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十一月,刚刚即位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便下诏对唐高祖李渊的一项政策做出了修正。
《资治通鉴》中仅仅用了二十余字就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字里行间给人雷厉风行之感:(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这意思是说,之前被封为郡王的宗室,全都降为县公级别,只有立过大功的数人没有被降级。那这些郡王是谁封的呢?没错,正是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李渊。
而从后来的结果上看,降级的宗室,主要是皇室远枝且没有功劳。比如唐高祖李渊的从弟(堂弟,同祖父)、淮安王李神通,虽然他的爵位没有下降,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因为是皇室远枝且没有功劳,由王爵降为郡、县公爵。
那么问题来了,李世民刚刚即位,就这么着急给远枝宗室降爵位,原因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么做不仅得罪宗室,更重要的,此时李渊才刚刚禅位三个月啊。
《旧唐书·宗室传》记载了李世民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的目的,其实是: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
李世民的解释很简单:自己是皇帝,不能拿百姓的劳动成果来供养自己的亲戚。不过,如果您仔细揣摩这句话,就会觉得这话说的其实更过分,言外之意就是:李渊的分封政策是在“劳百姓以养己之亲”啊。简而言之,劳民伤财。
那么李渊的分封政策真的如此吗?
创业之初,自有创业之初的考量,当时四海未定,天下用兵,于是武德初年李渊封亲子分掌兵权,比如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等。不过,李渊的分封政策很快就出了问题。
(一)分封过滥
除了分封亲子,李渊还广树宗室,《旧唐书·宗室传》就直言李渊“遍封宗子”;而按照《资治通鉴》的话来说,连“再从(同曾祖)、三从弟(同高祖)及兄弟之子”都可以封王。比如李渊的从弟李神通就被封为淮安王,七个儿子也一同被封了王;从弟李神符被封为襄邑郡王,七个儿子也被封为郡王。
您看,从弟和从弟家的孩子一共有16人封王,这不是滥封是什么呀?
其实,李渊滥封宗室的做法,也很容易理解。当时天下初定,他对异姓功臣怀有戒心,只好寄希望于同姓宗室。然而,滥封最大的弊端同样也显而易见,它将传统的论“功”行赏,变成了论“亲”行赏,这就破坏了最初约定的“不辨贵贱……并从本勋授”的军功制度。
(二)“虚”封功臣与封赏浩大
参加晋阳首义和统一战争的功臣们也得到了封爵,比如裴寂、柴绍、秦叔宝、李勣等人都封了国公,李靖、李袭志、李袭誉等人被封了郡县公。不过虽然封了公,但是“食邑制度”没有贯彻落实,史称:户邑率多虚名。
这意思是说,虽然大家被封了爵,食邑多少多少户,但其实并没有得到实惠。而据《新唐书·裴寂传》记载,备受李渊喜欢的裴寂也仅仅只是实封三百户,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功臣没有得到实封,在经济上自然不能满足。怎么办呢?于是李渊只能利用国库,大量封赏功臣。比如秦琼大破宋金刚,李渊“赐黄金百斤”,后又跟随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李渊又“赐黄金百斤,帛七千段”。
而如此滥赏的必然结果就是:“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国库因此而空虚了。
(三)封赏不公
封赏不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刘文静案”了。
晋阳首义,功劳最大的两个大臣当推刘文静与裴寂。而具体功劳而言,刘文静似乎比裴寂的功劳还要大,要知道当初正是刘文静向突厥始毕可汗借兵两千,才助李世民顺利击败隋将屈突通。然而李渊却因与裴寂亲近,厚此薄彼,让裴寂的地位排到了刘文静之上。以至于刘文静心生怨望:
“起义之初……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今(裴)寂位仆射,臣官赏不异众人。”
可对于刘文静的心声,李渊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轻信了裴寂的谗言,将刘文静以谋反罪名处死。这确实令人寒心。
此外,李渊封赏不公,还体现在任性而为上。比如他很喜欢王君廓的“壮气”,于是他便不管对方的功劳是大是小,经常随意赏赐,《旧唐书·王君廓传》记载,李渊自己都曾说过:“君廓……不可以常例赏之。”
从以上总结的内容来看,李渊的分封政策确实存在着不少弊端,首先宗室分封过滥,封赏浩大,必然会透支国库;其次,按血统分封、以亲私关系行赏,缺乏公平性,也必然会引起一些功臣的不满。
确实该变变了!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刚一登基,便决定修正李渊的分封政策,除了前文提到的限制宗室,李世民还做了哪些努力呢?与李渊的政策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按功劳划等级,功劳是唯一标准
首先,是对宗室。前文提到,武德九年十一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三个月后,他曾下诏限制宗室分封,在这里基本上遵循了两个原则:非功不封、非亲不授。
