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澳门,依然是全球人均财富第二多的城市。但相比曾经的辉煌与风风雨雨,这些事迹无疑有些暗淡和消极。这里长期都是联通全球海洋体系与大陆帝国格局的窗口,也是两个世界之间的分水岭。无论哪方势力看上去更占优势,都不会愿意改变这种微妙均衡。
仅以允许澳门落成的大明王朝来说,其自身的军政格局就至少三次受惠于当地。尽管只是小小的弹丸之地,却为整个帝国奉上了超乎比例的贡献。
全球化的资金流转窗口签订《莱昂内尔德索萨协定》的索萨船长
1554年,明朝的广东道副使汪柏与葡萄牙船长索萨会晤,并签署了《莱昂内尔德索萨协定》。从此,广州当局将视对方为传统朝贡成员国对待,不再拒绝贸易且动用武力。这个迫于无奈的决定,结束了双方在此前30多年里的紧张对峙。三年后,最初的澳门便以租借地形式开放,成为西洋大帆船在远东的重要落脚点。
作为最显而易见的回报,定期到访的葡萄牙船长需要每年为澳门支付44磅白银。这个规定在当时还不为北方宫廷所获悉,让嘉靖与隆庆时代的地方官都能完整私吞这500两租金。直到万历皇帝登基的1573年,事情才由新上任的官员捅出,让明朝官方正式笑纳洋人的朝贡年金。
建城之处的澳门 完全就是个沿海贸易站
此时的澳门已为沿海贸易提供了诸多动力,远比定死的费用更为人看重。大量来自印度、南洋乃至非洲的货物,从港口进入明朝市场。后者的生丝、茶叶和瓷器,也由澳门上船转运。但更为重要的输入品,是以贵金属为主要表现形式的流动资金。
至此,澳门的经典经济模式就在那个年代基本定型。虽然葡萄牙本国地域狭小,没有值得称道的金银富矿,但却丝毫不影响城市的贸易活力。因为只要有大航海时代的物流支持,就能让来自西非的黄金、日本的白银源源不断。至于原产地究竟来自何方,反而不是需要关系的问题。毕竟,贸易中的具体货物会随着时代变迁而有重大不同,但参与者对资本的需求却是永恒不变的真理。明朝自立国开始,就将黄金白银从国内流通领域剔除,却不能割舍其固有的支付功能。所以,澳门开埠的意义,等于是给朝廷提供了大宗储备金来源。
澳门的意义 在于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资本
澳门这座城市的形成,也有许多幸运之处。一直到1520年代,日本的巨型银矿才被发掘和开采。但由吴越商人建立在舟山的双屿岛基地,却在1548年被官军突袭摧毁。因此,一度能吸纳白银资本的地下渠道遭冲击,反而使地方财政受到很大影响。加上倭寇兴起与随之增加的募兵开支,都对东南沿海形成很大影响。广东当局在贼寇未平的情况下,断然祭出澳门,也是为扭转经济颓势的重要一局。
当然,鉴于澳门的成功经验,明朝也在之后的隆庆时代展开过进一步尝试。无论是福建漳州的月港,还是漠南蒙古的归化城,都被期望扮演类似澳门在广东的作用。前者将同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接,换得来自美洲的白银资本。后者则尝试重开草原商路,换得来自中亚乃至东欧的各类资金。只是在隆庆皇帝之后,这些地方的变革就没能继续下去。因此,澳门就再度成为帝国获取外部贵金属的稳定口岸。
澳门的经验 也在稍后启发了类似口岸
澳门的城市发展 也在珠江口形成堡垒效果
除了国际贸易与资金输入,澳门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明朝对广东沿海的防御能力。南来北往的葡萄牙帆船,本身就是能统治一片水域的强大战力,让定期出没的各类倭寇比较忌惮。同时,少量驻防岛上的居民,也是完全不需帝国花费的保安力量。
1564年,广东当地因官府欠饷而爆发了拓林兵变。作为首府的广州城,也被叛军和与之合作的倭寇船队围困。位于出海口的澳门,便遵照封建臣属义务,派出由梅洛船长指挥的中国式帆船。在之后的叁门之战中,这艘澳门商船便帮明朝水师击破了珠江口封锁。
