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一月十一日，太平天国在广西金田村正式举义，是日绵延十三年波及中国大部的“太平天国之乱”正式爆发。而清廷的虚弱也在这场战事里暴露无疑，不仅大量八旗、绿营兵马一触即溃，同时自乾隆、嘉靖以来，清朝因为屡次大战而被掏空的财政底色也被这场战事掀了一个底朝天。
最关键的是，由于太平天国在长沙受挫，结果在岳州获得了大量船只，反而冲出湘、桂两省的清军追剿，进入长江流域，从此天高任鸟飞，先下湖北省城武昌，再顺江而下，转进江南，一举攻克了江宁。
自此，自清初以来就被清廷是视作帝国财税腹地的江南沦于敌手，不仅来自江南的漕粮断绝，最关键的是在战祸蔓延的状况下，清廷不得不面对财税的断崖式下跌。
然而在咸丰继位之初，道光虽然没有如康熙、乾隆那样留下一个满是窟窿的国库给继任者，但道光三十年（1850年）国库仅存的白银不过一百八十七万两。而在次年爆发太平天国起义后，是年清廷的军费开支就一口气暴涨到了一千八百余万两。
军费告急的背后，则是大清国库的迅速赤字，在战事进入到咸丰二年时候，户部就收不抵支，数额达到一百九十万两。等到江南沦陷的咸丰三年，户部收入从咸丰二年的九百一十九万两直接腰斩落到了五百六十三万两，赤字则飙升到了四百二十万两。
战事迁延难定，帝国财政濒临破产，虽然此后清廷再次祭出了“戡乱财政三板斧”——地方自筹、商户报效和开捐纳。
但自1851年金田起义算起，到1873年陕甘乱局平定，大清在这内乱接连的二十三年中，估约开销了6.27亿两白银。
如果仅凭“戡乱财政三权宜”，帝国早就难以为继，更无力推动洋务运动、清末新政，支撑中外战事，咸丰帝、同治帝、光绪帝以及晚清中后期真正的统治者慈禧太后，恐怕也不免踏上崇祯皇帝的末路之途。
而之所以晚清有亡明之财穷，却无崇祯之国破，除了慈禧敢于放权信任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藩等诸名臣以外。于财政之上，最大的关节就在于有洋债可举。
中国自中唐以后，国家体制虽有更张，财税政策也有变迁，但包括工商税源充沛的两宋时期，帝国中枢的财政思路也主要以“量入为出”，而到了明清年间，明惩宋元之亡，而抑商重农，结果工商税源反而被权贵收到腰包。
清朝虽然借内务府和各税关，一定程度上征收上了商税，但清承明制的整体格局和思路没变，不管是税关还是内务府等处，清廷都效仿明朝，如农业税一样，给相关各处定下税额，以包税的形式完成税收的征解。
这就导致清朝从农业税到工商税都缺乏弹性，而帝国在经过了漫长的演变之后，陈规陋习也逐渐积重难返，以至于卒遇战事，则财政承压。
大明是怎么亡的？以财政而论，其实就是饮鸩止渴——晚明有所谓三饷“辽饷、练饷、剿饷”，在累经增加后，至崇祯末年，明廷从三饷所得共一千六百八十五万两，而大明帝国财政正额收入才不过一千四百六十余万两。
在皇粮国税和加派之外，地方又往往假饷之名，行额外之摊派，所以税上加税，最终只能迫使农民沦为流民，然后在饥寒交迫之下，或饿死街头，或揭竿而起，成星星之野火，反助朝廷欲灭之火势——抱薪救火是也。
而明朝之亡，虽灭于八旗入关，但北京国破却是从流民军转化而来的大顺军造成的。
所以对于中国时处王朝末年的帝国中枢而言，最大的一个悖论就是——发生内乱需要发兵平叛，但战事一起，就要黄金万两不止，不加派不加征，钱从何来？盛世自有积蓄可用，但王朝中衰之后，何蓄之有？而如果加征，则破产之人日多，流民亦愈多，乱局遂愈大，最终天下不可收拾，难逃国破家亡。
晚明便是最悲凉的一例。
咸丰或者说晚清的幸运之处，就是遇上了全球化的开端，能够有外债可举，不仅可以稍缓困局，最重要的也是给了地方更大的腾挪空间。
自五省教乱以来，清廷传统的“国家经制”就在财政困顿之下逐渐崩解，尤其是在咸丰以后，不仅需要地方自办团练助军剿贼，还需要地方自筹钱粮先行解决团练和本地官军的军费问题，甚至团练都代替了清军经制旗营和绿营成为了平乱的主力部队。
事实上，清朝的第一笔借款也是由地方发起的——1853年苏淞太道台吴健彰受命江苏巡抚之命，雇佣外国船舰用于剿贼，然而彼时江苏精华之地不是沦落敌手，就是成了战区之地，地方无有财力支付雇佣费用，江苏巡抚就只能一面请命，一面让吴健彰向洋商用江海关的关税作保，借债十二万两用于支付雇佣军费。
