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大顺永昌元年，清顺治元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明王朝中央政权宣告结束。
明王朝中央政权的灭亡，并不代表着明王朝就此结束，因为在明代，南京还有一套中央行政机构，虽然平时主要是安置不得志的大官僚，但这毕竟是南京不同于其他地方，而居于全国第二政治中心的地位。
所以当李自成起义军攻下北京，推翻了明朝的中央政权之时，这个第二政治中心就成了明朝残余势力的旗帜。明朝剩下的大臣迅速拥立了新皇帝，重建了统治南方半壁江山的明朝政权，史称南明弘光政权。
这个新皇帝，名叫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福恭王朱常洵之长子。这个政权只短短的存在了一年，并没有能像历史上的东晋、南宋一样，实现和北方划江而治的目的。究其原因，除了当时清军的军力强大之外，还有着下面的五个原因，我们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南明弘光政权，立的是福王朱由崧当皇帝，但是也不是那么一番风顺，这里面有有着争斗和政治倾轧，主要表现就是'福潞之争'，国家大事已经到了如此不堪的地步，那些大臣还是忘不了争权夺利，如何又会不灭亡！
朱由崧生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初封德昌王，进封世子。崇祯十四年(1641年)李自成攻克洛阳，朱常洵被杀，朱由崧逃至怀庆，崇祯十六年嗣封福王。崇祯十七年因躲避义军的惩罚与潞王朱常淓一起南逃至淮安。
崇祯十七年三月中旬，北京被李自成攻克，崇祯帝丧命。这个消息传到南京之后，南京文武大臣商议拥立新君。此时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没逃离北京，可供选择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从血缘关系讲，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惠王、瑞王、桂王与刚刚丧生的崇祯帝最近，所以最有资格当选。但惠、瑞、桂三王远在西南地区不便拥立，南京附近只有福王。
拥立福王看上去好像是当时最佳的选择，但是有一些大臣却不同意。他们担心福王一旦为帝，就可能会追究'妖书'、'梃击'、'移宫'等三大案，会让本来就多灾多难的明王朝再次掀起风雨。某些大臣因此倾向于拥立潞王。
如果这样说的话，也算这些大臣是出于为国事出发，有这些慎重的想法也不为过。但是事实真的是这样的吗？也许有一些大臣确实是这种想法，但是大多数大臣们之所以拥立潞王，还有着别样的心思。你想本来没有资格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能不感谢拥立他的人吗？所以大多都愿意拥立潞王，为的是自己的利益，落一个拥戴的功劳，帽子自然就会大上几圈。
'潞王立，则无后患，且可邀功'。
主张立潞王最坚决的是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力主其议的人是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也都同意其说。前山东按察使佥事雷縯祚、礼部员外郎周镳，则往来游说。
我们来看这些人，基本上都属于政治上的边缘人物，而且都不算是实权人物，所以他们想借着'拥立潞王'这一事件，改变自己的命运和地位。他们也知道自己人微言轻，所以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慎言、吕大器、姜曰广拉拢屯兵浦口的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让他也拥立潞王，这样他们中间就有了有分量的人物。
'福王由崧，神宗孙也，伦序当立，而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于预有司也。潞王常淓，神宗侄也，贤明当立。可法亦以为然，遂由浦口还南京。'
这边计划定了，但是凤阳总督马士英却不高兴。他知道，在拥立潞王的事件上，他没有什么功劳，现在即使声明拥立潞王，那么也是跟在别人的屁股后面，功劳也是别人的。而且他同时也认为福王这个人，属于庸碌之人，便于控制，于是他就拉拢了一些人，拥立福王为帝，而他所拉拢的人，基本上也是手握重兵的实权派。
