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永历六年（1652年），蜗居贵州安龙府的南明永历一朝又一次出现了难得的抗清高光时刻。这一年，李定国在湖南和广西取得靖州大捷和桂林大捷，收复湖南大部及广西全省，击毙定南王孔有德和敬谨亲王尼堪，天下震动。使清廷“上下忧虑,不逞他事”,甚至有“媾和之议”,必要时“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
同年，刘文秀出击四川，取得叙州大捷、停溪大捷，克复川南、川东，孙可望取得辰州大捷。永历王朝的抗清进入最为辉煌的时刻，其政权控制的区域涵盖了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全部，湖南、四川两省大部，广东、江西、福建、湖北四省一部，大有一举光复中原的态势。
永历六年抗清高潮时期的形势图
然而好景不长，当年十月，刘文秀四川用兵失利，保宁战役战败，孙可望又败于宝庆战役，郑成功在漳州战役中失利。明军在四川、湖南、福建三个战场上没能扩大战果，陷入了与清军相持的局面。不久，南明内部发生内乱，孙可望的自立行为搅乱了本就脆弱的南明政权体系，永历政权的高光时刻昙花一现后又恢复了四处逃窜的境地。
实际上，永历王朝本就先天不足，永历六年的高光时刻得益于新生力量大西军余部的加入，才使得南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战果。但永历帝本身的性格缺陷、南明政权内部所固有的弊端，尤其是作为永历朝廷支柱的大西军内部孙李矛盾的激化使得永历六年的抗清高潮注定只会是昙花一现，最终的失败是必然的。
永历帝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丰颐伟干， 貌似神宗……不甚学”“自幼失学，全未读书”，未尝受过正规皇室教育，加之性格怯儒， 无半点果毅、英迈之气，其胆识、心胸与才能难堪中兴之主，只是因为其为神宗嫡孙，父兄又相继去世，所以成为朱家皇室子孙中仅存一线之可承继大统的人选，因此在弘光、绍兴、隆武、绍武等政权无法继立的情况下，两广总督丁魁楚联合湖广总督何腾蛟、广西巡抚瞿式耜、 巡按王化澄等人拥立其监国， 其嫡母王太妃深知其为不堪大用之才，固辞不让：“诸君子何患乎无君？吾儿仁柔，非拨乱才也。愿更择可者”。无奈“魁楚等请之坚，遂以十月十四日于衰中监国肇庆”。
事实证明， 朱由榔确实如王太妃所说那样是一个“非拨乱才”，遇事优柔寡断、毫无主见 且又贪生怕死、胆小如鼠，即位之后在清军的追剿下辗转流离于粤、桂、湘、黔、滇、缅之间，一有风吹草动，就闻风而逃。
永历元年（1647年），由于战局变化无常，他从肇庆到梧州、到桂林、全州，又到湖南武冈转靖州、柳州、象州，流离奔波数千里。大臣瞿式耜多次劝戒他“兹乃半年之内，三四播迁，民心兵心， 狐疑局促，势如飞瓦， 翻手散而覆手合，诚不知皇上之何以为国也！皇上在粤而粤存，去粤而粤危。我退一步，则（敌）进一步；我去速一日，则（敌）来亦速一日。”“播迁无宁日，国势愈弱，兵势愈难振， 民心皇皇复何依？”永历帝的回答却令人哭笑不得：“卿不过欲脱死社稷耳！”
1646年10月永历初立时期南明形势图
因为未受过正规的皇储教育，加之个人能力素养有限，所以永历帝识人、用人的本事很是欠缺，且处处受制于人，根本无匡扶江山的能力。
永历王朝本是偏安一隅的小朝廷，大敌当前之际应把所有的精力用于抗清、收复失地，但是却沿承晚明政治的弊政，小人得志、朋党肆毒、阉竖固宠、纪纲倒置，“在廷则门户纠纷， 疆场则将骄卒惰。”
“永明王以群臣水火甚， 令盟于太庙，而党益固不可解。”
在永历一朝，“扈驾元勋 与“反正功臣”之间的派系恶斗贯穿始终，“如果说在弘光以前的东林、 魏党之争表面上还以'君子’、'小人’为分野，到永历时期完全变成了争夺朝廷权力的内部倾轧”，两党除了意气之争外，在对待农民军余部的问题上，分歧巨大，“楚党实质上代表着崇祯以来明朝统治阶级中的顽固势力”，视农民军为贼、 寇，极为排挤猜忌，给抗清斗争带来极大的损失和危害。