此后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上海洋枪队以及中英联合舰队的筹办费用，都有相当部分来自于外债。
根据统计，自1853-1872年，清廷从地方到中枢，一共举外债19案，计五百三十六万余两，其中用于太平天国战事的有12案，计一百八十八万余两。
诚然这些外债数额相对于这段时间内清廷用去的估约6.27亿两军费，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最为重要的是，这五百多万两的外债却让清廷从中枢到地方，都全然意识到了一个绝妙的“运营之法”——有事何不举外债？
同治十年，清廷终于迎来了内乱的平息，此时太平天国之乱已经削去七年，曾一度纵马河淮，让“善骑射”的旗营兵马束手无策的捻子也已经镇定三年，但对于帝国而言，内部危机虽然解除，可外部危机却又接踵而来。
是年，沙俄在西北之地狼顾虎视，侵略之意渐明，日本意图借“琉球漂民事件”准备肇生事端，既欲吞琉球又意在台湾。
在经过“海防、塞防”之争后，清廷定下西征平乱之策，准备让左宗棠入疆平乱。
但当时清廷在此项的军费筹措是以户部二百万两为本，然后协以各省关的收入，可仅仅依靠这些费用如何能支撑大军万里远征？
作为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的名臣，左宗棠对于外债并不陌生，因此在意识到中枢提供的军费不足后，上本要求援引“台防借款”之例，欲借洋债一千万两以为军费，不过却遭到了沈葆桢的极力反对而作罢。
然而迭经大乱的此时中国可谓民穷力竭，再加上南方各省已经成尾大不掉之势，清廷虽然要求各省为“西征”协饷，但各省或困于民力已竭，或推诿迁延，迫使左宗棠只能驻兵相待——当时西征各营，欠饷已经到了两千六百多万两，有的士兵甚至一年只得了一个月的饷银。
在这种情况下，左部麾下没有作鸟兽散，而是在陕甘大战后还备兵西北，准备出征新疆，已经可谓是难能可贵。
为了筹措经费，左宗棠只能高举外债，而在清廷中枢到地方都一时困于财力的情况下，最终左宗棠此举得到准许——自1875年到1881年，西征用去军费五千二百三十七万两白银，其中洋债为一千三百七十万两。
在经过台防借款和西征举债之后，清廷对于“大举洋债办大事”可谓食髓知味，此后从中枢到地方，在“洋务运动，强国兴军”上，可谓无大事无有洋债——例如整编军队、购舰置枪炮、开办工厂等诸项。
从中枢到地方洋务，几乎都涉及洋债，而原因无外是洋务新式企业“非有大宗巨款，不能开办；非有不竭之财，无力持久”。
而对于大清朝堂而言，洋债不仅可以用于平乱兴业，还能成为朝堂争斗的胜负手。
中法战争时，左宗棠和李鸿章的矛盾公开化，李鸿章为了取得政治主导权，便将左宗棠的“财主”胡雪岩视作了可用于突破的目标——中法战争时，清廷为了应付军费，亦采用了举债的手段来缓和财政的不足，向洋商借款了近二千二百万两。
在诸多洋行中，汇丰银行亦是胡雪岩的借款方之一，而前者又在台防借款中为李中堂送了一次雪中碳——当时各国银团不愿意得罪日本，所以对于李鸿章的借款请求都推辞不许，唯有汇丰银行看准李鸿章，以15%的年息放给了贷款，救了台湾之急。
李鸿章亦投桃报李，汇丰不仅得以通过李鸿章获得了北洋大量的融资机会，同时还获得了李中堂的个人存款——在李鸿章去世后，汇丰银行就取出了其人存款一百五十万两白银，还给了他的后人。
在这种紧密的政商关系下，汇丰银行答应李鸿章“拒绝胡雪岩贷款延期的请求”也就不足为奇了——而胡雪岩也因此引发了挤兑风波，一代“财主”就此被打下神坛，等到左宗棠病故，他更是以贪污的罪名，被抄家革职。
而汇丰银行从此进一步获得了李鸿章的信任，从天津唐山铁路到税收存管，李中堂都一概交由汇丰银行承办，以至于汇丰银行成了当时中国“不是中央银行的中央银行”。
