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德九年十一月，刚刚即位三个月的唐太宗李世民，便下诏对唐高祖李渊的一项政策做出了修正。
《资治通鉴》中仅仅用了二十余字就记载了当时的情况，字里行间给人雷厉风行之感：（武德九年）十一月，庚寅，降宗室郡王皆为县公，惟有功者数人不降。
这意思是说，之前被封为郡王的宗室，全都降为县公级别，只有立过大功的数人没有被降级。那这些郡王是谁封的呢？没错，正是李世民的父亲——唐高祖李渊。
而从后来的结果上看，降级的宗室，主要是皇室远枝且没有功劳。比如唐高祖李渊的从弟（堂弟，同祖父）、淮安王李神通，虽然他的爵位没有下降，但他的几个儿子，全部因为是皇室远枝且没有功劳，由王爵降为郡、县公爵。
那么问题来了，李世民刚刚即位，就这么着急给远枝宗室降爵位，原因是什么呢？要知道，这么做不仅得罪宗室，更重要的，此时李渊才刚刚禅位三个月啊。
《旧唐书·宗室传》记载了李世民自己的解释，他说自己的目的，其实是：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
李世民的解释很简单：自己是皇帝，不能拿百姓的劳动成果来供养自己的亲戚。不过，如果您仔细揣摩这句话，就会觉得这话说的其实更过分，言外之意就是：李渊的分封政策是在“劳百姓以养己之亲”啊。简而言之，劳民伤财。
那么李渊的分封政策真的如此吗？
创业之初，自有创业之初的考量，当时四海未定，天下用兵，于是武德初年李渊封亲子分掌兵权，比如封次子李世民为秦王，李元吉为齐王等。不过，李渊的分封政策很快就出了问题。
（一）分封过滥
除了分封亲子，李渊还广树宗室，《旧唐书·宗室传》就直言李渊“遍封宗子”；而按照《资治通鉴》的话来说，连“再从（同曾祖）、三从弟（同高祖）及兄弟之子”都可以封王。比如李渊的从弟李神通就被封为淮安王，七个儿子也一同被封了王；从弟李神符被封为襄邑郡王，七个儿子也被封为郡王。
您看，从弟和从弟家的孩子一共有16人封王，这不是滥封是什么呀？
其实，李渊滥封宗室的做法，也很容易理解。当时天下初定，他对异姓功臣怀有戒心，只好寄希望于同姓宗室。然而，滥封最大的弊端同样也显而易见，它将传统的论“功”行赏，变成了论“亲”行赏，这就破坏了最初约定的“不辨贵贱……并从本勋授”的军功制度。
（二）“虚”封功臣与封赏浩大
参加晋阳首义和统一战争的功臣们也得到了封爵，比如裴寂、柴绍、秦叔宝、李勣等人都封了国公，李靖、李袭志、李袭誉等人被封了郡县公。不过虽然封了公，但是“食邑制度”没有贯彻落实，史称：户邑率多虚名。
这意思是说，虽然大家被封了爵，食邑多少多少户，但其实并没有得到实惠。而据《新唐书·裴寂传》记载，备受李渊喜欢的裴寂也仅仅只是实封三百户，其他人可想而知了。
功臣没有得到实封，在经济上自然不能满足。怎么办呢？于是李渊只能利用国库，大量封赏功臣。比如秦琼大破宋金刚，李渊“赐黄金百斤”，后又跟随李世民平定王世充，李渊又“赐黄金百斤，帛七千段”。
而如此滥赏的必然结果就是：“倾竭府藏以赐勋人，而国用不足”。国库因此而空虚了。
（三）封赏不公
封赏不公，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刘文静案”了。
晋阳首义，功劳最大的两个大臣当推刘文静与裴寂。而具体功劳而言，刘文静似乎比裴寂的功劳还要大，要知道当初正是刘文静向突厥始毕可汗借兵两千，才助李世民顺利击败隋将屈突通。然而李渊却因与裴寂亲近，厚此薄彼，让裴寂的地位排到了刘文静之上。以至于刘文静心生怨望：
“起义之初……与长史（裴寂）位望略同；今（裴）寂位仆射，臣官赏不异众人。”
可对于刘文静的心声，李渊根本听不进去，反而轻信了裴寂的谗言，将刘文静以谋反罪名处死。这确实令人寒心。
此外，李渊封赏不公，还体现在任性而为上。比如他很喜欢王君廓的“壮气”，于是他便不管对方的功劳是大是小，经常随意赏赐，《旧唐书·王君廓传》记载，李渊自己都曾说过：“君廓……不可以常例赏之。”
从以上总结的内容来看，李渊的分封政策确实存在着不少弊端，首先宗室分封过滥，封赏浩大，必然会透支国库；其次，按血统分封、以亲私关系行赏，缺乏公平性，也必然会引起一些功臣的不满。
确实该变变了！武德九年八月，李世民刚一登基，便决定修正李渊的分封政策，除了前文提到的限制宗室，李世民还做了哪些努力呢？与李渊的政策又有哪些不同呢？
（一）按功劳划等级，功劳是唯一标准
首先，是对宗室。前文提到，武德九年十一月，也就是李世民登基三个月后，他曾下诏限制宗室分封，在这里基本上遵循了两个原则：非功不封、非亲不授。
按照这些原则，宗室远枝且无功劳的，降低爵位。当然，那些有功的宗室远枝则不受影响，比如李孝恭本来是李唐宗室的远枝，但他曾经略巴蜀，立下过赫赫战功，李世民不仅保留了他的王爵，而且还赐他实封一千两百户。可见，军功才是李世民封赏最重要的标准。