官绅地主中的绝大多数对明朝气数已尽心知肚明，所以趁机纳贿受赂，搜刮民脂，敲骨吸髓。“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两广总督丁楚魁有降清之意，被李成栋斩杀时，“有大哨船四十，将三年宦囊悉载入……闻舟中精金八十四万，皆三年中横取者。 呜呼！ 罔民、虐民，可以鉴矣！”。何吾驹“富甲东南”，王化澄号称“富甲天下”，政治的腐败使许多士大夫深感寒心。
“自崇祯而后，成甚朝廷？成何天下？以一隅之正统，而亦位置多官，其宰相不过抵一庶僚，其部堂不过抵一杂职耳， 所谓存礼之汽羊也。”
“其现在朝廷者，干济则平常，争官则犀锐，部曹则想科道，科道则想督抚，毕智尽能，朝营暮度，无非为一身功名之计，其意盖谓世界不过此一刻，一刻错过，便不可复得矣。”
内臣党争，威望尽失，外将不和，无人能辑，使好不容易打下的良好形势沦丧。尤其是作为永历朝此时的支柱，大西军内部孙李之间矛盾的激化，更加沉重的打击了本就脆弱的小朝廷。
永历王朝苟存15载，其间抗清之举，主要凭借其明皇室后裔之精神旗号加之大西军余部之军事力量二者的结合，但是彼此之互不信任以及农民军内部孙李二人之矛盾重重，械斗不休，终至抗清败局。
南明与农民军的抗清统一战线内部矛盾重重，各自都在打着自己的算盘，南明安抚农民军的目的是想借抗清之名倚以自强，而孙可望目的是想挟天子以令同类，带有强烈的个人野心。永历元年（1647年）三月，孙可望部进入云南，打出“为黔国讨贼”的旗号，借云南总兵官、黔国公沐天波与土司沙定洲交战之际，拉拢沐天波，借沐氏之影响在云南立足，号令土司，将云南打造成为其抗清基地。但以沐天波为首的明朝残余势力对于农民军始终是疑窦重重，只接受其“月给俸优养”，但不接受其所授官爵；金沧道副使杨畏知在与孙可望谈判过程中也坚持要求其不用农民军大西政权的年号，而用干支纪年，否则不与所谓“流寇”合作，孙可望接受了对方的意见，废除了大西的年号。
永历三年夏（1649年）孙可望修书一封，派杨畏知赴广东肇庆，以求封王爵，出兵击清的要求归顺是时定都肇庆的永历朝廷，希冀利用其精神旗号来号令天下，扩大影响 但是当杨畏知带着永历朝廷册封孙可望为“平辽王”的敕令返滇之时，永历朝廷庆国公陈邦傅等人却先他一步，矫诏擅封孙可望为“秦王”，孙可望明知“秦王乃亲藩上十王之首”，朝廷不会如此让步与他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在给永历帝奏疏称秦王如故，并改云南省为云兴省，云南府为昆明府，自称日“孤”，“不谷”，文书下行曰“秦王令旨”，称李定国、刘文秀日“弟安西李”、“弟抚南刘”，凡商讨军国大事， 李定国、刘文秀皆左、 右列位。 并且采取多种手段或是暗杀或是拘禁朝廷所派改封他为“冀王”的使者，最终迫使朝廷屈服，正式册封他为“秦王”，之后僭称天子之形，大造王府，“用黄瓦，拆呈贡县城砖石为墙，脚宽六尺。 大门外设通政司，立下马牌，制天子仪仗。 ”
永历六年（1652年）“自扈从以外，无一卒一民为朝廷有矣”的残明政权无法在两广立足，于是永历帝移驾贵州安隆所（后升级为安龙府），以寻求农民军的保护，永历六年的抗清高潮也正是在这样不可思议的背景下发生的。
永历朝廷驻跸安龙四年（1652—1656年），期间经济上捉襟见肘、生存备艰：“宫室卑陋，服御粗恶”，每年得膳银八千两，食米六百石，安龙知府范应旭在簿册上直书“皇帝一员、 后妃几口，月支银米若干”，朱由榔感叹说：“可望待朕无复人臣礼”；臣工告艰，永历帝不得已毁金银器皿，以济诸臣；政治上也处处受挟孙可望，孙大权独揽，假天子号令行中外，“调兵催饷，皆不上闻，生杀予夺，任意恣肆”。大臣们攻击孙可望“挟天子以令诸侯”，应“立毙杖下”。引孙可望针锋相对驳斥道：“挟天子以令诸侯，不知当时尚有诸侯，诸侯亦尚知有天子。今天子已不能自令 臣更挟天子以令于何地，令于何人？”