自咸丰年间清廷雇船借款为始，到甲午之前，清廷上下可谓对举洋债得心应手，似是个中老手，但甲午一战，却彻底撕碎了老大帝国的“近代化假象”——就连举债，大清都远不如日本。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大藏省对战争经费做了一个1.5亿日元的初步预算。然而当时的日本，一年岁入不过8500万日元，就算当年的财政全部投入到战争预算案中，再加上先期拨付的上一年财政结余2600万日元，距离初步预算的财案仍有三千九百万日元，近岁入之半的巨大不足。
然而在经历明治维新后，作为一个近代国家的日本，又如何可能将财政收入全部投入到战争中呢？若如此，恐怕战争还未完结，日本国内就乱象迭出，国家近于瘫痪，败于内政之上了。
面对军费的不足，当时日本内阁在财政上采取了保守策略——日本一面号召日本国民为甲午战争无偿捐款，一面推动国债募集，日本从后者中一共获得了九千零三十万日元。
日本政府前后竭尽所能的筹措军费，其实仍远远不能满足日军一个月就要上千万日元的支出，可哪怕日本开始挪用央行里的国库款，也从未举过一分洋债，当然这不是说日本借不了，而是不愿意借——在战争之初，英国就曾向日本提议由该国借款两亿日元给日本，年息只要4%，却被松方正义否决。
日本虽未借外债，然而英国欲借两亿日元，甚至日本政府能从国债筹措到九千万日元，也离不开英国的大力购入，由此可见日本的金融体系已经是达到近现代化。
而反观清廷，不仅要到甲午之后，才有了中国第一家银行，自咸丰到甲午之战的数十年间的“举债经验”，在甲午战争上发挥的作用也形同儿戏。
清廷虽然在甲午之前十年，财政收入节节高涨，以至于每年财政结余都高达四百余万两以上，甚至在甲午开战时，国库中尚有储备一千多万两。
但在战争开打后的军费举债筹措上，却仅仅拿到了三千九百余万两白银，其中来自于汇丰的洋债借款两次，计两千八百万两，对内的“息商借款”计一千一百余万两。
清廷举中华之物力，借债筹措的费用却仅为日本的三分之一。从此可见，清廷的“同光中兴”的底色，确实只是裱糊了一层好看的纸而已——英国之所以愿意拿出真金白银购买日本国债，押注日本，无非是看破了当时中日两国的虚实，认定了清廷之革新远不如日本。
因此就算张之洞再强调甲午战事之要在于“购兵船，借洋债，结强援”，但在国弱军虚的情况下，亦不过是虚言。
诚然，此时的大清有很好的债信，这从大清早年借款年息一般为10%，到后来国外银团争相对华放贷，年息下降到4-5%就可见一斑——所以汇丰在台防借款中，要价15%的年息，赫德都不禁为之感叹回报之丰厚。
但那是在对内平叛或者兴办实业的时候，有主权条约做保，就算改朝换代也不怕。可在两国相争时，谁会冒着巨大战败风险支撑十有八九将败的国家呢？
清廷能够救亡图存，甚至开创所谓的“同光中兴”，尤其是后者，可以说完全离不开洋债的帮助。
但清廷的灭亡却也是因为洋债。
自甲午、庚子以后，清廷就陷入了债务泥沼。
两次战事，从军费借债，到赔款举债，各项本息合计总额约13.32亿两白银，而清廷仅偿还庚子赔款转换而来的三十九年债务，就需要每年支出两千两百万两白银。
而在清末新政之前，清廷财政收入一年不过八千万两左右，因此仅庚子赔款的债务一项，就需要帝国支出25%以上的财政收入。
面对如此长期的财政危局，过去的财政策略明显不足堪用，这才有了清廷上下推动的“新政改革”，然而不管是筹办铁路，还是编练新军，重建海军，亦或者兴办更多的新式企业，都是烧钱的大项目，仅凭清廷的传统财政收入明显不足敷用。
无奈之下，清廷上下又只能继续举债，在整个清末新政时期，清廷又举债五千二百余万两。而在清末新政之外，由于庚子赔款，各省份也按照疆域大小，民力多寡进行了分摊，地方财政亦在清末时节纷告不足，为了弥补财政开支，亦只能举债度日。
而在一债未清，一债又举的情况下，清廷最终酿成了政权垮台的大祸——为了跟四国银团签订汉粤铁路借款案，清廷推动了铁路“干线国有”政策，最终导致保路运动爆发，敲响了清廷的丧钟。
武昌起义之后，面对举国沸腾的状况，清廷虽有新军为仗持，却无财力可供弹压，又试图效前例借款平叛，结果清廷政行至此，就连各路友邦都认为其已丧失执政基础，不愿意借款，持中立态度。
最终清廷就在举债无门之下，于天下沸腾之中，颁布了退位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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