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教育应该是人文学科、社会学科和科学技术教育的完美结合。
传统的传媒教育的师资队伍大多从学校里来，到学校里去，和传统的媒体实践实际上形成了两张皮。
二者虽然不是重合关系，但却是相互激发的关系。没有了相互的激发，传媒教育和传媒实践形成了脱节，既造成了传媒实践领域里长期以来经验主义的盛行，也造成了传媒教育领域里的空头理论和高头讲章，对舶来的学科理论囫囵吞枣，对传媒实践鲜有指导意义。
旧有的传媒教育体制和机制、教育的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教育教学评估和考评体系、教材的编写以及教学方式，都很难适应现有的传媒运作体系。互联网浪潮袭来，我们的传媒教育又该如何应对？如何正视转型焦虑？本期全媒派（ID：quanmeipai）新年饭局邀请资深媒体人、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兼职教授、业界导师李再军，从批判的视角出发，深谈传媒教育的“再定位”之必需与设想。
互联网&智能时代冲击
传媒教育面临“板结”？
据我个人在全国各地讲学观察所知，在全国680多个传媒院系中（全日制普通本科教育），存在着不少师资短缺、“教非所学”的现象，对于大部分院校而言，新闻传播学只是因为属于热门学科有利于招生而开设。
互联网媒体特别是移动互联网媒体的出现，再加上接踵而来的AR/VR/AI技术，已经完全突破了传统传媒教育的藩篱，但现有师资队伍的知识结构和教育观念却难以适应和对接，单向度和线性思维、只有传受概念，没有用户意识、传播话语陈旧，与新兴传播完全难以进入同一个话语体系。
曾经有人无不自我安慰地说，“内容制作的优势在我们手里”。
其实，仅仅以内容制作为例，也已经在悄悄地发生着改变。
当下，互联网传播的话语“语态”已经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它不再是单向度的“叙述型”，而变成了双向度的“对话型”，人们开始从“对话”里获取信息，如微软（亚洲）互联网工程院资深总监曹文韬所说，进入人工智能时代，获取内容资讯的方式将发生改变，人们将会利用“对话”这种最自然的方式来传播信息。
既然是“对话”，传播话语的主体就不再是单一的“我”，而变成了对话双方的“双主体”——即变成了“我”和“你”（I and you），或者叫做“你”和“我”（you and me）；与此同时，传播话语的“时态”也已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一般地说，是从“过去时”变成了“现在进行时”；
另外，整个传播的话语体系呈现出“人格化”和“时尚化”、“当下性”和“趣味性”（如高晓松等人）特征。一系列新兴传媒技术的出现及其所引发的链式变化，使得旧有的师资队伍大多已经丧失了对传媒教育的话语权；
由于传媒教育理念的滞后，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系列旧有的媒介惯性和恶习——大都擅长于媒介话语的道德评价而缺少现代化的法治导引，再者就是由于整体文化落后所形成的“媒介崇拜”而导致的媒介“优越感”和“施舍欲”；
在传统的传媒教育中，“媒介素养教育”和“媒介伦理教育”一直都比较缺位，在全媒体时代，两者已经从传媒教育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全媒体的出现，使得传媒教育已经从以就业为目的的职业专业教育走向全民的媒介素质教育，据悉，已经有学者将“媒介素养”与人的“智商”、“情商”相并列而称之为“媒商”。
转型迫在眉睫
呼唤“顶层设计”
互联网与智能技术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它既已改变了中国的媒体格局，也必然和必须会改变中国的传媒教育。
互联网是一种重新结构社会的力量，它的最大价值是对整个社会要素的解构、激活和重组——通过对于个人的激活，在社会要素从以“机构为主体”到以“个人为主体”的裂变状态下、在连接和再连接的条件下，形成了互联网形态下的新的“社会现实”、“市场现实”和“产业现实”。
仅以对于互联网的整体认知和把握为例，就不仅仅需要具备对于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管理学、系统科学、认知心理学的了解和把握，即使仅仅对于互联网技术的结构性认知，以及由此需要具备的观念意识和思维以及认知悟性，这对现有的传媒师资队伍就已经有了极高的要求。
对于长期和“传播渠道”、“频道频率”、“栏目节目”、“题材视角”、“主题表达”、“叙述层次”打交道的传媒教师来说，一下子让他们转换到“平台与连接”，“赋能与共生”、“解构与结构”、“激活与重组”……不啻是要求每一个传统传媒教育教师的学术再生。
因此，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崔保国感叹：在由信息技术驱动的后工业时代，新闻传播教育真的需要重新进行顶层设计。
重重焦虑之下，以下几个尖锐的问题，需要我们深思：
传统媒体的骨干辞职、跳槽、转行，而新媒体的骨干却鲜有“科班出身”；
传统媒体要转型找不到方向，学界很难为业界出谋划策；新媒体要发展，新闻传播学院里的学术研究似乎却离他们很远很远；
社交媒体时代人人都可以当记者，将来还需要记者吗？
传媒业在社会生活里的影响越来越大，新闻与传播学科的地位却越来越边缘……
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执行院长杜骏飞认同这几个问题的存在：大部分新闻传播专业的毕业生没有从事本行；大部分业界精英并不是来自新闻传播专业；大部分课程并不符合学生本质要求；大部分教程规则和考评制度并不符合教育的需求。
在课程体系中，知识结构扁平，尤其缺乏政治社会视野、经世致用才干，使得颇多新闻院系毕业生缺乏远期竞争力；业务课程内容与实践前沿、先进技术隔离，学生尚未毕业就已经落后。
新闻学院应是知识分子的摇篮，但由于人文素养、理想教育、道德教化的弱化，导致新一代新闻人的心灵深处难以具有信念支撑。新闻传播专业学生的人格优势本来在于懂得人的价值，但快餐化的读书和人文素养的匮乏却消磨了这一优势。
新媒体环境下的传媒行业正在发生巨大变革，因此，新闻传播教育要在新的行业生态和社会需求下进行再定位，要从新闻传播转向公共传播，而公共传播强调的是健康、科学和环境，不再是单纯地培养新闻职业人才或职业新闻人才，更多地是要培养对新闻业有理解力、有洞察力和具备公共参与意识的人才。
