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后，为什么选择最终“放蒋”？
蒋介石《西安半月记》中12月14日“日记”中写道：....当日（早）晨，张学良泪流满面而来，半晌无语，自行退去。正午又来，再流泪称：“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 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如余以身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鲁）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 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 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
按照蒋介石的说法，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次日（12月13日），就读过了蒋介石的日记。读罢日记，张学良“才”恍然大悟，蒋介石早在秘密准备抗日。于是他开始悔悟，决心全力保护蒋介石，并千方百计要将蒋安全送回南京。
这种说法，还有张学良50年代发表的《西安事变忏悔录》等可为参照。
不过，蒋、张两文的可靠性，是需要打上问号的。要知道，早在同年7月中旬，蒋介石就曾表达了在“最后关头”抗日的一系列主张，“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如太简默”是不符合实际的。更何况，在搜查过程中，张学良同时发现了蒋介石写给邵力子的那封“命令东北军剿共或南调”，旨在消耗东北军势力的亲笔信。
可以肯定地说，张学良在整个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不仅没有对自己的行为有悔悟自责、痛不欲生的情况，更对“兵谏”导致的后果，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
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做了最坏的打算，譬如积极准备为自卫而战，不得已时对蒋介石“取最后手段”，直至“自杀”或“入山为匪”。
我们不妨将张学良从12日事变爆发之初至20日双方代表开始在西安进行谈判之间的各种信函和电报以及对蒋处置问题上的言论，做一概要的排列。
这些公开或内部发表的重要言论，远比那些事后整理过的以及几十年后的回忆更加可信和可靠。
12日晨，张学良在第一次向中共中央通报事变消息的电报中明确宣称，他之决心与蒋破裂，纯粹是因为蒋“反革命面目已毕现”，已没有办法与其理论，因而他从一开始就要求红军准备与他“共同行动”，同中央军作战。
同日，他还分别致电孔祥熙、宋美龄及冯玉祥、程潜等，指责蒋介石“违反众论，一意孤行，举整个国家之人力财力，消耗于内战”，“对于青年救国运动，则摧残备至”，“伏思中华民国，非一人之国家，万不忍以一人而断送整个国家于万劫不复之地。” 故“为国家计，为民族计，不得不请介公暂留西安，以得觉悟”。
13日下午5时，张学良对原西北“剿匪”总部全体职员训话，严厉批评蒋介石对内镇压爱国运动。他强调，“如蒋委员长能放弃过去主张，毅然主持抗日工作，我们马上绝对拥护他，服从他！那时甚至他对我们这次行动，认为是叛变而惩处我们，我们绝对坦然接受，因为我们所争的是主张，只要主张能行通，目的能达到，其他均非所计！”
14日晚8时，张学良与杨虎城在西安广播电台发表公开谈话。张学良一面严厉批评蒋介石“自误误国”，要求蒋介石“能有最大的反省”，一面强硬地宣称：
“我们这次举动，完全是为民请命，决非造成内乱。一切办法，决诸公论，只要合乎抗日救亡的主张，个人生命，在所不计。若有不顾舆情，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者，即是全国之公敌。我们为保有国家民族一线生机打算，不能不誓死周旋，绝不屈服于暴力之下，即不幸而剩一兵一卒，亦必用在抗日疆场上。”
15日，张学良分别致电宋美龄、孔祥熙、阎锡山等：“良等此举，纯为抗日，绝无造成内乱之意，并尽其所能，避免内战。如中央不顾民意，肆行压迫，则是中央自造内乱”，“是否演成国内残杀，须视大众之觉悟如何。如大众彻底觉悟，则必共趋对外，而残杀可免，否则即无国内残杀，亦岂有不亡国之理”。
16日，张学良在西安市民大会上讲演，说明自己与蒋介石“所争的就是政治主张”。自己之所以发动“兵谏”，就是因为如今的蒋介石已经与袁世凯、张宗昌没有区别，“用口头或书面的劝谏，是决不能改变的”。
他还电告冯玉祥：
“良等此举，对事而非对人，介公果能积极实行抗日，则良等束身归罪，亦为（所）乐为”，抗日主张及行动未能实现以前，要送蒋回京，“势难遵办”。
17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复电程潜等人，强调“只求主张贯彻，决不稍为身谋”。至于放蒋，除非“蒋承认西安方面的政治主张”，否则，“在抗日主张及行动未实现以前，尚难办到”。值得注意的是，张学良第一次公开表示赞同“容共之论”，并同意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提议，当内战爆发，西安被围时，对蒋“行最后手段”。
