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日益复杂多变的经济运行给我国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具体操作带来了严峻的挑战。检视近年来的理论与实践，宏观调控中的数个焦点问题亟待研究和再认识。
一、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
众所周知，新古典综合派继承了凯恩斯主义的学术思想，主张采取相机抉择的政策措施。凯恩斯主义——新古典综合派的学术思想和政策主张曾经数十年被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奉为主流，影响深远。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使得这个局面为之一变。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逐渐成长壮大、声誉日隆。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坚决反对相机抉择，认为政府的反周期操作不仅徒劳，还会使经济波动更加剧烈。早期的新凯恩斯主义沿袭了新古典综合派的思想，主张相机抉择，只不过力度上更加温和。比如他们认为，经济衰退时，不采取扩张政策，失业会更加严重。20世纪90年代后，新凯恩斯主义主张逐渐由相机抉择转向遵循规则。换言之，政府不是不干预，但干预和调控不能是随机的“抉择”，而应受“规则”约束。当有价格扰动使产出偏离产出水平时，就按确定的方式作出反应，政策制定者即可形成政策行为规则，被称为适应性调节政策规则；而按确定的方式对付需求冲击形成的政策行为规则，被称为反周期稳定性政策规则。货币规则中最著名的即为“泰勒规则”。Taylor（1993）指出，货币政策规则的确定决定着通货膨胀和产出的方差，即经济波动幅度。时间一致的、稳健的货币政策规则不仅可以指导中央银行制定出切实可行的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而且可以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信性和透明性。同时，货币政策规则也为评价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基本框架，使人们能够比较各种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对社会福利的影响。总之，经过长期的“是遵循规则还是相机抉择”的争论，理论界已达成某些共识。Taylor就曾指出，发展了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新凯恩斯主义都反对相机抉择的政策，推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规则，这为两种理论的融合创造了条件；如果遵循规则而放弃不加约束的相机抉择，将会有诸多优势。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国际化程度的提高、内外均衡矛盾的凸显、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以及经济政策传导机制的变化等，宏观调控和经济政策的具体操作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和相机抉择。如何看待和评价我国的宏观调控实践和经典理论的背离呢？其一，宏观经济政策决策若不保留适当的柔性，后果可能不堪设想。由于现实经济环境的复杂性和经济运行态势的多变性，若宏观经济政策决策不保留适当的柔性，而一味遵循规则，后果可能不堪设想。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转型经济体尤其如此。其二，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迄今仍不完善，经济政策遵循规则的环境和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短期宏观经济政策要追求在潜在产出水平上实现内外均衡，经济必须具备良好的弹性和活力，经济政策通过市场参数准确传递信号影响经济主体的决策和行为，方能达到预期调控效果。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发育仍不完善，宏观经济政策传递过程还存在着扭曲和渗漏，经济政策完全遵循规则尚不可行。其三，尽管如此，仍然特别值得思考的是，2003—2007年我国经济处于“阳”态阶段，物价上行压力较大，除了经济内外失衡的原因外，和之前1998—2002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松”的宏观调控有无联系？2008年冰火“一线天”的经济运行格局，除了强力外部冲击的原因外，又和始自2007年底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实则“双紧”的宏观调控有无联系？虽然未必完全接受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关于积极的宏观经济政策是经济波动的原因的理论，但是忽视这种提醒无疑同样是不可取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美国经济账户出现了十分严重的赤字。著名的“双赤字”观点从后发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此前美国的巨额财政支出是导致经济失衡的根本原因，因为这造成了美国的低储蓄（Ito，2009）。另有研究表明，胡佛新政与罗斯福新政中的劳动与产业政策应该对部门性高工资、扭曲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压抑的就业、消费与投资负责。这些政策大约能够解释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或衰退延长）的60%，相对于稳态水平，这些新政政策导致产出、消费与投资下降约13个百分点；而且，正是这些政策的取消带来了20世纪40年代经济的强劲复苏（Cole and Ohanian，2004）。总之，迄今为止我国宏观调控遵循规则的环境和制度条件还不完全具备，加之现实经济运行的复杂多变，导致我国宏观调控不得不相机抉择。但是频繁的经济波动和国际经验也启示我们继续着力厉行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创造更好的经济政策运行环境和条件，积极探索规范、科学的经济政策行为规则以及各种政策工具协调配合的长效运行框架和制度安排（贾康，2008），促使宏观调控逐步从“相机抉择”走向“遵循规则”。
