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清代满族，不能不谈八旗制度，八旗制度伴随着女真（满洲）民族的统一而产生，是集军事、行政、经济等诸多职能为一体的独特组织架构，不但以武力缔造并一度维系着一个幅员辽阔的政权，还深刻参与到当今满族族群的确立与发展进程之中。
但它同时又是一个可以用“庞杂”来形容的话题，想用一两篇文章来道破相关史事，实在是一件挟泰山以超北海的事情。今仅拟用几话的篇幅，从不同角度聊一聊那些容易被人们忽视的八旗旧事。
爱新觉罗家族的私产；
大约是长期受地广人稀、辗转游猎的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女真社会并没有形成土地私有的观念，而是对承担各种生产活动的劳动力有着更为明确的占有意识。
氏族部落时期的女真社会所形成的是贝勒（beile，酋长）---诸申/伊尔根（juxen、irgen，依附民、自由民）---阿哈（aha，奴隶）的阶级结构。在这种结构里，自由民向领主缴纳赋税，阿哈是主人（ejen，额真）的一种财富，他们的劳动产品及子孙也都要归主人及主人所在的家族所有。
明代女真社会的阿哈，主要来自于对外掳掠的朝鲜人和汉人。据《明实录》的记载，仅隆庆元年至万历十四年（1567—1586）的二十余年间，有记载的被女真、蒙古各部掳掠的人口就多大7300余人，同一时期《朝鲜实录》中关于女真人入境劫掠的记载更是不计其数。
随着女真族群统一进程的发展，原本属于各部的阿哈自然也随着部落的统一而集中起来，他们中的一些会因为战功而被取消阿哈的身份。与此同时，也不断有战争中的敌对势力或作奸犯科者被贬入阿哈的行列。
家族或氏族在满语中被称为mukvn，译写为“穆昆”，是一种基于血缘纽带的社会集团。公元1583年，努尔哈赤的祖父和父亲双双罹难，努尔哈赤成为这个家族的“穆昆达”（族长）。随着势力的增加，他按照部族“两头政长”的习俗将所得的“国人、僚友、敕书、奴仆”等与弟弟舒尔哈齐共同分享，为其另立了一个穆昆。
努尔哈赤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先后成年后，按照女真人“长子析居”的习俗，作为父亲的努尔哈赤将“私产”一分为四，进行了重新分配。
下表系依据刘小萌先生所做《穆昆塔坦敕书分配列表》整理得出的，从表中不难看出努尔哈赤家族控制着全部37个塔坦中的16个。余下的21个塔坦中，除了吴尔古代名下的3个塔坦外，均被努尔哈赤分配给了共同创业的功勋贵族。
换言之，以“牛录—塔坦”为架构组织起来的人们被以私产的形式划归爱新觉罗家族所有，这正是有清一代满官对皇帝自称奴才的“理论依据”。
四穆昆的出现与八旗的确立；
上述三穆昆的格局一直维系到公元1611年。是年，舒尔哈齐及长子阿尔通阿、三子札萨克图被杀，努尔哈赤将他们在第三穆昆所辖的4个塔坦加以整合，又增添一部分划分为独立的第四穆昆，交由舒尔哈齐的次子阿敏统辖，并将原来的第三穆昆交给次子代善统辖。
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以努尔哈赤为首的第一穆昆、以褚英为首的第二穆昆、以代善为首的第三穆昆和以阿敏为首的第四穆昆，此时势力均衡的“四穆昆”正是日后四旗的直接来源。
两年后，第二穆昆的所有者褚英被囚，并于公元1615年被汗父努尔哈赤处死，他的这部分“财产”由褚英的长子杜度继承。
但此时身为孙辈的杜度已然失去了其父嫡长子的优势，在四旗扩张为八旗的过程中，面对人数众多的叔叔们他最终只得到了八分之一的镶白旗。
舒尔哈齐支脉的阿敏，则因侄子的身份无法保全原来取得四分之一“家产”的权利，也仅仅得到了镶蓝一旗。
