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作为我国古代最重要的编年体通史，其有一个最大的特点便是编者对于史料的真实性十分看重。
在《资治通鉴》记录唐朝孝敬皇帝李弘死因一节中，有“己亥，太子薨于合璧宫，时人以为天后酖之也”的记载，这种语焉不详的表述，说明了编者的审慎态度。
一般来说太子的死因总归有个定论，但李弘的死因之所以让司马光如此头痛，是因为《旧唐书》和《新唐书》关于此事的记载完全不同，那么事实的真相又是怎么样呢？
李弘作为唐高宗第五子，武则天的长子，其在弟弟李贤的太子之位被废后，便被立为新太子。
从李治为其撰写的评论中，可以看出其在担任太子的一段时间里表现相对优秀，并没有出现什么逾矩的事情。
但才能突出的李弘却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他从小就深受肺结核的困扰。
在李治所撰的《孝敬皇帝睿德纪》中也记录了李弘在上元二年因病去世的情况，《旧唐书》中虽未明确提及，但用了“薨于合璧宫”的记载，基本上默认了李弘病死的事实。
可在《旧唐书》的《承天皇帝倓传》中，却又留下了李泌告诉唐肃宗，李弘乃是被武则天毒杀的记载。
而到了《新唐书》中，李泌的说法更是直接被写在了《高宗纪》和《孝敬皇帝弘传》之中，毒杀也成为了李弘被广泛接受的死因。
针对《新唐书》和《旧唐书》之间的记载差异，古今史学家的看法完全不同。
在近代之前，古人一般认同《新唐书》的写法，他们认为武则天出于对权力的维护，很有可能做出毒杀亲子的举动。
而且相较于成书仓促的《旧唐书》，《新唐书》的编撰更加仔细，可以查阅的史料也更多，因此可信度更高。
而且《旧唐书》在编撰的时候很多段落都是直接从一些散落的唐代史料中复制摘抄的。
其中不乏武后执政前后的书籍，这些书籍很有可能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对真相进行了隐瞒，因此其真实性存在争议。
但如今的历史学者却普遍认为《旧唐书》的记载是合理的，他们提出了武则天不会杀害李弘的几点原因：
但笔者认为这三点都有待商榷，李弘的死显然不是病死那么简单。
“虎毒不食子”是中国的一句古话，其在绝大多数场景下也都是正确的结论，但我们在讨论政治问题的时候，这句俗语往往就不再成立了，尤其在唐朝的时候更是如此。
我们知道唐代初年便发生了兄弟相残的玄武门之变，李世民杀死了自己的兄长李建成后，才获得了太子之位。
后来唐太宗在位时期，太子李承乾和兄弟李泰之间也发生了争夺继承资格的事情，由此可见唐代统治者对于血缘关系的淡漠。
这种风气的出现背后有其历史原因，在唐代之前的南北朝时代，弑君篡逆的故事频繁上演，儒家学说维护的宗法制度已经败落，皇室之间的亲情纽带完全被权力所斩断。
唐代统治者虽然推动了儒家理论的复兴，但在唐朝前期，社会的文化氛围尚未恢复，统治者受到的礼法束缚较弱，这让他们在对亲人下手的时候，不需要背负沉重的心理负担。
而且武则天对自己的儿子下手，并不止这一次。
在文明元年，她派丘神勣逼迫已远徙巴蜀的废太子李贤自杀，便是明证。
由此可见，武则天对于子女的爱并不足以影响其为了维护权力做出的决策。
与此同时，唐代的贵族对于权力的追逐也非常病态，当时左卫将军高真行的儿子高政是废太子李贤的臣下。
在李贤被废后，高政被唐高宗交给高真行看管，高真行随后为了表示忠心，居然联合兄长杀死了亲儿子。
所以唐代统治阶层大多将亲情置于权力之下，武则天作为最优秀的政治人才，自然也不会例外。
在部分史学者眼中，自从李治患病失去执政能力以后，武则天便成为了唐王朝的权力中枢。
在李弘去世的时候，武则天的近臣已经占据了朝堂的机要位置，唐太宗钦点的辅政大臣不是被贬谪流放，就是已经去世，武则天显然已经将权柄牢牢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
因此即使李治真的因病禅位，李弘登基后也绝对不是武则天的对手，最多只能像弟弟李旦一样成为武则天的傀儡，因此武则天没有杀死李弘的必要。