来自澳门的临时守备队 也数次为明朝应付岭南战事
1568年,又有海盗曾一本的船队从海上突然珠江口。为了能顺利攻取广州,他们决定首先以兵力优势控制澳门。由于明朝官方严禁葡萄牙人在澳门建立防御工事,所以岛上只能凑出130人的临时部队。他们通过挖掘战壕和工事掩护自己,并以当时最为先进的排枪射击战术御敌,最终将3000名海盗的强攻顶了回去。期间,停泊港口的大帆船也遭到海盗围攻,同样以先进的火炮击溃对手。因此,等到曾一本的人马被迫转向内河,已经在澳门损失了1/5的兵力。
进入17世纪,荷兰武装商船的出现,又让明朝东南水域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澳门虽然是他们始终想要攻取的据点,却也成为稀释其有限兵力的盾牌。尽管荷兰船长很快就将主要目标聚焦在福建沿岸,却总是会优先分兵攻打澳门。岛上的葡人则已获准建立海防炮台和城墙,使得陆战能力不足的敌人总是铩羽而归。至于在近海活动的各类倭寇,就更没有实力策动类似进攻。也就是说,至少在广东的珠江口水域,澳门本身就是为明朝涉外经济保驾护航的要塞。
遭到荷兰武装商船进攻的澳门
定期停泊澳门的大帆船 是明朝沿海的最强水面力量
既然葡澳的军事科技在东亚鹤立鸡群,自然会在朝夕相处中影响大明帝国。尤其是在王朝势力衰微的17世纪,类似的情况就非常明显。
1620年代,葡萄牙人从1艘珠江口的英国沉船上捞起数门海战长炮。其最初的建造时间,几乎与澳门建城的时间吻合。很快,这批陈旧的“新式武器”经过适当修复,转手被卖给了明朝官方。再通过不远万里的陆上运输,终于送递辽东前线。在1626年的宁远城围攻战中,明军正式用这些所谓的红夷大炮,挫败了之前还无往不利的八旗。在次年的宁锦之战中,守军再次以这些大炮为重要的火力支援,击退卷出重来的清军。若非这些新式科技的输入,明军可能会提前从辽东战场败退,躲入山海关内。
澳门就是明清两军最好的火炮技术源头
1630年后,鉴于本国技术开发的严重滞后,明朝宫廷也终于决心从澳门招募相关人员。一批专业炮手和铸炮师被派往帝国北部,以军事顾问的方式传授必要技巧。尽管学成的徒弟们很快因吴桥兵变而转投满洲,却还是为明朝自己留下了少许技术班底。在叛军得势的阶段,来自澳门的专业炮手们负责防御登州,并几乎战斗到最后一刻。此后的明朝,尽管财力受到严重限制,还是想法设防的继续从澳门采购火炮。整个东亚大陆的战争形态,也因为这10年发展而变得大为不同。
当然,任何王朝的命数,都不可能靠几样舶来品就有根本性逆转。澳门的资本的输入价值,也会随着更大层面的国际局势而产生变化。当葡萄牙商船最终被荷兰势力驱逐,来自日本的白银也就出现断供。西班牙美洲的银矿产量缩减,也使马尼拉方向的支持变得微弱。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才终于让帝国财政遭遇可怕的危机。
曾帮助明朝抗清的澳门雇佣兵
但即便是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澳门的作用还是屡有浮现。由城市居民组成的小型部队,就在1652年参加了抗清的桂林之战。10年之后,来自巴达维亚的荷兰舰队与郑成功作战不利,指挥官便准备以进攻澳门的方式挽回颜面。这让火力其实更强的他们选择抛弃福萨摩守军,反过来为郑成功的台湾之战形成助攻。而大明国姓爷麾下的黑人火枪手部队,也由最初来自澳门的东非奴兵为班底构建。仅从这些微小的工作来看,澳门对帝国已是物超所值。
在后来的满清时期,澳门依然扮演着明朝时就明确的位置。乃至有更强竞争者在海对岸取代自己,也能以特殊的历史积淀和功能定位,充当辉煌过去的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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