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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讨论:为什么清朝要铁了心地推行“剃发令”?

客观地说,满清入主中原后推行的“剃发易服”政策,不仅引发了满汉民族之间的激烈冲突,还严重阻碍了新生国家的重建进程。

那么问题来了,对于满汉民族而言,“发型”有着什么样的文化内涵?已经全面接受程朱理学治国思想的清朝统治阶层,为什么偏要跟老百姓的发型“过不去”?面对残酷的“剃发令”,明朝遗民们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抗争?我查阅了一些资料,跟大家简单聊聊。

“剃发易服”主题油画

1)“发型”的文化内涵

众所周知,17世纪初的满(洲)族,是一个兼具渔猎、游牧和农耕特色的“混合民族”(拓展阅读:一文概述:什么是“骑马民族的征服王朝”?),崇尚武力;以农耕为主、深谙儒家文化的汉族,一直讲究崇文重礼,标榜诗书礼教。因此,彼时的满汉二族,大到生活方式,小到“衣着发型”,都有着较大的差别。

实际上,北方的游牧民族和渔猎民族,一直都有着“剃发”、“结辫”的风俗。在《资治通鉴·魏记》中,作者将三国时期的鲜卑人的“发型”称为“索头”。

坦诚说,“剃发”和“结辫”是“自然选择”的结果。具体而言,在骑射环节,“辫发”不会遮住眼睛,干扰视线;在野外作战或狩猎过程中,“结辫”还能起到枕头的作用。

鲜卑人形象

长期居于东北的满洲诸部,“毫不例外”地延续并传承着“辫发”的习俗。对于“满洲发型”,朝鲜使臣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1544)》中如是写道,“胡俗(满洲)皆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辫结以垂。”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发型”最终成为了满(洲)族人独有的生活符号。因此,即便在入主中原之后,他们也一直没有刻意改变自己的“发型”(拓展阅读:读书笔记:“聪明汗”皇太极的“汉化”之路)。

电影《南汉山城》中的“满洲发型”

与满洲不同,中原汉人一直讲究“全发绾结”。在《礼记·曲礼》中,作者就要求男子在二十岁时必须“束发加冠”——“将头发束于头顶,外加冠套住,中间横插一笄以固定”表示自己正式成年。

电视剧《清平乐》中的宋仁宗

2)迥异发型背后的文化差异

1)儒家文化体系下的“发型认知”

在儒家的文化体系中,“头发”代表着“生命之根”,并兼具“生命”的内涵。因此在《说文解字》中,作者许慎就将“发”解释为“根”。实际上,像“曹操割发代首”、“杨贵妃断发示死”等仪式化的行为背后,均有着“将头发视为生命”的意味。

北宋徐铉等人奉诏重新整理的《说文解字》,被称为大徐本《说文解字》

古代中医认为,头发“为精血所聚”。比如在《黄帝内经·素问》中,就有“肾者主蛰,封藏之本,精之处也,其华在发”的说法。因为人的“精血”源自父母。于是,“发”与“孝”又奇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的观点,便是极为精准的阐释。

一言概之,与“(生命)根”和“孝”均有渊源的头发,是汉族族群的身份符号和精神寄托。

因此,古代汉族人不仅精心呵护自己的头发,还将剃发、髡发、断发等行为,视作对身体与精神上的双重侮辱;对于周边少数民族的“披发”、“辫发”风俗,他们不仅极度鄙夷,还将之视为典型的“化外之征”。

电影《柳如是》中的明朝知识分子形象

2)满洲人的“发型认知”

与汉族一样,“发”在满(州)族群体中,同样有着较为深刻的内涵。比如在满族的创世神话《天宫大战》中,就有着“女性辫子神创世说”的观点。

另外,当时的满(州)族人们普遍认为,人的头发与天穹最为接近,是人的灵魂所在”,发辫是“真魂的栖息之所”。因此,战场上的幸存者们,通常会将阵亡的八旗将士的发辫带回故里并隆重埋葬,这便是所谓“捎小辫”风俗。

故宫博物院藏《塞宴四事图》(局部)

3)“剃发令”引发的血雨腥风

综合前面的描述看,迥异的发型,已经成为了识别满汉民族属性的显性标志。实际上,在更早的古代史料中,编撰者们就通常会以“发型”为切入点,进行族群识别。

比如《史记·西南夷传》中的“西南夷….皆编发随畜迁徙”,《谷梁传·哀公十三年》中的“吴,夷狄之国也,祝发文身”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清朝君臣