对于未来方向，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院长吴飞无不忧虑地发出感叹：说实话，我并不知道新闻传播教育的改革方向在哪儿；我甚至有时怀疑，新闻教育还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在媒介融合、大数据的背景下，技术呈现问题的方式已经发生了颠覆式的变化，传媒教育者要关注这种技术的变化。
以前我们培养的人只要具备采、写、编、评、播的能力，到行业里就足够胜任工作。但采、写、编、评、播只是内容，对社交的把握、对营销的把握、对多业态产业链的把握，都是我们下一步在课程和专业设置里应该要去考虑的。
还好， “西湖大学”已经建立起来了。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教授施一公已经辞去清华大学副校长一职，专心致志地办“西湖大学”去了，那里，或有着中国高等教育的希望所在。
但是对于传媒教育来说，“西湖大学”毕竟还是有点距离，“西湖大学”是理工科大学，相对来讲阻力比较小一些，但如果马上兴办这么一所传媒类院校，看来还不到那个时机。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关于传媒教育的建议与期待
基于中国传媒教育历史与现状的滞后，在全媒体出现后更显露出它的种种弊端，纵观当下媒体领域时时出现的种种乱象，就可以知道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迫切性。
那么，如何解决？
短时期内的局部调整
（或称之为“现有传媒教育框架内的改革”）
传媒教育本来就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教育专业，就其本来性质而言，更类似于医学院的医学临床教育，在我们这里却越来越脱离实际。
世界上开办新闻教育最早的是美国的密苏里大学（1905年），至今仍以传媒教育的实践性著称，被称之为“密苏里模式”。其具体做法是：新闻学院和社会联合开办多种媒体，把教师和学生直接置身于媒体之中，就如同于今天医学院的附属医院。这样，教师可以在自家的媒体里操作，编辑、记者可以在自家的课堂上讲课，学生可以在自家的媒体里实习，新闻学院的师生和媒体的从业人员浑然一体，自然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传媒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端。
在这方面，美国南加州大学安南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也是通过让学生自办媒体开展有效的专业实践。
虽然中国的一些传媒院校如中国传媒大学等也有同类做法，但根本的区别却在于：密苏里大学也好，南加州安南伯格大学也好，他们所创办的媒体机构和社会传媒机构属于同一性质和同一地位，是直接服务于社会的。而我们的这些学校传媒机构却多和社会脱离，从某种意义上，成了单纯职业技术的实习车间。
当然，这方面也有做得比较好的，如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这几年相继合作推出了院线纪录片电影《喜马拉雅天梯》和《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近期热映的艺术电影《无问西东》，但却也多源于尹鸿教授的个人魅力和人脉关系，并没有形成一套完备成熟的教育教学体制和机制。
所以，鉴于种种教育和非教育的原因，中国目前要做到这一步还存在许多问题，很不易操作到位，但传媒教育向实践领域的倾斜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比如与传媒业界进行产、学、研的紧密合作，业界的编辑记者和技术研发人员走进课堂，甚或担任业界导师，应该都是相对容易的操作。
调整补充课程设置体系
传统的传媒教育一方面不仅脱离传媒实践，一些非综合传媒院校往往也脱离了传媒事业的本质，把对学生的培养教育逐步萎缩到了纯技术操作的层面，从而把大学本科教育降格成了职业技术层面的技能教育。
在目前的情况下，传媒院校应尽快增添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譬如哲学、文学、历史、社会学、心理学、美学等课程，逐步教育、培养、养成学生的健全人格、一个媒体人所必须具备的终极关怀、社会同情和历史责任感以及对社会问题的敏感意识和公共表达能力。同时，尽快把互联网、AR/VR/AI等不断更新的新技术教育作为通识教育课程引进传媒课堂。
我的看法是，并非让所有专业的学生都钻进这些纯技术的操作系统和研发领域，而是让学生了解和认知这些新的科学技术所带来的技术哲学层面的变化，包括思维形式、伦理转换，新的媒介呈现方式和媒介生产方式的转变，以及由此所带来的劳动方式的转变，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变迁，以及休闲娱乐方式和消费方式的转变，商业模式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带来的人际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变化，还有整个社会文化心理的潜移默化，其中也包括代际关系的变化等等，进而还会影响到新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塑造，并推动意识形态的传播和发展。
把优秀的业界人才请进课堂，就像美国的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所做的那样。这些优秀的业界人才不能是纯经验型的，而必须是学者型的，因为个体的经验从根本上而言层次较低同时无法复制，而理论指导层面的东西则是普适的和普遍的。
正是基于这致命的一条，我期盼并正在和传媒学界和业界的一些精英人士合议，筹办一个全新的“新传媒教育机构”（含“新传媒教育研究院”），通过整合国内外的传媒精英人士，运用互联网技术，采用新技术手段进行微课和慕课（MOOC）教育，面向全国的媒体在职人员、自媒体人士和在读青年学子，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题性的传媒培训和传媒素质素养教育，以期补上这个短板，在这个过程中积累经验。到了一定时期，也许也能办一所类似于“西湖大学”那样的综合性传媒大学，聘用贤才，以期从根本上推动中国传媒教育的发展，为中国的传媒事业源源不断地输送各种各样合格的、优秀的传媒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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