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羹尧作为和佟佳·隆科多齐名的雍正朝初期宠臣、权臣。在康熙朝晚期的“九子夺嫡”事件中，因其职位之便，对远在西北手握重兵的皇十四子胤禵形成有效钳制，为皇四子胤禛夺嫡的最终胜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好不夸张的说，如果缺少了隆科多于京内、年羹尧于京外的有效襄助，皇四子胤禛能够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微乎甚微。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以后，“拥立功臣”年羹尧又取得了西北战事的胜利，从根本上巩固了雍正皇权。
念于拥立之功和西北战功，雍正二年，年羹尧获封太子太保、晋爵一等公，成为名副其实的“西北王”。
但权势滔天的年羹尧，却在雍正三年，以令人诧异的速度身败名裂，最终落得一个被赐自尽的悲凉下场。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有载：
羹尧，康熙三十九年进士，改庶吉士，授检讨。迭充四川、广东乡试考官，累迁内阁学士。四十八年，擢四川巡抚。
“读书人”出身的年羹尧，通过传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进入仕途，仅仅用了10年时间 ，就官至四川巡抚，成为一方封疆大吏。
注意此时年羹尧的妹妹，雍正皇帝的敦肃皇贵妃，尚未成为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也就是说，年羹尧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成为省部级干部，除了康熙皇帝的格外赏识和破格提拔外，年羹尧自身非常人能及的才识也是主要参考依据。
年羹尧在康熙四十八年，成为四川巡抚；年羹尧的妹妹年氏在康熙五十年成为皇四子胤禛的侧福晋。
康熙四十八年到康熙五十年之间乃系爱新觉罗·胤礽被复立为太子的“拖延”时期，这是不是康熙皇帝对皇四子胤禛京外势力的刻意培养和扶持，我们不得而知。但年羹尧最后能够官至川陕总督，离不开其在四川任内的两次出色表现。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中，记载了年羹尧在此期间的两次出色表现：
1、五十六年，越巂卫属番与普雄土千户那交等为乱，羹尧遣游击张玉剿平之。
2、是岁，策妄阿喇布坦遣其将策凌敦多卜袭西藏，戕拉藏汗。四川提督康泰率兵出黄胜关，兵譁，引还。羹尧遣参将杨尽信抚谕之，密奏泰失兵心，不可用，请亲赴松潘协理军务。
四川巡抚任内的一次“剿匪”行动，让康熙皇帝看到了年羹尧“堪为将军”的军事才能；
康熙五十六年，在击败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入侵西藏的战争中，年羹尧出色地完成了保障清军后勤供给的人物，再次显示出卓越才干。
康熙五十七年，年羹尧特授四川总督，兼管巡抚事，统领军政和民事，成为西北地区握有实权的大员。
康熙六十年，在皇十四子胤禵担任抚远大将军期间，年羹尧晋升陕甘总督，成为皇四子胤禛制约皇十四子胤禵的重要棋子。
自此，年羹尧和皇四子胤禛之间的命运开始紧密联系在一起，开始了君臣两人从“千古榜样”到“为人臣负恩罔上”的纠葛。
01 年羹尧的存在，对皇四子胤禛的夺嫡胜利，到底有多大意义？
康熙四十七年，皇十四子胤禵被康熙皇帝钦命为抚远大将军，而当时参与“九子夺嫡”事件的九位皇子中，皇长子胤褆因“魇术魇废太子，事发”被圈禁终生；皇太子胤礽两度废立以后，再无复出可能；皇三子胤祉见此夺嫡乱局，自动退出夺嫡之争；皇八子胤禩因为康熙五十三年的“毙鹰事件”而彻底失去圣宠；皇四子胤禛又始终保持中立态度、隐藏夺嫡之心；皇十四子胤禵俨然成为夺嫡的最热门人选。
