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对于白话诗的讨论一直不绝于耳。韩寒甚至说，只要会分行，谁都会写现代诗。现代诗自八十年代以后，进入了低潮期，也几乎没有出现过足够分量的诗人。虽然余秀华一首睡你，火了大江南北，但争议性太大，也难以撑起主流诗歌的大旗。作为当代中国诗歌界的权威期刊的《诗刊》，由于其副主编李少军的一首《创海歌》，一时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受到各种口诛笔伐。现代诗之所以饱受争议，归根结底还是得说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问题。近体诗自唐创立以来，时兴千年而不衰，原因就在于其有一定的韵律格式，在形式上有规范可依。
原《诗刊》副主编、现任海南省文联专职副主席 李少君
而现代诗，由于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潮的影响，至今仍没有统一的格调，导致众说纷纭，难成气候。形式上的统一，有利于诗歌的传承和发展，但不利于诗歌内容的与时俱进和创新。形式上放任，有利于诗歌向更高维度、更高层次发展，但对诗歌的传承和发展却极大不利。特别是对于诗歌这种相对门槛比较高的艺术形式，许多人拿捏不准，便有各种各样的“不入流”的诗出现，导致大家对诗的种种误解。
所谓诗，必然是不同于词、散文、骈体文、赋、小说、戏曲等文学形式的。从古今中外的诗歌主流来看，诗主要的特点要3个：
诗是具有一定的韵、律形式的文体。国外的诗歌，翻译成汉语后，失去了其原有的韵律，导致许多人认为外国诗没有韵律，这是极其错误的。泰戈尔的诗原本是用孟加拉文写的，极赋韵律感。被翻译到国内，有人直接从英文来译，导致其失去了韵律感。虽然诗意在，但已完全失去了语言上的音乐性。而中国古代，无论是《诗经》、唐诗、宋词等，都讲究用韵。没有韵，不成诗。在律诗里，也十分注意平仄的运用。无论是韵，还是平仄，其目的都是为了增加诗歌朗读起来的音乐感。所以，凡称为诗，必须要有语言上的音乐性。以什么的形式达到语言上的音乐性，这是手段，其目的都是为了让语言具有一定的音乐性。音乐性，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诗歌的语言基础。
诗歌的思维方式不同于一般的思维方式。在诗人的世界里，打破固有世界的规则和约束，创造一个不同于现实世界的世界，对其进行描述，是诗歌的基本特点。比如李白的“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虽然我们现在看来，在平常不过了，但是把望月这个动作和思故乡这种情绪联系在一起进行渲染，不正是一种诗人的再创造吗？再比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在现在看来也是自然的事物，但诗人看到野火在烧的时候，“春风吹又生”，也是明年或者以后才会发生的事情。这也是对现实事物的再创造。再比如“我轻轻的招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招手原本是向人告别的一个动作，云彩是天上的景物，人是无法带走的，而诗人创造性的把自己的离别和天上的云彩联系起来，“不带走一片云彩”，从修辞上来说这叫拟人化，但是这正是诗歌对现实世界的再创造。所以，诗歌的另一个基本特征是创造性，也是诗歌的灵魂所在。
近代著名诗人 徐志摩
为了追求形式上的完美，诗歌从来都是惜字如金的。能一个字表达清楚的绝不用两个字，能一句话表达清楚的也绝不用两句话。古人写月“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何年照古人”，而纳兰容若一句“月似当时，人似当时否”，便深的其意。古今中外写思念故乡的文章太多了，但李白一句“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便将所有感情包含其内。所以人们说诗歌是文学殿堂里皇冠上的明珠，这话不无道理。诗歌的高度概括性和高度凝练性，也是诗歌的基本特征之一，是诗歌区别于其他文体的主要依据。
无论今人对诗歌的形式如何改进、创新，都必须遵守诗歌的这三个主要特性：音乐性、创造性、凝练性。这三个特性缺一不可。如果一首诗歌，只是押韵了，但内容上没有新意，写山是山，写水是水，这样的诗，也不能称为合格的诗。如果一首诗，写的很有诗意，但是没有韵，也只能称为短句。现在很多写的散文，也有一定的诗意，但语言啰嗦，也只能称为散文，不能称为诗。这三个特性的完美统一，是一首诗之所所以能被称为诗的基本要素。
再回过头来看，《诗刊》副主编李少君的《创海歌》，获奖的主要原因，我想应该是因为其具有强烈鲜明的时代性，而被作为正面导向进行积极宣传的结果。网民的口诛笔伐，一方面是其作为专业诗人的身份却写出了超过大众对诗的美好的期待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折射出当代网民不断提高的素质和文学素养。你不能再用一些二流的东西，来糊弄大家的智商。得奖的未必是好诗。《创海歌》仅仅是摸到了诗歌的门槛，还算不上一首真正的好诗。最近注意到歌手赵雷的歌曲《画》里的部分歌词，将诗的音乐性、创造性、凝练性结合在了一起，还兼具通俗易懂、老少皆宜的特点，为时下所流行，十分喜欢。摘抄几句，大家对比：
“为寂寞的夜空画上一个月亮，把我画在那月亮的下面歌唱”、“画上灶炉与柴火，我们一起生来一起活”、“画上宁静与祥和，雨点儿在稻田上飘落”、“我没有擦去争吵的橡皮，只有一只画着孤独的笔”等等。
歌手赵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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