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山训练

国家体委在北京西山举办登山训练班，要求全国各大专院校派学生参加。学校早接到通知，我们从长春出发去各大城市比赛之前学院已决定让我们参加集训，只是没有告诉我们。

登山训练班，简称登山营。设在北京西妙峰山顶上，山高海拔一千九百米。具体主办单位是国家登山队；刚胜利登上珠穆朗玛峰的队员，来登山营给我们讲课。

妙峰山周围是军事管辖区，面积几百公里，附近没有农民居住。山顶有十几幢庙宇，没有和尚、道士，登山营人员进驻后，住在庙宇里。我们二百多训练班的学员，住在临时搭的木板房。我们要与世人隔绝，在山上生活四十天。

六零年的七月，国家的经济形势已十分紧张，北京市的饭店开始要粮票才能用餐。我们粮食定量三十五斤，按定量交给登山营。登山营营长周正告诉大家，国家体委已节约的粮食多得很，让大家放心尽量吃。很多地方的同学在学校已经吃不饱，听营长说随便吃，非常高兴。大部分同学都尝到粮食不够吃的苦头，又都年轻，加上登山训练，饭量当然大得多。

半个月不到，营长宣布说国家体委受不了啦，粮食用量超过同学定量一倍，国家体委节约的粮食已经用完，要求同学按定量用餐。这下子，同学们傻眼了。

登山运动是体力和耐力考验的一项体育运动。早操要从山上往山下跑，再从山下跑到山上。一般身体素质差些，根本吃不消。白天还要正常登山训练，许多同学病倒了。想学会登山，必须做好基本功练习。要在悬崖攀登，甚至要在九十度的陡坡上攀登。要练腿部力量，练臂力更为重要。半个月的时间，许多人受不了啦。

一次实际登山练习，更是惊险。我们带着野外帐篷和两天的食品，二百多人浩浩荡荡地离开大本营，往群山最高峰进发。全是在荒山丛林中行走，走到天黑不知走了多远。我们开始做饭，携带的酒精灶，采些野菜，吃完了晚饭。搭起了三人帐篷，第一次体验野外住宿的生活。那天晚上半夜下起大雨，我们的帐篷四周做出流水的小沟，安然无事。我们临近乒乓球队三个女同学的帐篷进水了，跑到我们帐篷里。雨也不停，她们只好在我们帐篷里过夜。然而帐篷太小，六个人只好坐着。开始担心下更大的雨，后来还是下着中雨。大伙商量每人讲个故事，过度这个难眠的夜晚。不知讲了几个故事，也不知什么时候都睡着了。六个人紧紧挨着，没有忌讳男女之间的避嫌。醒来时大家都笑了，有的女同学还故意说我们男同学真不象话，有意把手放在她的身上了……。

早饭吃过，继续登山。还有几个山峰要攀登，我们没有走多远，大雾弥漫天空，瞬间真是伸手不见五指。领队让大家停止前进，组成十人一组，用百米长的绳子把各组串连在一起，缓缓地往前行。天越来越黑，领队看不见图纸和方向盘，不知前进方向是否正确。全体队员心情开始紧张，害怕迷失方向，谁都不吭声。还是领队有经验，让全体队员停止前进，等待中午雾散。大约过了三个多小时，雾渐渐散开。原计划的路线被打乱，中午饭也没有来得及吃，赶紧下山。就这样抓紧时间，回到大本营已经晚上六点多了。

营长周正担心我们迷失方向，着急地在大本营门前等待我们归来。周正本来是俄文翻译，建国初期是中央领导的翻译。经常跟一些领导人出访，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愿讲自己的经历，愿说笑话。他谈到中国语言的复杂性，给我们讲了两个实例。一次他跟中国代表团到保加利亚访问，到一个公社参观。公社社长上台要讲话，他们的翻译用中文说：“下边，请我们的母社长讲话。”中国代表团全体人员几乎都笑了，翻译不知他错在哪儿。事后问中国翻译是怎么回事，向他解说，中国人对‘母’字的用法不一样，对牲畜可以说‘母’字。还有一次他跟林伯渠去苏联访问，苏联领导人致词：“欢迎您，您林伯渠是久经考验、白发苍苍的老战士。”苏联翻译却翻译出：“欢迎您，您林伯渠是长久考验的白毛老小子。”中国代表团表示惊异和愤怒，苏联领导人知道后，改用中国翻译重新进行了翻译。

训练后期因吃不饱，我们队员情绪很大。山上又没有饭店和小卖店，无法解决挨饿的现实。我看见南沟有一片枣树，基本上熟了。我偷偷带两个队员，在中午休息时，上树摘下满满两背包枣，晚上给大伙儿吃。我们填饱了肚子，大伙儿挺高兴。好景不长，我们的行动被清华大学的同学发现，并向登山营检举了我们。受到批评，十分憎恨清华大学的同学，都在琢磨怎样报复他们。从到登山营我们就看不上他们的行动，开学典礼会上，他们代表发言，处处显大气，表示积极。营长宣布粮食吃多了，他们也上去发言，说一定响应号召节约粮食。为了方便大家，他们办个无人看管的售货亭，主要是生活用品。他们被共产主义风吹得洋洋得意，认为大家的思想都跟雷锋一样。无人看管售货亭只办了一周多点，因为有人拿东西，无人付钱。后来我们两个队员跟我说，为了报复他们给扔了一些东西。

在训练期间，我突然肚子疼，疼痛难忍，登山营的医生看不出患的什么病，叫人把我送到北京市海淀区医院。要做化验时，我不知怎么就不疼了。虚惊一场，我离开了医院。天已经黑了，回不去登山营，只好在北京市住一宿。我肚子不疼，精神起来，往天安门方向信步走去。在一个公园里看了两个露天电影，我走出公园已经晚上十点多钟。在十一点半时，我在夜市吃了点饭以后，走到天安门。广场上空荡荡的，行人极少，有几个卫兵值勤。我挺高兴能在这么好的夜晚游览天安门，走一会儿，又站一站，最后索性躺在地上。被值勤卫兵把我赶走，说不许在此逗留。我只好离开天安门，往前门方向走去。在大栅栏街上我踽踽地独行，准备找个旅馆住下。路上基本没有行人，偶尔遇见值勤的警察。又往前走，我看见马路中央一帮小孩在谈着什么，我走到他们身后站住，听他们议论。有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他去苏联的经过。如何在火车上躲过检查，在满洲里如何爬在火车底下过关。我的偷听被发现，他们十几人怒视着我，后来他们发出嘘唏的声音。我明白他们赶我走，只好离开。在不远的地方找到了旅馆，安排我一个单间。我刚入睡，警察来查夜。把我叫醒，看了我学生证和登山营的介绍信才算了事。第二天我问旅店老板，昨晚怎么只检查我一个人呢？老板说昨晚我被警察盯住了。我暗想，北京市的治安还真行。

登山结束后，在北京全队解散。领队要求九月初回校报到。我在北京又玩了几天，回到家。这是我一生中一段特殊经历。

                       一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