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这一天游子们从四海八方回家过年。不过总有一些人，或者在坚守岗位，或者因为路途遥远，无法跟亲人团聚。
今天要说的就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罪犯。罪犯，特别是死刑犯，本身已经失去了自由甚至是面临律法的制裁，活着对他们可能都是奢侈，更别想着在春节回家过年了。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开明仁爱的帝王，他体谅死刑犯的苦衷，竟特许他们回家过年，并与他们约定按期回监狱报道。
贞观六年十二月末，唐太宗李世民在视察关押死刑犯的监狱时，想到春节将至，而这些犯人却身陷囹圄，不能和家人团聚，不觉心生怜悯，下令把这些已判死刑的囚犯释放回家，但规定他们明年秋天必须自行返回长安就刑。
李世民的这个决定引起了在场官员的议论，他们觉得这些死刑犯肯定会有去无回，怎么会自动回来受死。在李世民的坚持下，共计释放了三百九十个死刑犯。
相信在等待罪犯归来的期间，李世民与众臣一样心存忐忑。如果这些死刑犯真的一去不返，就会增加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和司法部门的工作压力。
然而，奇迹的事情发生了。
贞观七年九月，三百九十个死囚在无人监督、无人押送的情况下，全部归还。《资治通鉴》记载：“皆如期自诣朝堂，无一人亡匿者”。李世民知道后欣慰地笑了，并当天下令将这三百九十个死囚全部释放。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李世民“纵囚事件”。
“纵囚事件”是一件很了不起，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他不仅仅体现了李世民仁政爱民的悲悯之心，更是贞观时期“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法治精神的充分体现。
“纵囚事件”成为贞观时期的政治佳话，不过，也有许多后人对此事持有异议。北宋的欧阳修就专门写了一篇《纵囚论》进行抨击。欧阳修认为纵囚事件纯粹是李世民在沽名钓誉、哗众取宠。纵囚也许有李世民沽名钓誉的嫌疑，不过贞观时期对法治建设的推进确是有目共睹的。
李世民采纳魏征“专尚仁义，慎刑恤典”的建议，在“德主刑辅”的原则下，积十年之功，制定了一部严密而完备的《贞观律》。《贞观律》和唐高宗时期颁布的《永徽律疏》是我国法律史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确立了古代刑法的规范，影响遍及亚洲各国乃至全世界。
在我国封建专制体制下，法律一直处于比较尴尬的地位。因为还有皇帝凌驾于法律之上，皇权大于法权。《管子》有云：“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朱元璋说的就更露骨了：“法令者，防民之具、辅治之术耳。”
对于皇权与法权，李世民有一句名言：“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李世民与其他帝王的观念不同，他没有把法律作为皇帝手中的工具，而是承认并尊重法律的独立性。李世民不仅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贞观元年，就发生了一起法权与皇权的冲突。一个叫“柳雄”的人冒领恩荫成了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唐朝立国之初，为了照顾战死沙场的官兵，出台了照顾烈士后人的恩荫政策，让这些后人承袭先人官爵。恩荫政策诱发了不少人浑水摸鱼，伪造冒领军功。为了惩治这种劣行，李世民下诏对诈冒恩荫政策的人一律处以死罪，可按当时的律法此罪最多只能判为流放。时任大理寺少卿的戴胄坚持柳雄依律流放，这样就与李世民的诏令相冲突。在戴胄的据理力争下柳雄依律流放，李世民向律法妥协，维持了法律的公信力。在这件事上，李世民体现了一个古代君主难能可贵的品质，在中国几千年的人治社会中实属罕见。
贞观时期的法治以“宽仁慎刑”为理念，严格执行死刑复核制度。贞观元年，李世民依据“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的思想，以诏令形式对“死刑复核”做出来严格规定：“古者断狱，必讯于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自今以后，大辟罪（死刑）皆令中书、门下四品以上及尚书九卿议之。如此，庶免冤滥！”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三司推事、九卿议刑”的死刑复核制度。死刑复核制度之后，李世民又推出了“五覆奏”制度，即“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以确保司法公正，避免滥杀无辜。
李世民还在贞观元年废除了五十多种绞刑条款，之后又将九十二种死刑罪名降格为流刑，七十一种流刑降为徒刑。到贞观四年，唐朝就出现了“断死刑，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的良好治安形势。
李世民深知“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在严格执法时又能兼顾人情，所以才会出现“纵囚回家过年”的惊人之举。“纵囚事件”李世民就是想告诉世人：刑罚只是手段，不是目的。既然死囚们能够按期归还，说明他们有着改过自新、弃恶从善的决心和行动，李世民大胆将其释放也就不足为怪了。
参考文献《大唐兴亡三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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