'福王昏庸可利，为之内贿刘孔昭，外贿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之，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传谕将士为三军主，请奉为帝。且责可法当主其议。又发兵拥福王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势甚张。'
史可法等南京文武大臣，在马士英的压力下，无奈只好放弃原议，接受马士英的主张。四月二十八日，南京守备魏国公徐弘基等人，迎福王于仪征，三十日百官迎见于龙江关。
五月初日福王自三山门登陆，拜谒过孝陵之后进人南京城。五月三日称监国，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年号原来拟定的是'弘光'和'定武'两个，后来福王'祝天探丸得弘光'（其实就是抓阄），于是决定以次年为弘光元年。所以这个残明势力，就被称之为'弘光小朝廷'。
弘光政权是明朝残余势力建立起来的，它比之原来明朝政府的丑恶腐败，内部纷争，政治腐朽不堪，一点也不少，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
弘光政权仅仅历时一年，就被清政府给消灭了。时间不可谓不短，命运不可谓不惨。但是这些都属于咎由自取！在这短短的一年中，弘光小朝廷的内部纷争就没有断过！其中有统兵将领与所部驻地官绅的冲突，也有统兵将领相互间的争斗，而最引人注目的是阉党官僚和以东林党人为核心的比较正直的官僚的纷争。
福王就职监国时，正直大臣史可法、姜曰广等人为阁臣，马士英虽进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总督凤阳如故。但是朝中的大权还基本上掌握在史可法手中。所以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对此极为不满。马士英拥立福王，自恃有功。而且他还掌握着一部分兵权。当时驻扎于南京之北、江准之间的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及刘良佐所率领的四支部队，都归他节制。南明的军队，除了驻扎于湖广的左良玉部外，主要就是黄、高及二刘的四部，拥有了这四只军队的控制权，就可以拥有对朝政的控制权。
福王监国后不久，马士英就来到了南京，威胁史可法让权。史可法无可奈何，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自请督师江北'，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马士英留朝辅政。马士英与阉党官僚阮大铖关系密切。他与阮大铖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同中会试，又三年，成进士。后因居官'檄取公帑馈遗朝贵'而削职遣戍，流寓南京。崇祯十一年，阮大铖也因'留都防乱公揭'之事而迁居南京郊外，至此两人同病相怜，'相结甚欢'。
崇祯十五年马士英之由戍籍而忽然能够担任凤阳总督，就是由于阮大铖的活动所致。他们二人的这种关系，使马士英一秉朝政，即对阮大铖大力推荐。
六月六日，马士英以知兵为借口，推荐阮大钺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党等正派官僚，自然不能容许这个名列逆案的人出来参政，于是乎'举朝大哗'。但终究没有斗过大权在握的马士英，八月三十日阮大铖得任兵部添注右侍郎，第二年进至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
马士英不仅极力提拔阮大铖，而且还为整个阉党解除了崇祯初年以来的'钦定逆案'枷锁。在他的鼓动下，崇祯十七年十二月，朱由崧下令礼部访求与'钦定逆案'相对立的《三朝要典》送史馆，并下令'追恤逆案诸臣'。
马士英在扶植阉党势力的同时，还和阉党分子携起手来，排挤朝中的东林党人等正直派官吏。如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土姜曰广、高弘图等人就先后被迫辞职。随着时间的推移，弘光政权中阉党的势力越来越大，而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比较正直的官吏，则是势力日削，这就直接使得弘光政权的政治状况，每况愈下。