《清实录·圣祖实录》记载了皇十四子胤禵出征之时的“天子亲征规格”：
出征之王、贝子、公等以下俱戎服，齐集太和殿前。其不出征之王、贝勒、贝子、公并二品以上大臣等俱蟒服，齐集午门外。大将军胤禵跪受敕印，谢恩行礼毕，随敕印出午门，乘骑出天安门，由德胜门前往。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并二品以上大臣俱送至列兵处。大将军胤禵望阙叩首行礼，肃队而行。
而且在皇十四子胤禵出征之际，康熙皇帝还曾经专门向青海的蒙古王公下达了一份“胤禵职权说明”谕旨：
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或军务，或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如能诚意奋勉，既与我当面训示无异。尔等惟应和睦，身心如一，奋勉力行。
在康熙五十七年这样一个夺嫡的关键时期，康熙皇帝对皇十四子胤禵的巨大恩宠和巨大职权赋予，都几乎明确表明了胤禵的皇储身份。皇十四子胤禵，由此从一个默默无闻、背靠皇八子胤禩的支持者，变成继位呼声最高的皇子。
康熙六十年十一月，康熙皇帝曾经以“面授方略”为由，将远在西北的胤禵早回京城，但在三个月以后，胤禵又被康熙皇帝派回西北前线，并未对其进行传位的相关嘱托和安排，这让胤禵大失所望。
康熙六十一年，佟佳·隆科多“召受顾命”，宣读康熙遗诏，皇四子胤禛得以承继皇位，是为雍正皇帝。
但在雍正皇帝继位，宣布了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大学士马齐、尚书隆科多总理事务的谕旨以后，紧接着下达了一份关于胤禵的谕旨。
《清实录·世宗实录》有载：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这西路军务。大将军职任重大。十四阿哥允禵。势难暂离。但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著速行文大将军王。令与弘曙二人驰驿来京。军前事务。甚属紧要。公延信著驰驿速赴甘州。管理大将军印务。并行文总督年羹尧。于西路军务粮饷。及地方诸事。俱同延信管理。
也就是说，雍正皇帝刚一继位，就立即将胤禵的军权剥夺，并命年羹尧主要接替胤禵之职。
雍正皇帝之所以将胤禵“急召回京”，当然不是因为“遇皇考大事。伊若不来。恐于心不安”，而是因为雍正皇帝继位合法性的迅速传播，让雍正皇帝不得不对手握重兵的胤禵，有所忌惮和防范。
雍正皇帝的诸多安排，并不难理解，而手握十几万大军的皇十四子胤禵为何就对雍正皇帝言听计从，“驰驿来京”呢？
从胤禵返京后“狂悖不法，气傲心高”的具体表现来看，他几乎确信原本该属于自己的皇位是被皇四子胤禛抢走的。那么胤禵为何不敢拥兵自重，挥师返京，夺回属于自己的皇位呢？
年羹尧就是皇十四子胤禵不敢发动武装政变的第一道无法逾越的关卡。
手握十几万大军的皇十四子胤禵是拥有武装政变的实力，但其大军的后勤保障、粮草供应却是时任川陕总督的年羹尧负责。有各地征调之西北大军的军粮、粮草，皆有年羹尧处汇总、分发。
北京城垣之内，皇四子胤禛有时任九门提督的隆科多，予以绝对保障；而在京城之外，唯一一个对皇四子胤禛具有实质威胁的胤禵，又有着年羹尧的有效钳制；康雍两朝皇权的更迭过程，才得以顺利进行，皇四子胤禛的皇位才能够初步稳固。
雍正元年五月，雍正皇帝对年羹尧再度委以重任，《清实录·世宗实录》有载：
若有调遣军兵、动用粮饷之处，著边防办饷大臣及川陕、云南督抚提镇等，俱照年羹尧办理。
自此，年羹尧成为了实际上的“西北王”。
02 雍正初年，西北战事的胜利，对雍正皇帝意味着什么
雍正皇帝在“九子夺嫡”期间的“隐忍不发、韬光养晦”，让其身边并未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集团。仅靠年羹尧、隆科多、皇十三子胤祥等人，断然无法满足雍正皇帝对朝政大权的绝对掌握，更无法满足雍正皇帝对诸多政事的妥善处理。
