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4年8月1日，清政府被迫对日宣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腐败无能，加上经济、军事落后，最后惨败。1895年4月17日，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自此以后，帝国主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为了挽救民族危亡，以孙中山先生为杰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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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结束后不久，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取“振兴中华”之意，以推翻清廷为己任。
为践行“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誓言，1895年10月26日，孙中山亲自率众在广州发动起义，但由于计划泄露导致第一次起义失败。
接下来，革命党人前赴后继，发动了大大小小9次武装起义，但都由于准备不足，单纯冒险，收效甚微。
时间来到1910年，时年44岁的孙中山于11月13日在马来西亚槟榔屿秘密召开会议，参会的有同盟会（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孙中山很激动，因为大家一致决定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以振奋革命信心，鼓舞革命士气。
他们的计划是以广州新军为主，率800革命党人为敢死队，先占领广州，然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湖北，赵声率领一军出江西到南京，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最后会师南京，一起北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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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各路筹备工作随即展开。
孙中山直奔美国，他此行的目的只有一个：筹款。起义的具体工作则交给了36岁的黄兴和29岁的赵声。
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了起义统筹部，为了吸取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黄兴和赵声将准备工作做得很细，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下设8个“课”：即调度课（负责调度新军起义人员）、储备课（负责购买和运输武器）、交通课（负责起义路线和运输武器）、秘书课（负责人员联络）、编辑课（负责起草各种规章制度）、出纳课（负责财务支出）、总务科（负责各种秘密文件）和调查课（负责情报侦察）。
随着各项准备工作顺利进行，起义时间也确定了：1911年4月13日。
眼看着发难的日期渐渐临近，意外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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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叫温生才的同盟会成员于4月8日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打乱了计划。
温生才，汉族，广东梅州市梅县人。自幼失怙，家境贫寒，长大后去南洋打工谋生。1907年听了孙中山的演讲后，加入同盟会。
41岁的温生才热血沸腾，对清政府的腐败与卖国行径十分仇恨。尤其是同盟会1910年4月23日刺杀摄政王载沣失败，让他大受触动。
他决定效法这个青年，用自己的性命，换万千同胞觉醒。这个青年不是别人，正是汪精卫，时年27岁。“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如此慷慨豪迈与正义凛然，汪精卫的义举轰动全国，感动了无数仁人志士。
温生才本来想刺杀的是屡次挫败同盟会起义的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孚琦被杀后，他才知道自己杀错了人，但不后悔，反正杀的都是清廷走狗，在弹尽援绝后当场被捕。
15日，温生才被押赴刑场，遭斩首、挖心以祭孚琦。死后尸体又被肢解，草草掩埋。行刑前，温生才神情自若，毫无怯色，对着围观的百姓大喊道：“今日我代同胞报仇，各同胞务须发奋做人方好！许多事归我一人担任，快死快生，再来击贼！“
真英雄也！
辛亥革命胜利后，温生才之墓迁葬于黄花岗。梅县人民为纪念这位烈士，把梅城的一条街命名为“生才路“，将丙村井塘村小学命名为”生才小学“。
温生才的刺杀行动没有知会同盟会，纯属个人行为，虽然这样的壮举令人钦佩，但也给整个行动带来了不利的后果—清廷有所警觉，广州全城戒严。
加上美洲的筹款和由日本购买的武器还未到，起义被迫推迟到4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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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黄兴由香港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的小东营五号设立起义指挥部，赵声为总指挥，黄兴为副总指挥。第二天，坏消息又传来：作为起义的主干力量，广州新军的机枪全部被缴，手中只有步枪，但子弹大部分被收回。两广总督张鸣岐又下令向广州增兵，城外的巡防营也开始调入城内。
不幸一个接着一个。4月25日，又收到消息：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官兵在5月3日即将退伍。而此时，从日本、安南购买的武器弹药还要稍迟才能运到。
这就使起义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终止行动，不仅严重打击革命党人士气，辛辛苦苦筹集的费用打了水漂，以后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筹集资金会更加困难重重；而且这次起义准备了这么久，机不可失，错过了，下次又不知道是何时了。