万般无奈之下永历帝把希望寄托在李定国身上，永历七年（1653年）密赐李定国“屏翰亲臣”金印，孙可望闻之大怒，掀起大狱，将参与此次行动的朝廷内阁大臣吴贞毓等十八人处死，并于永历八年（1654年）将安龙改为安笼，讽喻永历帝为笼中之鸟，自己从贵州返回云南准备登基大典。永历十年（1656年）三月，李定国率部来到安笼将永历帝接到昆明，协同在滇的沐天波、刘文秀等人，君臣共抗孙可望。
孙可望原为张献忠部下，因作战英勇，遇敌坚立不动，获绰号“一堵墙”，李定国“更称万人敌”，二人皆骁勇超逸，1644年8月，张献忠攻破成都后封孙可望为平东将军监十九营，李定国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二人“俱称千岁”，深受张献忠赏识。张牺牲后，在余部的领导人选择问题上以及农民军下一步的发展方向上二人矛盾尖锐， 孙可望“性狡黠，稍识字”；故献忠平日一切密谋，惟可旺独参之。加之年长于众兄弟，所以王尚礼、艾能奇等人皆认为“自然应尊大哥为主。”于是“始相与尊可望受约束”，李定国虽然服从众议，但是也只是表面维持而“非心服也”。
李定国起初并原本不想与南明有关联，1649年，杨畏知说可望归肇庆，朝永历皇帝，请封王以镇滇、黔。定国曰：“我自为王，安用所请？”可望日：“封爵出自朝廷为真，今皆假号耳。”定国日：“果尔受封，便为朱家臣子。”但是后来在其亲信金维新竭力劝说下，才改变策略，归明抗清。永历十年（1656年），李定国接受了“晋王”的封爵，与永历王朝的关系由“联明”发展到“君臣”的关系。李定国迎桂王人滇，“事帝尽礼， 供帝极丰”，“行军进止，一以诏敕从事。”
永历六年（1652年）七月，李定国在广西桂林大败清定南王孔有德，使其自焚而死，十一月，在湖南衡阳斩杀清敬谨亲王尼堪，名声大震。李定国桂林、衡州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 此自万历戊午（1618年）以来所未有也。”李定国的名声大震引发孙可望更深的忌恨，二人也更难精诚合作，永历七年（1653年）孙可望派冯双礼、关有才率兵攻打李定国，二人行至广西柳州遭至李定国伏击反被擒获，于是孙李二人的矛盾白热化。
永历十年（1656年）永历帝成功移驾云南昆明，之后将朝政“兵马事悉付定国主之”。孙可望忌恨李定国夺取自己挟天子诏令号召天下的权力，撕破脸皮，于永历十一年（1657年）八月统帅６万大军从贵州进攻云南，李定国得永历帝所赐尚方剑，率３万大军奉命招讨孙可望于曲靖交水，反清势力正式分裂。九月，孙可望部将前锋兵马总统白文选投降李定国，另一部将马进忠做定国内应，向孙可望军驻地发动突袭，大败孙可望，孙仓皇之中逃回贵州，其部将张胜所率军被李定国及其部将靳统武前后夹击，损失惨重，可望无路可走，带领残兵到长沙投降驻扎在此的清军洪承畴部。
之后定国主政昆明，一方面“论功行赏，设官设吏，率皆宴饮恬愉，争功修怨，绝不以国事为念”，另一方面对原可望部属进行了赏罚清洗，进一步扩大了农民军分裂的不良影响，导致兵将失联、边警稗至，终至大溃的局面。
与残明政权的垂死挣扎不同， 新兴的大清王朝则气势如虹，优势明显。他们拥有稳定而富有进取心的领导集团；而且整个社会正处在蓬勃发展的上升期，对反清势力采取有效的策略：以汉制汉、各个击破，重点打击农民军，分化瓦解南明反清力量；同时调整野蛮的民族高压政策，禁止圈占土地和强制农民投充，采取各种措施竭力拉拢汉族官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扩大其影响力。为崇祯帝举行国葬，打出为汉人“复君父仇”的旗号绞杀农民军，影响极大；同时停止明末的三饷加派，实行“轻徭薄赋”，鼓励开垦荒地，减轻农民负担，增加政府收入，为统一战争提供了强有力的经费支持；加之经过多年战争锤炼的骁勇善战、斗志旺盛的八旗兵和收编自明朝官兵的绿营兵这两大战争机器，对付一盘散沙的反清武装，胜算不言而喻。
参考资料：
《李定国评传》
《永历实录》
《明季南略》
《南明史》
《明末滇南纪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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