18日，张学良复电孔祥熙、何应钦等，“除非中央确有改变政策，积极领导抗日”，否则“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张甚至直接警告何应钦：“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
19日，张学良致电警告蒋鼎文及孔祥熙等：“弟等发动此种惊天大事，岂能视同儿戏！一条生命，早已置诸度外。为自卫计，为保存抗日力量计，绝不惮起与周旋。
”20日，张、杨联合发表告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准备与南京开战。他一面揭露蒋介石南京政府以抗日为名行欺骗之实，一面号召两军将士准备决一死战：
“绥远抗战，中央只派出两个师，阎锡山要求调二十万大军援绥，中央答复无法抽调”，“然而到西北打红军的内战，却源源而来了几十万大军”；
“在绥远的抗战中，中国飞机半架也没有，据中央说是天气太冷，而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央飞机数十架一齐发动到西安来侦察、轰炸，再不管天气冷不冷了”；
“这是抗日吗？ 这是真心抗日吗？ 如果这样就算抗日，试问我们的东北四省，我们的察北六县，我们的冀东二十二县，什么时候才能收复回来？这是敷衍欺骗的抗日，绝对不是我们要求的彻底抗日”。
一言概之，在以上所列各种电报和讲话之中，根本看不出张学良有任何退缩的表示。 对于可能到来的战争，张学良的态度十分明确。假若南京方面“不纳忠言，一味肆行强力压迫”，张将不惜视之为“全国之公敌”而与其“誓死周旋”。换言之，张将不再承认其为正统，而必欲将此全国公敌推倒之。
因此，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既不是鲁莽行事，也不会轻易放弃。在他看来，“主张实现，捐七尺之躯亦在所不惜”；“若主张不能实现，纵使因此爆发内战”，对蒋“行最后手段”，战败“自杀”、“入山为匪”，也义无反顾。
截止张、杨联名发出“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将士书”的20日，西安与南京两方都在准备依靠战争解决问题——倘若中央军再继续进攻和轰炸，一场大规模内战将不可避免。张学良很清楚，倘若双方真打起来，自己的胜率非常低。
因此，和谈是最佳的选择。但问题是：
张学良已经再三表达过自己的决心，非蒋认输，不能解决问题；
蒋依其性格与威望，必不肯轻易妥协，僵持下去，难免成为鱼死网破的局面。
恰在这时，南京政府前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宋子文的到来，戏剧性地改变了这种危险的局面。
在对日问题上，宋子文是有名的强硬派。他因反对蒋介石为“剿共”大举国债，而被迫弃官。辞职之后，不仅积极推动南京方面与中共的秘密接触，并暗中支持深受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沈钧儒、章乃器等人主持的救国会。因此，无论是张学良，还是中共，都对宋颇抱有好感。
宋子文与蒋密谈后，蒋介石的态度很快出现了松动。而宋美龄的到来，更进一步促使蒋沿着“先设法脱离此境，再言其他”的思路考虑对策。这样，张学良和蒋介石谈判的大门就渐渐地打开了。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的态度也改变了。西安事变后，中共曾一度强烈希望公审乃至除掉蒋介石。直到12月18日以前，中共中央始终坚持“罢免蒋介石，交付国人裁判” 的口号。简单地说，他们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前景并不看好。
中共中央切实开始改变自己的态度，是在12月19日政治局会，特别是在20日接到共产国际的来电之后。在接受了共产国际的提议后，中共做出了不小的让步。譬如不再提重组国防政府的相关问题，也不认为有必要“立即开始改组南京政府”，强调“只增加几位抗日领袖人物即可”。
不过，尽管中共中央做出了巨大让步，但张学良提出的新条件却仍旧相当强硬。它包括：
停战，撤兵至潼关外；
改组南京政府，排除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
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
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
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可以看出，“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和“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不仅是对蒋介石既定国策的根本否定，也清晰地表明了西安方面与中共同进退的坚定态度。事变进行到最后阶段时，张学良等人选择全面妥协的说法，是不正确的。
由于直接的谈判对手，是希望借助西安事变实现其政治抱负的宋子文。因此，张学良等人所提条件的激进，似乎并没有对谈判的进行构成多少障碍。据周恩来报告说；
....在23日开始的谈判中，宋子文对改组政府问题格外热心，一上来就提议：“先组织过渡政府，三个月后再改造成抗日政府。目前先将何应钦、张群….陈绍宽赶走。推荐孔祥熙为院长，宋子文为副院长兼长财政….