如果继续行动，不利的情况这么多，这不是直接去送死吗？
最后，黄兴在喻培伦、林文（时爽）等人激励下，决定无论如何也要在27日发难。
4月27日凌晨，黄兴留下一封遗书，决定“本日驱赴阵地，身先士卒，努力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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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黄兴带领敢死队120余人，臂缠白毛巾，手拿步枪炸弹，吹响海螺，直扑督署衙门。
原先计划好的十路人马，因为广州戒严只剩下四路，这四路其中的三路又因为子弹不够，联络中断—其中最重要的一路是赵声率领的新军第一标，此时他还在香港组织敢死队，准备分批潜入广州。所以，只剩下黄兴这一路，就这100多号人。
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是需要何等的勇气！又是需要怎样的信仰呢？
毫无疑问这是有去无回的必死之路。
起义军一举攻占了总督府，两广总督张鸣岐早已逃往广东水师提督府。由于没找到张鸣岐，起义军就纵火焚烧总督衙门。然后冲杀出来，迎面正好碰上了水师提督李准的亲兵大队。
林文之前听说这支队伍里有自己人，就上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结果，话未说完，被敌人一枪命中头部，当场牺牲。
枪声大作后，起义军伤亡惨重。
林文倒地后，刘元栋、林尹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的右手中指食指第一节被打断。忍住剧痛的黄兴立刻将所部分成三路：一路攻督练公所（即新建陆军督练处）；一路攻小北门；黄兴自率一路出南门，迎接巡防营。
结果，就上演了一场让人扼腕的“乌龙”。
黄兴一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的巡防营相遇。但温带雄为入城方便，忘了手臂缠上白毛巾，黄兴所部的方声洞见无记号，以为是敌人，率先开枪，温带雄应声倒地。愤怒的巡防营士兵立刻反击，一枪撂倒方声洞。
两队是自己人，却这样“愤怒”地交上了火。
战至最后，只剩黄兴一人，在小店伙计的帮助下乔装出城。在城外遇到赵声，两人抱头痛哭。
一场同盟会有史以来准备如此充分的秘密起义，竟然以这样的结局收场，令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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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27日晚间，起义队伍已经被完全打散，在张鸣岐和李准的围追堵截下，有31人被抓，其余要么战死，要么自杀，无一人屈服。
起义不幸失败，但故事还没有完。
这些革命前辈，值得青史留名。
林觉民，福建闽县人。被捕后侃侃而谈，他告诉张鸣岐和李准，“只要革除暴政，建立共和，能使国家安强，则死也瞑目”。李准甚至动了恻隐之心，觉得可以留下他为清廷所用。张鸣歧则认为，这个“面貌如玉、心肠如铁、心地光明如雪，称得上奇男子”的林觉民，如果留给了革命党，实为后患。1911年5月3日，林觉民被枪杀于广州天字码头，时年24岁。
他写的《与妻书》，至今读起来，荡气回肠，潸然泪下：“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彀?”
无情未必真豪杰，谁说大丈夫不能儿女情长？
喻培伦，四川内江人，炸弹专家，汪精卫刺杀载沣时就是他提供的炸弹。这次起义，他日夜辛劳，赶制了300多枚炸弹，最后重伤被俘。在敌人面前，他拒不吐露组织机密。牺牲时，年仅25岁。临行前，他高呼：“头可断，学说不可绝！血可流，学理不可灭！”孙中山赞扬其精神：“气振风雷、三日血战、虏胆为摧”。
罗联，广东南海人。被捕后，李准严刑审讯，但他英勇不屈，临死前高呼：“中国非革命无以救亡，望后起者努力前进，勿中馁云”。
陈甫仁，广东兴宁人。被捕后，他向清军官兵宣传革命，使部分官兵深受感动，称他为“革命先生“。受尽酷刑，双足残废，仍不屈服。最后被杀，年仅29岁。
周增，广东梅县人。被捕后，坚贞不屈，义正词严，痛斥满清腐败，与饶辅廷一起在广州东较场英勇就义，年仅19岁。梅县人民为纪念他，将梅城的一段路命名为“周增路”。
饶辅廷，广东梅县人。被捕后，他对妻子说：“人谁无死，我死后你要坚持”。受尽酷刑，报以冷笑，牺牲时，年仅30岁。梅县人民为纪念他，将梅城中华路至程江桥头一条街，命名为“辅廷路”。
……
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一时难以说尽，但此刻情不自已，不知所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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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失败后，清廷下令，不许亲属收敛，牺牲的革命党人，被暴尸街头。
当时中国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先生冒着生命危险，以《平民日报》记者的身份，5月3日，组织了100多人，把散落并已腐烂的72位烈士的遗骨收殓安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他喜爱菊花，常以“菊残犹有傲霜枝”自勉，就把红花岗改名黄花岗，史称黄花岗起义。
黄花即菊花，象征节烈，取“黄花晚节”之意，比喻人到了晚年，依然具有崇高的气节。
只是，埋藏在地底下的烈士们，大都是青壮年，又何期于晚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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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意义重大，它加速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不到半年，武昌又爆发起义，终于完成了革命先烈多年的夙愿。
1912年5月15日孙中山发表《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文》，评价他们“寂寂黄花，离离宿草，出师未捷，埋恨千古”。
革命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之前多次的血泪教训和经验积累，以及无数革命先烈的伟大牺牲精神，他们一息尚存，战斗不止。
革命英雄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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