弘光时期，南京流行的谚语中有这样两句话:'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它形象地道出了弘光政权中，皇帝昏庸，官员腐败的真相。马士英为代表的大臣，他们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这样的例子在历史上是史不绝书，俯拾皆是，我们简单的举几个这样的例子。
崇祯十七年(1644年)十月二十ー日，阮大铖的外甥张秉贞，因桾带关系而由四川按察副使升任浙江巡抚。次年三月，马士英的儿子马锡又以血统高贵，通过阮大铖的推荐，由白衣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管理京营。
崇祯十七年八月五日，吏部尚书徐石麒荐前总督朱大典、王永吉，起初马士英没有收到朱、王的贿赂，即拟旨严责:'永吉身任督师，致北都沦陷;朱大典赃私狼藉，先帝严追未结，何得朦胧推举!'但不久朱、王送来了重礼，马士英立刻另换了一副面孔，决定加以'擢用'。
大臣们擅权专政，卖官鬻爵，朝堂上搞得乌烟瘴气，而此时身为皇帝的福王，他又在做什么呢？他当然在过着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一副坐吃等死的样子！这个弘光皇帝，是个唯知享乐，腐朽透顶的人。当时的南明辖地，仅仅剩下了东南半壁，而局势又极其不安，他本应该节俭为先、励精图治。然而他却大肆挥霍，沉湎酒色，不问政事。国家都已经残破到这种情况了，却依然阻挡不住他奢华的脚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
弘光皇帝举行婚礼时，他要求皇后礼冠要以猫眼、祖母绿为装饰，还要装饰重二钱之珠及重一钱五分珠数百粒、一钱及五分珠千粒。经办的中官与商人估价达数十万，工部及工科谏阻，他斗不听。后户部联合工部及应天府苦苦哀求，他才答应降低规格，但所定仍有三万之多。
崇祯十七年除夕，清军已是步步紧逼'警报沓至'。朱由崧在殿中愁眉不展，诸臣进见，还以为是'兵败地蹙，上烦圣虑'，谁知他发愁的原因居然是'梨园殊少佳者'！。
弘光政权在政治上如此腐朽，在经济上对人民的剥削势必非常沉重。皇帝和他的那些大臣，要维持骄奢淫逸的生活，就必然会加大老百姓的赋税负担。
弘光帝在它得即位诏书中，也包含有若干减轻人民赋税负担的内容，但是这都是他应景的一些空话，丝毫没有要减轻老百姓负担的诚意。为什么这么说？看看下面的原因。
第一，他虽三对崇祯十七年(1644年)及以后年份的若干地区的田赋有所减免，但是对老百姓不堪重负的崇桢十七年及其以前的田赋，却并未涉及。
第二，这些许诺很多内容都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头支票，其中规定得'北直隶、山西和陕西全免田赋五年'，要知道当时北直隶、山西已在清廷手中，而陕西则是在李自成的控制之下，这几处地方，早已不时她能够管辖的了，这两家，谁会听他话，给老百姓减免赋税？这不是空头支票又是什么？
第三，弘光帝在宣布减轻人民的赋税负担后不久，就陆续玩弄了许多新花招，诸如丈量芦洲升课、在某些府县'预征来年之银'、加盐课。由此可见老百姓的赋税不是减轻了，而是增加了。
弘光政权的赋税剥削是极为残酷的。史书记载，弘光政权派出的督征赋税的官员、太监不绝于路，这真实的反映出当时人民赋税负担实在沉重不堪。
如果说上述的几个错误，是因为小朝廷皇帝和大臣的奢侈和腐败的话，那么'联清灭顺'这个错误，可就是说明整个南明小朝廷集体智商欠费了。
清兵于崇祯十七年(1644年)五月二日进入北京，而后一面积极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一面在关内推行强迫汉人剃发易服和圈占汉人土地的民族压迫与民族歧视政策。
清廷的这一政策，使得满汉之间得民族矛盾开始激化。在这种情况下，弘光政权作为汉文化的主体，本应联合李自成共同对付清朝，恢复大明江山。但是他却选择了截然相反的联清灭顺的方法，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其实说到底，还是弘光小皇帝，无法忘怀李自成灭掉大明政权的仇恨，同时也为清朝的诱降政策所迷惑。清朝入关之初，是把进攻的目标主要放在李自成身上的，对弘光政权则是先诱降，准备在解决了李自成起义军之后再集中力量对付。这是明显的'缓兵之计'。可怜的是弘光小朝廷居然相信。而且还错认清朝为友，制定了'联清灭顺'的错误方针。不仅制定了，而且和平时一贯拖沓的风格不同，立即就着手实施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六月十六日，马士英推举陈洪范'北行款虏'(即与清议和)。十九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徽州诸府左懋第，因母死于北方，欲顺便处理丧事，请求与陈洪范同行，于是'遂定使清之议'。