二、宏观调控的归宿：是影响真实经济变量，还是影响预期和经济环境
关于货币中性的问题是凯恩斯主义和自由主义长期争论的焦点。凯恩斯主义认为货币非中性；弗里德曼认为货币长期中性，短期可能是非中性的；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第一代新古典宏观经济学认为货币在长期和短期都是中性的；新凯恩斯主义在一定程度上接受货币长期中性，短期非中性的思想。Woodford（2003）指出，长期中货币中性，但短期中因垄断竞争企业调整工资和价格的过程缓慢，存在价格黏性，货币是非中性的。不过中央银行可以通过短期“中性货币政策”实现货币近似中性。比如通过“通货膨胀定标”（Inflation Targeting），中央银行采用货币政策及时调整实际通货膨胀与目标之间的偏差，就能在不增大通货膨胀压力的前提下，使就业缺口和产出缺口消除。若负的供给冲击是暂时性的，对经济的影响不会持续很久，此时反周期的货币调控较易得到经济主体的认同；但若供给冲击持续较长，此时的总供给曲线就会左移，人为刺激经济增长的货币政策极易引发通货膨胀（徐亚平，2009）。
看来，现代经济学已普遍认为，货币政策从长期来说不能影响真实经济变量，它主要是稳定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的环境。因此，考察货币政策的长期效果，应主要观察是否实现了经济的稳定发展，即经济增长率的波动情况。葛兆强（2009）指出，即便货币政策对于普通的经济衰退是有效的，目前这场经济衰退却不是普通意义上的周期性衰退，而是典型的资产负债表衰退。在资产负债表衰退中，私营企业通常会在外界发觉其资产负债表问题之前就停止借贷，甚至不再将利润投入再生产而用于偿还债务，以便尽快使难看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再去借贷。因此，企业也就不再对诸如降低利率之类的金融措施作出反应。在这种情况下，中央银行若进一步放松货币政策、降低利率，极易导致经济陷入“流动性陷阱”。真正具有积极意义的是“弱货币政策、强财政政策”这一政策组合。此时经济瓶颈发生在借贷方，政府必须动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将过剩的储蓄导入经济循环中，同时，也要辅之以弱货币政策保证财政政策的实施。但葛文同时指出财政政策属于短期政策，它只能在短期内通过增加总需求，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不能从根本上使经济从低谷走向复苏。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经济周期实际是无法“熨平”的。因为财政、货币政策作为宏观调控的两大主要工具，从长期来说均不能影响真实经济变量，它们的主要功能均是稳定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环境。所不同的是，财政政策可以在经济过度下滑的危急时刻担当“托底”的重任。顺便指出，虽然在危急时刻财政政策是必要甚至是关键的，但仍然主要通过其引导预期的导向功能和杠杆作用去为经济“托底”。不能以财政投资代替企业进行生产性投资和产业转移，而要以贴息、补贴、担保、减税等方式实现对生产性投资和结构调整的引导和激励，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否则容易造成政策性扩张、体制性收缩和结构性劣化共存的不良后果。
He，D.，Z.Zhang和W.Zhang（2009）利用投入产出表和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GIMF）对中国大陆财政刺激方案的研究表明：财政支出占GDP的比率上升1个百分点，可以在第一年拉动经济增长0.8个百分点，在两年之内累计可以带动GDP增长1.1%；财政刺激方案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生产和就业结构，还取决于经济周期背景、汇率制度、开放程度以及其他因素；短期的财政支出乘数为0.80—0.84，但在全球经济急剧下滑的背景下，中期的财政支出乘数为1.1。该研究所显示的财政政策对实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能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大。佐证了财政调控除可在经济危急时刻担当“托底”重任外，主要功能也是稳定人们的预期和经济发展环境。
三、宏观调控的目标操作：总量调节、结构优化和体制改革孰轻孰重
如前所述，财政政策可以在经济过度下滑的危急时刻担当“托底”的重任。反危机实践中宏观调控肯定首先着眼于总量调节，后者也是所有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目标。但一般而言，经济波动源于短期需求扰动，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结构和体制，后发国家更是如此。尽管体制改革本身并不属于宏观调控的范围。中国现实宏观经济运行中的困难和问题是自身经济结构、体制弊端和外部冲击叠加的结果。十年来，很多亚洲国家投资率超过40%后经济增长都出现了拐点，中国投资率在40%以上已经稳定了好几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投资结构显示出过度依赖房地产投资和粗放型出口导向产业投资的特点。过高的房地产价格透支了人们的购买力，最终消费需求一路下跌；粗放型出口导向产业投资透支了中国的环境和资源，过高的出口依存度放大了外需冲击对中国宏观经济的影响，双顺差加剧了经济失衡。