1)“剃发令”的底层逻辑

明清易代后,清朝的统治阶层尽管在意识形态领域,选择将程朱理学作为治国思想。但在显性的风尚层面,他们不仅大力推行“剃发令”,还将违抗者视同“逆命之寇”,不惜以武力相威胁,“诛之而后快”。

电影《英雄郑成功》剧照

对于清廷推行“剃发易服”的动机,学界普遍认为,兼具政治和文化的双重目的。

基于政治层面看,清廷将“发型”视为判别中原汉族百姓“顺逆”的标志,旨在从根本上断绝他们的“狐疑观望之路”。

顺治元年(1644)五月,摄政王多尔衮就曾颁发谕旨:“各处城堡著遣人持檄招抚….有虽称归顺而不剃发者,是有狐疑观望之意,….如过限不至,显属抗拒,定行问罪。”

多尔衮:剃发易服,势在必行!

基于文化层面看,“剃发”的本质就是“在精神上征服汉族”。

一直以“(女真)金国”继承者自居的清朝统治者们普遍认为,“汉化”是导致金朝灭亡的罪魁祸首(拓展阅读:金国百年兴亡史:其兴也勃,其亡也速)。因此,他们不仅竭力维护“国语骑射”的“固本”政策,还严格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旨在强迫汉族人“全方位倒向满洲”。

满汉双语版的《大学》

2)汉族各阶层的“反剃发”斗争

在古代中国,面对改朝换代的历史进程时,大多数居于城乡的“农、工、商”阶层的人众,都会基于生计的考虑,“做出适应性的选择”。更何况,以“明朝继承者”自居的弘光政权,早已在江南各地人心尽失。

资料显示,在弘光政权续统的一年时间里,大笔的财政收入,几乎从来没有用于救济灾民、兴修水利等利民的举措当中。除了豢养只知祸国殃民的军队之外,相当一部分都耗费于皇帝、宫廷和官僚阶层,供他们过着穷奢极侈的生活。

坦诚说,南明的“家底”还是非常厚实的

因此,在清军扫荡江南初期,并没有遇到太多大规模的武装抵抗。

在多铎率大军入南京城时,南京百姓们不仅在家门口摆设香案,还以黄纸书“大清国皇帝万万岁”,书“顺民”二字粘于门;“清兵所过(江南)州县从风而靡,长吏罕有殉城者”,各州县纷纷投降,即便是江阴、昆山、苏州等也不例外。

弘光帝被俘后,愤怒的南京百姓们不仅沿街唾骂,一些人还向他投掷瓦砾。对此,士人陆圻在《纤言》中如是写道:“丙午,(弘光)帝乘无幔小轝入城,首蒙缁素帕,身衣蓝布袍,以油箑掩面,两妃乘驴随后,夹路百姓唾骂,有投瓦砾者。……帝嘻笑自若,但问马士英奸臣何处尔。”

电影《柳如是》中的多铎大军

但令清朝统治阶层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剃发令”一下,江南形势瞬间风云突变。很多原本归顺的州县百姓们纷纷揭竿而起,杀掉清廷委派的官吏,起兵抗清。

嘉兴为例,“六月初九日,清兵至,知府钟鼎臣以城降,居民争粘'顺民’二字于门。清委署官吏谓之'南选’,“市肆安堵”。

但是,“(同年)闰六月初六日,剃发令下,百姓哄至府署,镇将曰:'徂剃发汝等妻子俱不保’,民怨沸腾,数日间聚众三万余”,连清委任的地方官员也被众人“磔死球场”。

嘉兴城的起义,遭遇到了清军的血腥镇压。据史料记载,“城中逃出者十二三,未及出者十之七八,幸免于难者仅三百余人”,“其余(未逃出者)尽行杀戮,血满沟渠,尸积里巷,烟焰弥天”。

电影《英雄郑成功》中负责剃发的清军形象

3)“抗议剃发”的几个原因

为什么各地百姓对“剃发令”如此抗拒?简而言之,主要有两大因素,即“不忍受辱”和“不忍沦为夷狄”。

对于所有的汉族百姓而言,“剃发”就是对自己人格和信仰的双重侮辱;对于深受儒家传统浸润的士大夫阶层而言,“剃发”等同于“沦为夷狄”(拓展阅读:什么是“中国”:清朝皇帝眼里的“中国”)。