南明小朝廷在涉及议和的条件是:'剖山海关外地与清'，此外可答应给清岁币十万。企图以此换取清朝帮助其剿灭李自成起义军并恢复其对全国的统治。
十月一日，左懋第率领使团到达张家湾。清朝的志向是统一全国，根本就无意和弘光政权的这一使团谈判，所以根本就不是平等的态度。清廷要左懋第到京后驻于蕃属国进京时所居住的四夷馆。左懋第这人还是有点骨气的，他认为'是以属国见待也'，所以争之再三，才被改为馆于鸿胪寺。
清廷负责出面接待使团的清内院刚林，根本就不和使团谈正事，而是一味的指责弘光帝即位的不合法性，双方为此而争论不休。而左懋第所准备的会谈内容，居然一句都没来得及谈。就这样在京城胡扯了二十几天后，清朝就强制使团南返，当使团走到沧州境内时，又被追回。左懋第被拘禁于太医院。至此，左懋第之北使和谈彻底失败。
左懋第北使和谈的失败标志着弘光政权'联清灭顺'方针的破产。这件事乍一看好像对南明没有什么损失，大不了不就是没有谈成吗。其实大不然，它给了清朝各个击破南明和李自成的时间。
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清和硕豫亲王多铎所率军队在陕西打败了李自成起义军后，即由陕西开拔，经河南向南进军，四月十三日，清军进至离泗州仅二十里之处。
弘光政权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就在此时，内部却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斗，左良玉声讨马士英罪状，发起了'清君侧'。这无疑使弘光政权面临的局势更加紧张。
左良玉之所以会下决心'清君侧'的原因，是因为左良玉之所以得到重用，是原属东林党人的侯恂所提拔，因而马士英对之阴有疑忌、多有裁抑。而且在顺治二年正月李自成起义军在陕西被多铎军打败后，转向湖广，对其形成威胁，所以他想着东下躲避李自成。
四月一日，左兵至九江，数日后左良玉病死，其子左梦庚继续领兵东下。面对北西交急的局面，在江北督师的史可法主张着重对付清兵，但大权在握的马士英却不同意这一方案，主张把对付左良玉放在首位。
马士英将黄得功等人的部队，从防御清兵的江北南撤，开往西方前线对付左良玉，于是'自此江北空虚'，清兵之南下，更无障碍。四月十七日，清军大队进至扬州城郊，第二天进至城下。城内守备力量十分单薄，史可法率领军民誓死固守。四月二十五日城破，史可法不屈，被清兵所杀。
扬州是长江边上当南北之冲的军事重镇，史可法是弘光政权中抗清最坚决、威望也最高的领导人物，扬州之役使弘光政权失去了扬州和史可法，弘光政权的灭亡就只是时间的问题了。
灭亡之祸迫在眉睫，弘光小朝廷的皇帝和大臣们，还是在醉生梦死。对前方战事，马士英只许报喜，不许报忧。对实际情况一无所知的弘光帝，高枕无忧，嬉游如常。五月五日，当百官入贺端午节时，他竟'以串戏无暇'，没来'视朝'。
当时有人在长安门柱上张贴了一副对联，很有意思。'福人(弘光帝)沉醉未醒，全凭马上(马士英)胡诌;幕府凯歌已休，犹听阮中(阮大铖)曲变。'
清兵的进攻没有因为弘光政权的麻木不仁而停止，相反更加急迫。五月五日，清兵进至扬子江。此时的弘光政权只有郑鸿逵一支军队守京口。初八日夜，清兵'编筏张灯向镇江，而别由老观河渡'，第二天，尽抵南岸，郑兵扬帆东遁。
清兵渡江的消息传到南京，朝野上下大为吃惊。十日夜，当天午后还酣宴观戏的弘光帝，突然发现形势不妙，'从内臣，以千余骑出通济门'逃命。其突然出走一事，当时连皇太后都不知道。第二天黎明，马士英也带上皇太后逃出南京，前往浙江。
皇帝和辅臣都跑了，南京城内于是大乱，'内门不闭，宫女杂走'，'各官奔窜'。十四日，清兵自丹阳趋句容，前队驻郊坛门。十五日，豫王多铎人南京，营于城北。
总督京营忻城伯赵之龙奉表纳款，勋戚大臣数百员皆出城迎降。出逃在外的弘光帝不久也被清军俘获，五月二十四日被带到南京，九月被带北行，次年五月在北京被清廷杀死。明朝残余势力所建立的第一个南明政权，就这样灭亡了。
'福王僭称尊号，沉湎酒色。信任金王，民生日瘁。文臣弄权，只知作恶纳贿，武臣要君，惟思假威跋扈。上下离心，远近仇恨。＂
上面这段文字是豫王多铎进南京后群出告示中得词句，其中对弘光政权的批评，应该说是正确的，这也正是弘光政权之所以迅速灭亡的重要主观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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