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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考义发序

  仪征阮文达公,集录《皇清经解》,中有仁和翟氏灏《四书考异》。余钞取其《大学》、《中庸》、《论语》可条论者。以余之所见,辨而断之,其原书所不及,尚当采他书以为补。至《孟子》书,则又有扬州焦氏循《孟子正义》,用汉赵氏注而作疏说。谓之正义者,本唐时诸经疏说之名,赵注旧有宋孙氏疏,先儒皆以为浅陋人所伪托于孙宣公者。焦氏书则用唐人疏体,而备集我朝诸人考索异同之言,余乃更就此书钞出而审订之,而余之所欲有论于《孟子》书者,亦皆以附而入焉。

  盖《孟子》书,至朱子《集注》,发挥盛矣。赵注特此书解义之权舆,而焦氏独宗之者,以其为古学故也,然赵注于名物事实,皆甚疏略,则以汉儒之学诋病宋儒者,果妄也。而其注文有《集注》所未收,尚可䌷绎者,及近人所推寻而出。凡有证于《孟子》书者,不得以其非切要而遗之。夫学者之读古书,有疑焉必求其通。苟求其通而非敢立异于前人之心者,则吾心之所通,使古人闻之,而固当相许者也。

  往,余尝为古文之学,详读《孟子》本文,窃见《孟子》之书,实所自著,与《论语》集自门人者不同。而章间皆有孟子曰字,殆不宜尔,意其为传书者分章所加,因试置去。别写读之,则见其间文意本相连属,而误于断章者,屡有之矣。然此乃在汉赵氏之前,今安得易之?虽不得易,而吾之所见为当如是者,亦吾心之所不能以已也。况于事实之可稽,文义之可执者,吾焉得避之乎?虽然千百世之士能以其心意逆求古人者不少,苟皆以其私为之,亦将何所不至哉!

  今之守章句为帖括者,闻有背《集注》之义,非变色则以为无用,是犹古人专门一师之学尔,未足为病也。若夫以考古自雄,因而诋毁先儒,以逞其私,甚者至疾宋学如世仇,此祸于人心世道极烈矣。故余于此尤兢兢,凡焦氏书所载可录者颇具此,其他略皆弃余也。要以为《集注》之藩卫,所有自出其意之说,及论议或曼衍旁出,有罪我者,亦不敢辞也。同治元年十一月,冬至后十日。

  注释

  阮文达:清代著名的书法家,江苏省扬州市征仪人。

  翟灏:浙江杭州仁和人,清代著名藏书家。

  焦循:(1763-1820),清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字理堂(一字里堂),江苏扬州黄珏镇人,博闻强记,于经史、历算、声韵、训诂之学都有研究。有《里堂学算记》《易章句》《易通释》《孟子正义》《剧说》等。

  孙奭:(shì,962年-1033年),字宗古。博州博平(今山东茌平博平镇),后徙居须城(今山东东平)。北宋经学家、教育家。他自幼读经书,笃学成才,著有《经典徽言》及《五经节解》、《乐记图》、《五服制度》等,他同时也是十三经注疏中《孟子注疏》中"疏"的完成者。

  今译

  江苏仪征的阮文达公,会辑抄录《皇清经解》,中间有杭州仁和翟灏的《四书考异》。我钞取他的《大学》、《中庸》、《论语》可条论的。凭我的眼光看,分析而判断,这是他原书所达不到的,还应当采用其他书作为补充。到《孟子》这本书,则又有扬州焦循作《孟子正义》,用汉代赵氏注而作疏说。说它是正确的含义,本来唐代各经书疏说的名称,赵注旧有宋朝孙奭作的疏,已经去世的学者都认为是见识贫乏的人所伪托于孙奭的作品。焦循的书则用唐人疏体,而备集我朝各人考查探究异同的言论,我于是更加就此书钞出并审订它,而我之所想有论于《孟子》书的,也都用附记而进入里面。

  从《孟子》一书,到朱熹的《集注》,发挥得盛大。赵注特意在这里书写解释词义的起始,而焦循只尊奉他的,认为它就是研究古文经、古文字之学的缘故,然而赵注对于事物事实,都很粗疏简略,则用汉儒之学诋毁诟病宋儒,结果是胡闹。而他的注文有《集注》所未收,还可以阐述的,到近人所推演研究而出。凡属有证于《孟子》书的,不得因为它不是非常需要而遗漏它。学者读古书,有疑问的地方一定要求得读通它。如果求得读通而不敢持不同的态度于前人之心的,那么我心的读通,使古人听到它,而本当赞许。

  过去,我曾学习过古文,详细地读过《孟子》本文,私下里认为《孟子》一书,实为孟子自己所写,与《论语》从记录弟子见闻聚合不同。而每章里都有孟子曰三字,大概最好不要,这意思它是为传书者分章所加,因此试着放在那里离开。别写读之,则看见这里面文辞的意义原形结合在一起,而误会于断章取义,经常有这种情况。这是就在汉代赵氏之前,现在怎么才能求得更换它?虽然不得更换,而我的所看见为应当如同这样的,也是我心之所不能因此而停止。何况有事实可查考的,文章的义理是可掌握的,我怎么可以避开它?即使这样,千百年来的读书人能以他的心意反求古人的还是不少,如果都因为他的自私为之,也将会没有达不到的地方!

  现在死守章句为科举应试文章的,听说有人背《集注》的词义,不是变态则认为无用,是如同古人专门追随某一学派,不足为病。至于拿考古自以为了不起,因而毁谤污蔑已经去世的学者,拿来放任他的私心,厉害的到妒忌宋学如同世代的仇怨,这祸隙对于人心世道极为厉害。所以我对于这一点尤其谨慎紧随,凡属焦循书所载可录者非常有这个特色,其他的大略都离开了我。要做《集注》的屏障,所有自出其意的说法,以及思想认识、境界或者散漫流行、延伸变化从旁生出,有人怪罪我的,也不敢辞却。同治元年(1862)十一月,冬至后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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