说《守望之心》，在2015年引发了轰动，当然争议也不少。一些人认为《守望之心》根本不该上架，而《杀死一只知更鸟》自1960年面世之后，很长时间内都被学校的图书馆禁止。
距离原著出版不过两年，也就是它获得普利策奖一年后，电影《杀死一只知更鸟》就被搬上了大银幕。和书一样，影片在上映后的几十年里，已经成为美国文化中深受喜爱的一部分。
《杀死一只知更鸟》（1962）
这部电影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或许是演员阵容：格利高里·派克饰演标志性人物阿提克斯·芬奇，玛丽·巴德哈姆饰演早熟且真诚的斯各特，罗伯特·杜瓦尔奉献大银幕首秀、饰演幽灵似的布·拉德利，布洛克·皮特斯饰演令人心碎的、命运凄惨的汤姆·鲁滨逊。
《杀死一只知更鸟》在烂番茄网站上保持着92%的新鲜度，这可是一部54年前的老电影——但在公映之初，《村声》对该片的评价并不好。
影评人安德鲁·萨里斯对于这部电影的主创班底颇有意见，甚至说：「以完全正式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一部电影。」萨里斯对导演罗伯特·马利根和编剧霍顿·福特提出了批评，称他们把哈珀·李对种族、不公正和南方小镇生活的洞见笨手笨脚地搬上了银幕。
甚至格利高里·派克也未能幸免于萨里斯的炮火，这位《村声》的影评人认为他将阿提克斯·芬奇塑造成了一个「虚情假义的」社会正义战士，目的只是拯救一个被塑造成典型的殉道者的刻板黑人角色。
哈珀·李本人如何看待这部影片呢？她曾公开表示自己很喜欢派克的表演（「从看见他的那一刻，我就知道不会有什么问题，因为他就是阿提克斯」）以及福特的剧本（「能让霍顿·福特编写剧本，是我们所有参与《杀死一只知更鸟》拍摄的人的幸运。我认为这很重要」）。
以下是萨里斯对《杀死一只知更鸟》的尖锐批评：
黑人不是知更鸟
安德鲁·萨里斯（1963年3月7日，《村声》杂志）
《杀死一只知更鸟》将孩童的狂热与黑人问题联系起来，其后果是灾难性的。在考虑该片的知识混乱之前，应该注意的是，即使以完全正式的标准来看，这根本算不上一部电影。
霍顿·福特的剧本不过是对哈珀·李的普利策奖畅销书的糊涂摘要，而罗伯特·马利根的执导则一味地忠于哈珀·李对动作场面的简练描写。例如，李描述了一个幽灵般的邻居的影子慢慢遮住了一个小男孩。于是，穆里根机械地拍下了一个幽灵般的邻居的影子慢慢遮住了一个小男孩。
还有什么比这更有电影效果的场景呢？不幸的是，一个导演成功制造了一个影子，却没有传达出它的实质，这只是在欺骗观众。马利根把文学效果错误地照搬到电影中，从而这一极具暴力性的高潮被搞得一败涂地。
读者总是可以在一两页之后理解到此前令人迷惑不解的动作，但是电影观众想要立刻知道眼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之后所有的谈话都不能挽回遗忘的影像。
太过简单
《杀死一只知更鸟》让许多评论家为之昏头的，是孩童视角的花招。摄影机高度降低了一英尺，很随着孩子们无规律的动作而迅速移动。似乎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一切都变得更加深刻且富有创造力。
一个糟糕的导演很容易就把成人世界简化成一个朴素的寓言，像是「知更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为我们创造享受的音乐。它们不会在人们的花园里大吃特吃，不会在玉米仓库里筑巢，只会为我们唱出它们的心声。这就是为什么杀死一只知更鸟是一种罪过。」
影片的开头相当天真，镜头跟随着一个小女孩——她甚至比另一部被高估的电影《花落莺啼春》中的女孩还要可爱。故事设定在30年代初的阿拉巴马州梅岗镇，小说中充斥着亲戚、邻居和形形色色的居民，他们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政治和社会网络，但电影里的梅岗镇却显得荒凉、人口稀少，而且缺乏空间上的统一。
当格利高里·派克决定为一名被诬告强奸白人妇女的黑人佃农辩护时，派克可爱的孩子们帮助阻止了强制执行私刑的暴民，并在为黑人设定的观礼台上悄悄观看了法庭上的场面。(我敢说，三十年后梅岗镇的法庭仍然是带有种族隔离色彩的，李巧妙掩盖的渐进主义式论点也就到此为止了。)
自由派的虚构人物
像往常一样，黑人在这部影片中与其说是一个丰满的人物，不如说是一个自由派的虚构人物——通过苦难和堕落而获得道德优越感的黑人的投射。他不仅显然承受了无辜的指控，而且比指控他的白人父女高贵得多；他还拥有极其纯净的内心。
布洛克·皮特斯努力打破道德粉饰的层层迷雾，但最终还是被派克虚情假意的高贵所俘获。当黑人因证据不足而在法庭上被定罪时，派克提供了一线上诉的希望。(那还是「九老人院」当权的时候——译者注，Nine-Old-Men Court是对1937年与罗斯福总统对峙的九名大法官所组成的最高法院的昵称。)
黑人后来因企图逃跑而被枪决（发生在银幕之外），派克对此非常沮丧，以至于按照某种只有自由派的南方人才能理解的逆向逻辑，他对黑人的冲动感到惋惜。
在这里，影片试图通过脱离小说的神圣文本来安抚南部观众，省略了对射入逃犯身体的14颗子弹的呈现。李、福特或马利根似乎从来没有像影院坐在我后面的人那样，认为那个黑人的逃跑和他那不公正的判决一样令人发指。除了对当地警察关于强奸白人女性的说法表示怀疑外，公正的观众有理由在美学上质疑一些没有在银幕上展现的东西的真实性。
一笔勾销的恩怨
故事情节安排了某种恶有恶报的转折，这个搅起所有破事的红脖子（译者注：特指美国南方保守的农民，贬义）在试图谋害派克的孩子们时得到了应有的报应。而警长决定为杀害了红脖子的凶手提供庇护，这样死者就可以埋葬死者，所有恩怨都可以一笔勾销。
这是小说和电影里的一个暖心的解决手法。然而，这个道德的算术题似乎无法得到解答。一个无辜的黑人和一个凶残的红脖子很难相互抵消。梅岗镇善良的居民在一个坟墓里找到一个讨厌的牺牲品，在另一个坟墓里找到一只方便的替罪羊，多么干净，多么没有痛苦啊！
话说回来，南方人不过和「我们」一样，有好有坏。那又怎样？如果你读过被困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军人留下来的最后一封信，肯定难以相信这个国家有挑起战争的怪物，但数以百万计的尸体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社会制度太过邪恶、不公平时，个人伦理道德就很难承担起任何重量。或许黑人和红脖子本质上是兄弟，都是同一制度的受害者。或许两者都是某种新政治联盟的核心。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尚早，但要黑人充当白人良知的道德试金石已经太晚了。黑人不是一只知更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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