况且初登大宝，立足未稳的雍正皇帝，还面对着昔日夺嫡政敌——以皇八子胤禩为首的“八爷党”对政事处理、新政推行的百般掣肘。
雍正皇帝在其所著《大义觉迷录》中，曾经对此种情况予以过说明：
阿其那逆意坚定，以未遂平日之大愿，恚恨益深，且自知从前所为，及获罪于皇考之处万无可赦之理，因而以毒忍之心肆其桀骜之行，扰乱国政，颠倒纪纲，甚至在大庭广众之前诅朕躬，及于宗社。此廷臣所共见，人人无不发指者。
而且，雍正皇帝在“九子夺嫡”事件中虽然以中立态度、隐藏夺嫡之心的夺嫡策略最终赢得了胜利，顺利承继皇位。但其对于皇位的“刻意隐瞒”，也必然导致皇室宗亲、朝臣乃至天下子民对其“即位合法性”的质疑之声。
团结在自己周围的政治势力不够、昔日政敌的百般掣肘再加上铺天盖地的质疑之声，雍正皇帝急需一件战事来转移宗亲、朝臣乃至天下子民的视线，为自己正名。
雍正元年十月，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发动叛乱，为雍正皇帝“恰如其分”的送上了一份“大礼”。
雍正二年初，被雍正皇帝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的年羹尧，仅用数月便将叛乱平定，为雍正皇帝送上了一份大大的“继位贺礼”，雍正皇权得以绝对性稳固。
《清实录·世宗实录》记载了西北战事胜利以后，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巨大恩赏：
谕总理事务王大臣等。青海逆贼罗卜藏丹津之事。大将军年羹尧奋勇杀贼。于十五日内、即能逆贼巢刀灭平定。殊为可嘉。年羹尧、著授为一等公。封大将军年羹尧之父年遐龄、为一等公。加太傅衔。再赏给一子爵，由其子年斌承袭。
从雍正皇帝对年羹尧近乎“疯狂”的封赏程度，就足以证明年羹尧取得西北叛乱的胜利，对雍正皇权的积极影响程度。
此战以后年羹尧威震西北，被雍正皇帝特旨授予“参议云南政事”的特权，成为雍正皇帝掌握西北大片区域的心腹之臣。
也就是说青海战役的胜利，从根本上稳固了雍正皇权，绝对消除了雍正皇帝“继位合法性”的质疑之声外，还为雍正皇帝掌握地方政权奠定了绝对基础。
不可否认，年羹尧继“拥立之功”后，再度立下的“西北战功”，乃系雍正皇帝能够稳居皇位的绝对保证。就此来看，雍正皇帝对年羹尧的恩赏，并不疯狂。
03 鼎盛时期的年羹尧，到底有多嚣张？
青海战役后，雍正皇帝用极度宠溺的言辞——“尔之真情朕实鉴之，朕亦甚想你，亦有些朝事和你商量”，命年羹尧回京。
雍正二年十月，年羹尧抵达京城，雍正皇帝再度对其进行了恩赏。
《清史稿·列传八十二》有载：
十月，羹尧入觐，赐双眼花翎、四团龙补服、黄带、紫辔、金币。叙功，加一等阿思哈尼哈番世职，令其子富袭。
除此之外，年羹尧进京期间，雍正皇帝还特命其与总理事务大臣马齐、隆科多一同处理军国大政。雍正还因为他“能宣朕言”，令其“传达旨意，书写上谕”。身居外官的年羹尧俨然成了总理事务大臣。
自此年羹尧的权势达到了顶点，“位极人臣”似乎已经无法形容当时年羹尧的权势滔天。
雍正皇帝曾经对年羹尧做出过绝非君臣之间能够做出的“承诺”：
朕不为出色的皇帝，不能酬赏尔之待朕；尔不为超群之大臣，不能答应朕之知遇。在念做千古榜样人物也。不但朕心倚眷嘉奖，朕世世子孙及天下臣民当共倾心感悦。若稍有负心，便非朕之子孙也；稍有异心，便非我朝臣民也。
纵观有清一朝，能够得到皇帝如此恩遇，尤其是雍正皇帝这位对待臣下极其严苛、无情的帝王能够对年羹尧发出如此“宠溺”的言辞，年羹尧的恩宠，无以复加。
及至此时，年羹尧的“嚣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年羹尧管辖的区域内，大小文武官员一律听从年的意见来任用。辖区以外的官职任免，雍正皇帝也经常征求年羹尧的意见。
2、直接参与朝政。他有权向雍正直接上报，把诸如内外官员的优劣、有关国家吏治民生的利弊兴革等事，随时上奏。
3、凡是年羹尧所保举之人，吏、兵二部一律优先录用，号称“年选”。