按照这些原则,宗室远枝且无功劳的,降低爵位。当然,那些有功的宗室远枝则不受影响,比如李孝恭本来是李唐宗室的远枝,但他曾经略巴蜀,立下过赫赫战功,李世民不仅保留了他的王爵,而且还赐他实封一千两百户。可见,军功才是李世民封赏最重要的标准。
其次,对功臣的封赐,李世民也遵循了“军功”原则。依照功劳大小来划定等级,而且不论出身,哪怕是庶族、甚至是奴隶出身,也可获得封赐;只要功劳足够大,甚至可以比宗亲得到的封赐还要多。比如说,淮安王李神通只得实封五百户,房玄龄则实封一千三百户,而奴隶出身的樊兴也得到了四百户的食邑封赏。
史官也对李世民“按军功划等级封赐”的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
凡关佐命,大小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
(二)将李渊的“虚封”,改为“实封”
前文提到过,李渊虽然也给了功臣爵位,但大多是“虚封”,功臣没有得到实惠。像裴寂一样真正能食邑三百户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李世民登基后,则将“虚封”改为“实封”。
那么“食邑”制度下,租税所得如何分配呢?《唐六典》这样记载道:“旧制(开元之前),户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国。”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阐史君也查阅了几篇相关的论文,综合来看,可以理解为:三丁以上为一户,一户上交的租调分为三份,一份上交给封国,也就是封君(功臣),其余两份仍然上交给朝廷。
不过,实封过多,则必然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唐太宗控制了实封的数量。基本上实封的功臣有四十多位,封户数量在三万户左右。
另外,得到实封的功臣,当再立新功时,实物赏赐似乎也有所下降。例如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得到的赏赐仅是“绢千匹”。想当年,李渊赏赐秦琼,那可是“黄金百斤”啊,这一对比,着实降了不少。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实封所带来的财政问题。
综上来看,按军功行赏,解决了公平问题;对功臣进行实封的同时,又避免宗室滥封,既解决了封赏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李渊封赏过滥,以至于国库空虚的问题。李世民的分封政策,相比于李渊,无疑是更加得当的。
而再往深里看一层,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留下了一个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一个历史使命:军功制成为庶族的上升通道
随着“均田制”的实施,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一些中小地主,甚至是自耕农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突破。
而此时,唐太宗李世民扶植军功,凡立军功者不分贵贱,都可升官授田,一举跻身显贵。这些政策,正好适应了庶族地主乃至底层人士的政治需求,成为了他们的上升台阶。
例如,唐初奴隶出身的马三宝、樊兴等人都因军功,最后封公食邑;此外,出身农民或者庶族地主家庭而立功者也大有人在,如薛仁贵弃农从军,升任将领,就是典型事例。这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更是让庶族地主也有了成为国家重臣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军功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完成着一个历史使命,那就是:扩大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到这里的必然趋势。
(二)一个隐患:唐太宗险些误入歧途
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革除了唐高祖李渊时期的分封弊病,但这同时也表明了李世民对待分封制的态度,那就是:他并不想摒弃分封制度,而只是寄希望于改革,使分封制度更加完善。
也正因为这个态度,唐太宗李世民差点误入歧途,他竟然渴望恢复周朝“封而建之”的旧法,甚至还想推行“刺史世袭”制度,说白了,就是想将李唐皇族的利益与功臣集团的利益相绑定,以便大家能够“建屏藩以辅王室”,实现“子孙长久之道”。
这显然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君不见,仅仅隔了一代,功臣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就参与了谋反,所谓“建屏藩以辅王室”、实现“子孙长久之道”,终究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翻看史书,汉初、西晋都曾因“封而建之”出现内乱,对此,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却选择性失明了!
这一误入歧途,差点将大唐拖入深渊之中啊,还好有一群骨鲠之臣犯言直谏。只不过,当唐太宗彻底抛弃“封而建之”的旧观念时,已经是贞观十三年了……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
《资治通鉴》
《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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