这种格局的出现虽然有刻意削弱舒尔哈齐、褚英势力的用意，但也是努尔哈赤诸子相继成年、参与到财产分配之中的部族私有制的客观反映。这种分配方式与日后代善将自己治下的镶红旗析出，分与已成年的长子岳托管理，乃至努尔哈赤晚年将自己亲掌的两黄旗分与三个幼子阿济格、多尔衮和多铎，都是基于同样的考量。
根据清代官修《八旗通志初集》的记载，“太祖乙卯年，以削平诸国，每三百人设一牛录额真。五牛录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设一固山额真。每固山额真左右设两梅勒额真。初设有四旗，旗以纯色为别：曰黄，曰红，曰蓝，曰白。至是镶之，添设四旗，参用其色，共为八旗。”即后世为人熟知的正黄旗、镶黄旗、正红旗、镶红旗、正蓝旗、镶蓝旗、正白旗、镶白旗。
这里的“正”在满文中作gulu，意为素色的、纯色的，也可写作“整”；“镶”字在满文中作kubuhe，意为镶边的，镶嵌的。
清入关后，正旗均为纯色矩形龙纹旗帜，旗中龙首向右、龙腹内有五朵祥云。镶旗则在矩形的基础上减去右侧边角，其中镶黄旗、镶白旗、镶蓝旗皆以底色镶红边，镶红旗以底色镶白边，旗中龙首向左、龙腹内有三朵祥云。
但在郑忠信的描述里，天命六年（1622）时的旗帜远没有后来的八旗那样精致威风：正旗皆是本色“无画”，所谓的镶旗则是在正旗的基础是画以龙纹---黄旗画黄龙、赤旗画青龙、青旗画黑龙、白旗画青龙。
“旗主”非旗主；
如果将“五大臣”与扎尔固齐的设置看作是八旗制度正式确立前努尔哈赤对改变女真社会旧有政治体系所作的尝试，那么在他成功改造牛录、设立牛录额真之后，对固山额真的设置便应当可以被理解为是这种尝试在八旗制度内的延伸。
事实上，努尔哈赤的继位者皇太极，正是依靠对固山额真这一职位的调整和控制，一步步削弱贵族势力、巩固提高汗权的。
前文所引《八旗通志初集》中对八旗初立时的描述中有对固山额真的提法，固山额真即满语gvsa ejen，直译为旗主。但这个“旗主”却并非我们印象中如代善、多尔衮等威风八面、共议国事的旗主王爷，而是指八旗制度中旗一级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执掌一旗之户口、教养、官爵承袭、军事训练等具体事务，顺治十七年（1660）改称为“都统”。
努尔哈赤统治时期八旗的实际所有者均“以太祖子侄任之”，并被授予gvsa ejelehe beise（旗专主贝勒）之爵，也就是为后世所熟知的旗主王爷。
固山额真设置于旗主贝勒之下，虽然也都是出身勋贵，承旗主之名却并没有旗主之实，他们更像是汗分派给旗主贝勒们的管家，依靠国家赋予的行政职能管理旗内的相关事务。
八旗设立伊始的各旗贝勒、固山额真人选虽然并没有明确的史料记载，但根据《满文老档》和朝鲜使者郑忠信的奏疏记载却可以梳理出天命六年（1622）前后八旗旗主贝勒、固山额真的任职情况。
地缘组织替代血缘组织与特殊公共权力的出现是国家形成的两个重要标志。
努尔哈赤通过对牛录制度的几次改造，成功地打破了旧有的血缘组织结构；五大臣、扎尔固齐、固山额真等行政职务的设置，使国家权力得以实现。
但作为由氏族部落向封建国家的过渡，努尔哈赤执政时期的后金政权虽然已经出现向封建国家制度转型的肇端，却始终无法完全突破旧有氏族部落制度的樊篱，贵族君主制的不稳定性，严重危及着新汗的权力。
在金国（aisin gurun）向大清国（daicing gurun）的蜕变过程中，皇太极开启了将八旗由“家族私产”向“国家根本”转化的序幕，女真（满洲）社会迈入由议政制向君主专制制度转变的历史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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