但上述年羹尧的“嚣张”之处，都是雍正皇帝予以明确的特权，并非是年羹尧的“获罪之由”，年羹尧真正的获罪之由，在于如此特权之下的“作死”表现。
04 年羹尧到底因何获罪？
对于年羹尧的获罪之由，雍正皇帝在《大义觉迷录》中曾经给出过明确的说明：
年羹尧受皇考及朕深恩，忍于背负，胸怀不轨，几欲叛逆。其贪酷狂肆之罪，经大臣等参奏九十二条，揆以国法，应置极刑。而朕犹念其西藏、青海之功，从宽令其自尽；其父兄俱未处分，其子之发遣远方者，今已开恩赦回矣。
在雍正皇帝的说明中，年羹尧“胸怀不轨，几欲叛逆”的罪行，并无实质行为予以证明，或许只是雍正皇帝为了凸显年羹尧罪恶之盛，避免落下“兔死狗烹”、“诛杀功臣”的骂名而刻意安之。
真正让雍正皇帝对其生出忌惮乃至“必杀之”的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恃宠而骄、擅作威福
行文诸督抚，书官斥姓名。请发侍卫从军，使为前后导引，执鞭坠镫。入觐，令总督李维钧、巡抚范时捷跪道送迎。至京师，行绝驰道。王大臣郊迎，不为礼。在边，蒙古诸王公见必跪，额驸阿宝入谒亦如之。
纵然年羹尧备受雍正皇帝恩宠，但其毕竟自身一介臣子，即使有着一等公爵在身，在远远达不到令总督、巡抚等地方大员的“跪迎之礼”；在西北之地，年羹尧甚至要求蒙古王公跪拜，就连皇家驸马也不可避免。如此高标准的礼节，恐怕连皇室亲王爵位，也无法比拟。更重要的是，年羹尧对下属乃至平级官员的行文，以“令谕”擅称，作死到如此地步，不自尽都对不起年羹尧“作死界翘楚”的称号。
2、结党营私、排除异己
尝荐陕西布政使胡期恒及景灏可大用，劾四川巡抚蔡珽逮治，上即以授景灏，又擢期恒甘肃巡抚。羹尧仆桑成鼎、魏之耀皆以从军屡擢，成鼎布政使，之耀副将。羹尧请发将吏数十从军，上许之。觐还，即劾罢驿道金南瑛等，而请以从军主事丁松署粮道。
《清史稿》中记载之年羹尧迫害之人——蔡珽、金南瑛；重用党附之人——胡期恒、景灏、桑成鼎、魏之耀等人只是年羹尧在“结党营私、排除异己”方面的一部分具体事例。其在西北地区，甚至组建了一个以自己为首，以陕甘四川官员为骨干，包括其他地区官员在内的政治势力集团，巡抚、布政使等高等文职官员；副将、参领等高等武职官员都是年羹尧能够轻松任命、罢免的官职级别。
作为对“朋党”最为厌恶、打击最为严苛的帝王——雍正皇帝，面对年羹尧如此明目张胆、肆意妄为的结党行为，就只会有一个处理办法——杀！
3、贪赃枉法、收敛财富
在《清实录》对年羹尧的“贪黩之罪”记载中，单就有真凭实据、有明确数目的贪腐银两就多达数百万两之巨。既有诸如“题补官员。受谢仪四十余万两”、“勒索捐纳人员、额外银二十四万两”、“受赵之垣金珠等物、值银二十万两”等的巨额贪腐之罪，又有诸如“抄没塔儿寺硼砂茜草等物”、“砍取桌子山木植，借称公用，存贮入已”、“将抢掠各番衣服等物。奄为已有”等于年羹尧身份不符的“微末”贪腐行为；甚至还有诸如“遍置私人、私行盐茶”、“私占咸宁等十八处盐窝”、“差家人高四、贩买马匹”等官员行商盈利行为。
就年羹尧的巨大恩宠和位极人臣的极高地位而言，如此贪腐行为，对于清朝官员而言，似乎并不算多大的罪过，但别忘了年羹尧面对的是谁？
雍正初年，为了填补康熙朝晚期国库的巨额亏空，恢复“康熙盛世”的良性发展，整顿吏治、惩治贪赃枉法乃系雍正皇帝着力推行的改革措施之一。年羹尧所为，无疑系顶风作案，罪加一等。
对于年羹尧的获罪之由，《清史稿·列传八十二》的说明，至允至当：
羹尧自代胤禵为大将军，师所向有功。方且凭藉权势，无复顾忌，即於覆灭而不自怵。臣罔作威福，古圣所诫，可不谨欤！
就雍正皇帝在取得青海战功以后，对年羹尧的极尽恩宠，似乎有着对其“捧杀”的嫌疑，但年羹尧越来越“卓越”的作死表现，无疑是走向三尺白绫的真正原因所在。“罔作威福”，最终导致了这位一代名将的陨落！
参考文献：
《清实录·圣祖实录》、《清实录·世宗实录》、《清史稿·列传八十二》、《大义觉迷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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