但笔者认为事实的真相却并非如此，在李治执政末期，虽然在武则天的运作下，朝廷的三省长官均处于空缺，朝臣没有地位尊隆之人与武则天抗衡，可众官员对于武氏执政的做法还是有很大的意见。
比如在李治病后不久，他就曾经想把权力交给武则天，但遭到了大臣的强烈反对只能作罢。
李治这才有了禅位给太子的想法，但不久后李弘的突然离世，让李治的这个愿望也落了空，只能和武后继续共同执政。
在这段时间里，与武后关系极为密切的许敬宗被安上了恶谥（含贬义的谥号），而被武则天扳倒的长孙无忌则被恢复了爵位。
这说明此时朝臣们对于武则天的所作所为并不信服，一旦李治禅位，武则天就失去了执政的合法性，其必然将受到大臣们的猛烈抨击。
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武则天必须在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前，控制住李唐皇族的政治势力。
李弘作为已经成年的太子，其一旦掌握大权，自己的权力就将被剥夺，这是武则天绝对无法接受的。
而且武则天对于儿子的控制力度，显然也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强。
在唐中宗李显继位之后，他很快就要求将自己的岳父韦玄贞提拔为侍中，这显然是一次消解武则天权力的尝试。
武则天随即认为李显并不可靠，便废掉其皇位，扶持“更好控制”的幼子李旦继位。
这次武则天直接将李旦安置在别殿，杜绝了李旦培植自己政治势力的可能。
从武则天的这次刻意安排中，我们也能看出武则天对于自己当时政治实力的不自信。
而且即使武则天在李治去世十余年后才改元称帝，这也引起了各地官员的强烈反对，甚至出现了徐敬业等“反周义军”。
这也能说明武则天当时并没有将朝堂完全控制在自己手上，即使病恹恹的李弘对他也是很有威胁的。
《新唐书》中记载了李治晚年时，对身边近侍说的一段话：
弘仁孝，宾礼大臣，未尝有过。
这段话一般被认为是李治对于孝顺的李弘的想念，但也有史学家指出这应该是李治对李弘惨死的难过和愧疚。
此时想必有人会问，李治不是给李弘亲自写了传记，还确定了其死因吗？
这就不得不说武则天对于当时史料的谨慎态度了。
在李治去世之后，武则天即使在百忙之中，还是亲自过目并“修改”了一百多卷的《高宗实录》。
这说明了她对于史料的重视，也证明了武则天有修改史料的习惯，因此李治给李弘写的传记是否出自其本人之手，还是有待商榷的。
更何况武则天还对外声称，自己有李治留下的“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取天后处分”的遗诏，但即使其儿子也对这份诏书不屑一顾，其真实性可想而知。
因此武则天时代的史料中，自然不会有武后毒杀李弘的记载。
即使到了唐代中后期，由于唐代皇帝对于武则天多抱有尊崇态度，因此重提这段黑历史也是不合时宜的。
作为大臣的李泌可以在朝堂上谈论此事，但史官们终究不敢越雷池半步，编修《唐历》的柳芳在李弘传记中国留下的“失爱于天后，不以寿终”，恐怕就是讳笔的极限了。
最后我们不妨再来谈谈肺结核，肺结核作为一种慢性病，一般不会令人猝死。
在李弘去世之前，有史料记载他还曾到宫中替李治试药，这显然不是病重之人能够完成的。
后世有人说李弘的暴毙是因为突然听闻李治禅让，太过激动导致病情加剧，但李弘显然也不是个没有城府气度的人。
早年他初选的太子妃曾经被武则天的外甥贺南敏之强暴，李弘也没有因此激动或者失态，由此可见，“激动而亡”的说法也是站不住脚的。
因此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觉得李弘确实是死于武则天之手，《新唐书》中的记载理应无误。
否则武则天又为何特地将长子的陵墓从长安搬到河南，还不是她担心自己死后无法面对李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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