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孤军奋斗破围还,一百里程垒壁间。我剑已折我马毙,秋风埋骨故乡山。”
这首诗,是率领武士造反的“维新三杰”之一西乡隆盛所写,其描述的是倒幕战争后,带领武士们造反的所谓“西南战争”。
然而,这场反抗明治新政的战争,最终以失败而告终。
1877年,在明治官军的围剿下,西乡隆盛与不肯离去的亲信武士们披荆斩棘,在山岭溪涧中迂回穿行,最终回到了自己的故乡鹿儿岛。
然而,一路尾随的也跟踪而至。当年9月23日,在官军下达最后通牒后,西乡遣散仆人,后者临行前问:可要带些什么给夫人和孩子?西乡交给他两把武士刀。
仆人提醒说,还有两万多块钱是否带回去给夫人和孩子,他们日子过得很辛苦。西乡大怒:此皆私学校之钱,如何可动用!
9月24日清晨,官军发动总攻。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最后的武士们要么死于枪弹,要么负伤后剖腹自尽,残余的则簇拥在西乡的周围顽强后撤。
在官军的追赶下,西乡隆盛身中两弹,伏于路边不能再行。最后时刻,身躯庞大的西乡隆盛仰视身边的别府晋介(桐野利秋的表弟),说:“动手吧,阿晋,就在这里了。”
别府含泪,挥刀斩下了西乡的首级。之后,其他将领如村田新八、桐野利秋等人也都纷纷战死或自刃,完成了他们人生的最后演出。
得知西乡隆盛战死后,据说明治天皇沉默了良久,说:“朕不记得,有下过杀死他的命令吗?”下面的人报告说,西乡是自杀。天皇听后长叹一声:“他有功。”
12年后,由于民间同情声浪甚高,西乡隆盛被追赠正三位之官阶,后又在东京上野公园为其树立铜像,供世人瞻仰。
早前,在听说西乡隆盛决意造反后,大久保利通曾毫不含糊地表示:“实为屈直分明,正正堂堂,宣布罪状,鸣鼓而讨之,无可非议。”
战后,大久保利通请人为西乡隆盛立传,说:
“他既是我的畏友,又是我的信友。从私情上说,也不想和他有隔阂。
我尽力劝说西乡,不让他西归(鹿儿岛),但他总是说不想干了,然后离去。于是演出了去年的惨剧,真是太遗憾了!”
言罢,大久保也不免掩面而泣。
历史就是历史,与道德无关,与美学无关。四个月前,木户孝允病死;八个月后,政府首脑、指挥平叛战争的大久保利通被西乡派武士刺死。
“三杰”之死,都与西南战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
戴季陶曾说,西乡的举兵,固然不是出自本怀,然而大多数武士们的观念,总以为天下大事,只有兵力是最利害的,是能够夺取政权,达到快意的目的,而忘却了武力成功的前提,是在民众的需要,在时代的要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近代日本要走向新生,幕府、诸侯、武士这三个阶层都必须被扫清,西南战争或说士族造反,其实就是这三部曲的最后余波。
官军的胜利,与其说是军事的胜利,倒不如说是近代日本集权运动的最终定型。
在西乡隆盛死后,再无大规模的士族暴动发生,那些满怀怨愤的旧武士们,其不满只能通过零星的暗杀活动发泄。历史潮流,浩浩汤汤,旧势力终究要被新时代一扫而空。
“维新三杰”中,西乡隆盛最为个性鲜明,他热情洋溢,嫉恶如仇,常有非常之举。
然而,在个人生活上,西乡隆盛却十分俭朴。每次政府开会议事,西乡都是自带饭盒,而大久保和木户孝允则“非美食不可”。
有一次,西乡隆盛与同僚在太政官府吃午饭,西乡的便当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里面是两个用竹皮夹着的饭团,还有一点咸菜而已。吃饭时,一个饭团不慎落在地上,西乡俯下身,捡起饭团吹掉灰尘,仍像平常一样吃掉。
在部下面前,西乡隆盛一向和蔼可亲,从不假以颜色。在东京任职时,西乡每月工资500日元,但他通常只用15元,剩余工资就放在客厅架子上。
曾有人回忆说,“一天我去拜访西乡大人,正谈话间,来了一伙士兵,请求西乡给他们一些零花钱。西乡大人一边笑着,一边头也不抬地说,‘就在那边架子上,随便拿吧。’士兵们看来也是正人君子,每人从工资袋中拿走一二日元,道谢后便离开。”
Ps:“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死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这首诗的作者并非西乡隆盛,而是幕末志士、“尊攘派”僧人月性。
其原题为“将东游题壁”,原诗为:“男儿立志出乡关,学若无成不复还。埋骨何期坟墓地,人间到处有靑山。”
今日本山口县的月性遗品展示馆外有此诗的刻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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