坦诚说，宋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ye 代表着蒋的妥协。尤其是他提出的改组政府的人事安排，更是给人一种“革命” 即将大功告成的强烈感觉，让张学良有些喜出望外。他更明确提议，考虑改编西北红军，照国军待遇，实现合作抗日的问题。
随着谈判的深入，一切障碍都因“改组政府”和宋子文的许诺而烟消云散。到了谈判后期，张学良等人对于“蒋下令撤兵之后立即放蒋回南京”，还是“撤走中央军、释放救国会领袖之后再放蒋（回南京）”的问题，都不那么“上心”了。
周恩来也打电报询问中共中央：“在蒋同意上述办法下，我们（将）与蒋直接讨论各项问题（即西安方面所提六项条件）”，“你们准备在何种条件下许蒋回京？”。这说明，即使是周恩来，也已经开始相信“蒋介石很可能会迅速承认六项条件”，释放蒋介石一事马上就要提上议事日程了。
24日，蒋就23日宋子文转述西安方面之六项要求，具体“答复张”：
（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
（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介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
（寅）蒋先回京，后释放爱国七领袖；
（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
（辰）蒋意开国民大会；
（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除张学良所提第四条“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一条改为“释放爱国七领袖”；第五条“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一条改为“开国民大会”外，其他各条，蒋介石均已一一承诺。
25日上午，周恩来、张学良、杨虎城与宋子文、宋美龄顺利地进行了最后的商谈。据周恩来当日报告，根据蒋的“答复”意见，双方“谈判结果”如下：
（子）孔、宋组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
（丑） 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队已退）；
（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
（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
（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
（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
（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
（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
比较23日蒋“答复” 的六条，最后谈判的结果与蒋介石的承诺基本一致。而且，宋子文还主动地把蒋的“开国民大会”，改成了开“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并增加了释放政治犯和共产党公开两条。可以说，张学良等人的收获超出了预期。
谈判结束后，蒋介石会见了周恩来。在肯定“由宋（美龄）、宋（子文）、张全权代表他” 解决一切的同时，明确表示欢迎周恩来去南京共同探讨关于“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的问题。
这一切表明， 蒋介石已经承诺接受张学良的各项基本政治主张，只待回南京逐项落实了。至此，张学良发动的西安事变可算得上是大功告成了。
张学良本着“言必信，行必果”的信念，踏上了送蒋返宁、“束身归罪”的道路。在南京军委最高军事法庭上，他仍旧慷慨陈词，声称除了违犯纪律、损害领袖尊严外，“我们的主张， 我不觉得是错误的”。
其被判刑前夕，还满怀信心地给毛泽东写信道：“弟在此尽力奋斗，虽多困难，尚可顺利，俟（等待）二三日把政（改）府（事）做完，几天即回”。
即使判刑之后，他仍旧相信此不过蒋为环境所困不得不搞的“官样文章”，因而仍不无自豪地宣称，“’双十二’事件是我们国家存亡绝续的分野”，“抗日复土的光荣责任，已经加在我们的肩头了! ”自信不会有什么危险，必会与东北军将士“共同杀敌”。
甚至在最终得知再无回陕的可能之后，他也还是一度相信，蒋“谅亦有为难处”，因“委座另嘱，彼决不负我等，亦必使我等之目的可达，但时间问题耳”，故“此事仍有转圜办法”。
张学良再没有能够得到自由，而蒋介石大体上也没有食言。除了“改组政府”和“令中央军离开西北”两点外，蒋在西安所承诺的条件大都陆续得到了落实。
内战停止了，上海救国会的爱国领袖释放了，召集国民大会的相关法令颁布了，谋求与苏联合作的外交谈判也切实进行了，甚至张学良和东北同胞期望的对日抗战，也在事变结束半年之后迅速开始了。张学良本人虽然身陷囹圄，然而他的目的基本上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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