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书是一个较为宽泛的名称，它涵盖了甲骨、金文、石鼓文系列为之大篆，再进一步简化、统一后形成了适用与欣赏于一体的小篆。历史延绵数千年，篆书以它独有的特征和美的表现贯穿于整个书法史中。它不仅是民族文化传承的命脉，更是书法学习中的根本。那我们就跟随小编的脚步，以数组对应关系去认识小篆美及变化，一起领略小篆之美吧！
唐太宗讲书法要求“冲和之气”，孙过庭《书谱》讲:“思虑通审，志气和平，不激不厉而风规自远。”这是以儒家“中庸”思想为主导的审美观，从秦石刻小篆开始，如《泰山刻石》《峄山刻石》等，直到唐代的李阳冰及后来的徐铉，写篆书大体上是属于这种审美观，形成篆书和谐美的典型样式。
《峄山石刻》 拓本
清代中期，邓石如不但把侧势的变化运用于书篆，而且把隶书的方势注人了“婉而通”的小篆，更重要的是他提出篆书结构的审美观:“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邓氏篆书加强结构的疏密对比之美，使字势神采焕发，这种与上述结构匀称和谐相对立的篆书结构美，其实是画法“经营位置”在篆书创作中的运用，这种篆书结构美古已有之，如秦《琅琊台刻石》的结构就在舒和之中增加了疏密对比的成分，只是到了邓石如的手中将其典型化了。
《琅琊台刻石》 清初拓本
如果说和谐之美代表着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思想，那么对比之美则是艺术家的审美思想，更贴近艺术创作的规律。
自秦石刻小篆作为小篆的典型样式以来，篆书一直在追求一种中正冲和之美。虞世南《笔髓论》形容这种美:“其道同鲁庙之器，虚则欹，满则覆，中则正。正者，冲和之谓也。”邓石如对篆书的变革，使其笔法的单一性变为丰富性，使其线条的圆转变为方圆兼备，使其结构的舒和之美变为疏密对比之美，但未敢变其结构的正势，未变其结构基本对称的美。直到邓石如之后一百年的吴昌硕，开始把篆书体势进行了由正至侧的变化。
《石鼓文四条屏》吴昌硕
书篆者开始以草法入篆、以侧势入篆，这种篆书的侧欹之美对后来书篆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为这种美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所以具有极大的艺术生命力。
前面所谈篆书结构求中正冲和与欹侧变化就是这两种美的形质。古典的文人书法一直在追求一种虚灵和谐之美，中正之势自然表现出虚和之美，而欹侧生势，由势生力，表现出力量的健美。
《白氏草堂记》邓石如
如果说王羲之的行书、褚遂良的楷书表现着虚和之美，那么颜真卿便是厚重的力量美的表现，如果说清人郑簠的隶书表现着一种虚灵之美，那么邓石如的隶书则表现着一种力量型的健美。包世臣评邓石如篆书:“怀宁笔势固如铜墙铁壁，而虚和遒丽，非其所能……”这是站在文人中庸审美观上对邓石如书法的批评，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下笔驰骋与蕴藉中和，铜墙铁壁与虚和遒丽是篆书中两种相对应的审美表现。
《心经四条屏》局部 邓石如
今天在篆书创作中，我们不能说这两种美孰高孰下，二者各有其不可替代性，大体来说求虚和之美者多重作品的内在韵致醇厚，求力量美者多重作品外在气势的表现，在创作中都不可缺少，只不过不同的人对此有不同的把握而已。但在当下展览时代的篆书创作中，外在的力量之美与作品形式表现的关系较为直接，故成为当下书法创作的主流审美特征。
秦石刻小篆，确定了带有明显装饰性意味的小篆基本形式，点画起止藏锋无迹，转折圆转而无角节，结体修长匀称舒和，线条排叠茂密。在秦之前战国乃至两周、殷商时期的篆书，则没有统一、固定的模式可言，古文字的字体结构及体势变数很大，不同地域、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特点，各个时期的篆书有着不同的装饰之美，但更多地体现着书写性的自然之美。而与秦小篆同期前后的手写体篆书，如战国楚简帛书、秦简、西汉简帛书等，与标准的秦石刻小篆大不相同，主要的表现是篆书的自然之美。
篆书的装饰之美与自然之美从有篆书起就存在着，没有篆书的装饰之美，就没有篆书与其他书体的区别，就失去了最基本的个性。而没有书篆中表现出的顺应毛笔书写的自然之美，篆书就会流入纯工艺化之中，篆书艺术的生命活力将会被淹没。清代以来的篆书艺术创作中，不同书家表现出对篆书的装饰性与自然性的不同把握分寸，从而创造出不同的篆书形式与风格，留给后人很多值得学习、借鉴的东西。
清人陈鍊《印言》中有一段话:“大凡伶俐之人，不善交错而善明净。交错者，如山中有树，树中有山，错乱成章，自有妙处。此须得老手乘以高情。若明净则不然，阶前花草，置放有常，池上游鱼，个个可数，若少间以异物，便不成观。”这段话中用形象比喻来说明两种美的不同表现，其中的“明净”就是这里所说的理性，“交错”可谓之表现性。古人书法，多重理性，要在明窗净几、心静神凝的状态下表现一种宁静致远的境界，注重作品内在韵致的蕴含，而对在形式上刻意做作不以为然。
而今天的书法创作要在高大的展厅中欣赏，在众多作品的对比之间展示，所以以突出作品的形式美为时代特征。
杜甫有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可作为我们对篆书创作中理性与表现性的态度。没有理性的支撑就没有篆书，而没有表现性的手段就没有篆书艺术创作。在创作中，笔墨的律动、激情的宣泄，是立足于理性的基础上的，二者不可偏执，问题仍然是如何把握这个“度”，艺术创作的高下成败，其实只不过是作者把握“度”的能力的表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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