其次，对功臣的封赐，李世民也遵循了“军功”原则。依照功劳大小来划定等级，而且不论出身，哪怕是庶族、甚至是奴隶出身，也可获得封赐；只要功劳足够大，甚至可以比宗亲得到的封赐还要多。比如说，淮安王李神通只得实封五百户，房玄龄则实封一千三百户，而奴隶出身的樊兴也得到了四百户的食邑封赏。
史官也对李世民“按军功划等级封赐”的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
凡关佐命，大小不遗，贤愚自劝，太宗之行赏也明矣。
（二）将李渊的“虚封”，改为“实封”
前文提到过，李渊虽然也给了功臣爵位，但大多是“虚封”，功臣没有得到实惠。像裴寂一样真正能食邑三百户的，可谓凤毛麟角。而李世民登基后，则将“虚封”改为“实封”。
那么“食邑”制度下，租税所得如何分配呢？《唐六典》这样记载道：“旧制（开元之前），户皆三丁以上，一分入国。”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呢？阐史君也查阅了几篇相关的论文，综合来看，可以理解为：三丁以上为一户，一户上交的租调分为三份，一份上交给封国，也就是封君（功臣），其余两份仍然上交给朝廷。
不过，实封过多，则必然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于是唐太宗控制了实封的数量。基本上实封的功臣有四十多位，封户数量在三万户左右。
另外，得到实封的功臣，当再立新功时，实物赏赐似乎也有所下降。例如贞观四年，李靖大破突厥，得到的赏赐仅是“绢千匹”。想当年，李渊赏赐秦琼，那可是“黄金百斤”啊，这一对比，着实降了不少。唐太宗李世民也是在通过这种方式，来弥补实封所带来的财政问题。
综上来看，按军功行赏，解决了公平问题；对功臣进行实封的同时，又避免宗室滥封，既解决了封赏问题，又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李渊封赏过滥，以至于国库空虚的问题。李世民的分封政策，相比于李渊，无疑是更加得当的。
而再往深里看一层，这些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还完成了一个历史使命，留下了一个隐患，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一个历史使命:军功制成为庶族的上升通道
随着“均田制”的实施，国家经济得到了发展。一些中小地主，甚至是自耕农随着自身经济实力的增强，在政治上也开始寻求突破。
而此时，唐太宗李世民扶植军功，凡立军功者不分贵贱，都可升官授田，一举跻身显贵。这些政策，正好适应了庶族地主乃至底层人士的政治需求，成为了他们的上升台阶。
例如，唐初奴隶出身的马三宝、樊兴等人都因军功，最后封公食邑；此外，出身农民或者庶族地主家庭而立功者也大有人在，如薛仁贵弃农从军，升任将领，就是典型事例。这不仅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更是让庶族地主也有了成为国家重臣的可能。
从这个角度来说，军功制，在某种程度上也在完成着一个历史使命，那就是：扩大庶族地主参政的机会。当然，这也是历史发展到这里的必然趋势。
（二）一个隐患:唐太宗险些误入歧途
唐太宗李世民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有效的革除了唐高祖李渊时期的分封弊病，但这同时也表明了李世民对待分封制的态度，那就是：他并不想摒弃分封制度，而只是寄希望于改革，使分封制度更加完善。
也正因为这个态度，唐太宗李世民差点误入歧途，他竟然渴望恢复周朝“封而建之”的旧法，甚至还想推行“刺史世袭”制度，说白了，就是想将李唐皇族的利益与功臣集团的利益相绑定，以便大家能够“建屏藩以辅王室”，实现“子孙长久之道”。
这显然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主观想法，根本不可能实现。君不见，仅仅隔了一代，功臣房玄龄的儿子房遗爱就参与了谋反，所谓“建屏藩以辅王室”、实现“子孙长久之道”，终究只是美好的愿望罢了。翻看史书，汉初、西晋都曾因“封而建之”出现内乱，对此，英明的唐太宗李世民，却选择性失明了！
这一误入歧途，差点将大唐拖入深渊之中啊，还好有一群骨鲠之臣犯言直谏。只不过，当唐太宗彻底抛弃“封而建之”的旧观念时，已经是贞观十三年了……
参考资料：《旧唐书》《新唐书》
《资治通鉴》
《全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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