电影《柳如是》剧照

因此,选择“留发不留头”,誓死抵抗“剃发令”的人众,一直不在少数。对此,因为“南山案”最终“被诛于市”的戴名世就曾指出,“剃发令”颁布之后,“江淮之间,一介之士,里巷之氓,以不肯效国装死者,头颅僵仆,相望于道,而不悔也。”

曾言“砍头事小,薙发事大”的学者杨廷枢,也因“反清事泄”,最终在顺治五年(1648)五月二日“为巴提督所手刃”。他在临刑前大呼“生为大明人”,即便在头断后依然,刑场周围依然留有“死为大明鬼”之声,可谓壮烈。遗憾的是,在清廷的武力威逼之下,他们不得不接受“剃发”的命运。

外国传教士笔下的中国百姓

4)知识分子们的“消极抵抗”

在国家局势日渐稳定后,“苟活于新朝”的知识分子们,依然采取了不同类型的“消极抗争”举措,向“剃发令”示威。对此,黄宗羲在《两异人传》中如是写道:“自髡发令下,士之不忍受辱者,之死不悔。乃有谢绝世事,托迹深山穷谷者,又有活埋土室,不使闻于比屋者。”

具体而言,顾炎武选择“稍稍去鬓毛,改容作商贾”;余若水“冬夏一皂帽,虽至昵者不见科头”;周唯一“尽去其发而为发冢”,以“无发居士”的形象示人。

顾炎武和黄宗羲

实际上,“尽去发”是很多士人抗拒“剃发”的常见方式。比如王夫之一生始终“玄鬓高挽”,最终“完发以殁身”。在《放杜少陵文文山作七歌》中,他以佛教故事阿修罗王与天神战斗的精神自励,誓言“不毁伤受之父母的身体发肤”。

洞庭翻波鼋鼍吼,倒驾天风独西走

回首人间镜影非,下自黄童上白叟

铁网罩空飞不得,修罗一丝蟠泥藕

呜呼七歌兮孤身孤,父母生我此发肤

但可以肯定的是,成功保全“故国发式”的知识分子少之又少,大多数士人只能通过象征性和仪式化的行为,表达对“剃发令”的不满和抗拒。

王夫之(1619—1692),明末清初思想家,与顾炎武、黄宗羲、唐甄并称“明末清初四大启蒙思想家”

其中,“画网巾”的故事最具代表性。据清初李世熊《画网巾先生传》记载,顺治二年(1645)清廷平定东南后,严厉推行剃发令剃。拒绝剃发的“画网巾先生”与自己的两个仆人被捕后,清兵“脱去其网巾,逼其剃发”。于是,“画网巾先生”令二仆“画网巾于额上”,以示决绝。顺治七年(1650),主仆三人不屈而死。

除了“画网巾”之外,几乎所有具备代表性的“古衣冠”,都被这些知识分子们视为抗拒“剃发令”的凭藉。

浙江士人陈确在《竹冠记》中,专门记录了“自制竹冠”的全过程。后来,黄宗羲在《陈乾初先生墓志铭》中专门记录了此事:“(陈确)截竹,取书刀削之成冠,以变汉竹皮冠之制,其服也,不屑为唐以下,突兀遇之寒田古刹之下,不类今世人也。”

电影《柳如是》剧照

4)尾声

在清廷的武力胁迫下,“剃发令”最终被“彻底地执行了下去。但是,传统的“汉风”发式、衣冠所自带的文化意象与民族情感,一直烙印于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内心深处。

因此,在太平天国“奉天讨胡檄”中,作者不仅直斥“剃发”让中国人都沦为了“禽兽”,还相继打出了“蓄发”和“复衣冠”的口号;对于满族的辫发风俗,近代革命家邹容极尽鄙夷,他直言,“辫发乎,胡服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拓展阅读:从“驱除鞑虏”到“五族共和”,辛亥革命内涵的沧桑演变)。

值得庆幸的是,伴随着社会和思想的进步,今天的我们,再也不用因为“发型”问题,吃这些毫无意义和价值的苦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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