进一步观察，中国的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等都不同程度存在着结构偏差和扭曲。一方面导致社会矛盾加剧，居民消费不断下降，最终消费占GDP比重从1985年的62%下降到2008年的48.6%；另一方面，导致当前提振内需异常困难。因此需求问题很大意义上是结构问题。近期的政府投资和信贷投放主要进入了生产领域，消费领域占比较低。如果短期需求回升主要来自中间需求而非最终消费需求，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需求不足问题，还会加剧已经存在的产能过剩。1995—1996年间，日本经济在政府的大规模刺激计划作用下曾一度走出低谷，经济增长率甚至达到2.7%。但是，由于结构调整不到位，市场自我调节不充分，1997年以后日本经济又陷入了“二次衰退”。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才会富有弹性和活力，特别是自我修复和资源配置的弹性与活力，经济波动相应减少。只有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宏观环境的变化会引起相对价格的变化，经济主体对相对价格的变化传递的信息迅速作出反应和调节，同时经济政策借助于市场参数对经济行为发挥导向作用，促进消除产出和就业缺口。现实中我国却存在诸多深层次的体制障碍。在经济结构、体制方面存在偏差和扭曲时，宏观调控是很难奏效的。因为此时的总供给曲线近似一条垂线，经济政策促进经济增长的努力很容易为公众的悲观预期所抵消。因此，财政、货币政策的主要功能是调整人们的预期和经济环境，财政、货币政策发挥功能却又依赖于结构优化、体制完善的经济环境。转型开放宏观调控理论的调控目标对象是总量与结构并重的复合目标体系，总量平衡和结构优化目标是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体制改革则是实现基本目标的手段和保障。
应对中国经济失衡，短期之内启用财政、货币政策是必要的，但从长远来看，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必须坚持总量调节与结构优化相结合、宏观调控与体制改革相结合。目前看，过去两年为应对金融危机采取的一揽子“保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政策措施的效果明显，特别是中央财政投入1.18万亿元，带动4万亿元投资，为实现国民经济企稳复苏、2009年经济增长8.7%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也要看到政策实施中“保增长”执行坚决，“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取向和力度却均嫌不够；经济企稳回升主要依赖投资拉动、政策支撑以及国有企业带动，市场主体内生动力活力不足，民间投资仍很不活跃；粗放型、外延式发展造成钢铁、有色、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风电、多晶硅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经济增长的自主性、质量和效益不高。
金融危机的冲击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全球经济再平衡的过程表现为各国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消费国更多地出口，生产国则更多地进口。当前在中国经济稳定增长可期的情况下，宏观经济政策应强化“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的取向和力度，将其作为全盘工作的重中之重。一要着力调整产业结构、地区结构、城乡结构和收入分配结构，实现结构优化。如应当引导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建立起城乡统筹、全覆盖的社会保障制度；支持自主创新和节能减排，优化产业结构和投资结构，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当务之急是进一步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相对减少基础设施投资，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政策性住房及就业保障等民生方面的投入，不断增强公共财政的民生和消费性质。这样可以减轻居民在这些领域的支出负担，置换出新的购买力，同时可显著改善居民的支出预期且增加对宏观经济的信心，会对增加最终消费需求发挥积极作用。特别是在2010年通货膨胀预期决定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只能采取守势的条件下，积极财政政策的结构和民生取向至关重要。二要引导社会形成共识，继续深化改革，特别是要加快推进对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关键意义的改革，增强市场经济的弹性和活力。如适时推进能源价格和资源税改革，有效发挥市场参数的调节作用；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城镇化进程；放松民营资本的进入管制，以民营投资的扩大对冲外需减少所带来的风险。从一定意义上讲，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两个方面的任务比短期的“托底”还重要，因为结构优化和总量平衡一样同属宏观调控的基本目标，而体制改革和结构优化还是实现总量平衡的手段和保障。改革体制和调节结构就是真正的调需求、保增长。秉持这种理念做下去，市场驱动的增长将会在当前经济刺激方案政策效应衰减时拿过接力棒，否则宏观经济政策如此快速起死回生的“神效”是不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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