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的旧瓶与新酒(之四)

旧瓶装新酒？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一度曾经是弗洛伊德学说的鼎盛期。然后从20世纪50年代晚期开始，对弗洛伊德的怀疑和抨击还是不可避免地蔓延了开来，而最具冲击性的研究则是由美国精神分析学研究协会的一个委员会所发起的。该委员会对1269个治疗个案的分析表明，在这些最初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当中，差不多6个人中只有1个人被治愈。

     此后精神分析理论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遭到了冷遇。196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英国生物学家P.梅达沃则将精神分析学醋魇?amp;ldquo;20世纪思想史中所有影响深远的事件中最糟糕和最古怪的东西”。

     不过伦敦圣巴塞洛缪学院及皇家医学院的马克。索姆斯（Mark Solms）在2004年5月《科学美国人》杂志上撰文称，精神分析如今再度成为焦点，越来越多不同领域的神经科学家，得出与2000年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埃里克。坎德尔（Eric Kandel）相同的结论：精神分析“仍然是最协调、最令人满意的心智理论”。

     一些学者开始重拾当年的一个研究方向：将研究人类大脑的神经科学与研究人类心智的精神分析相结合。目前国际上已经成立了神经－精神分析学会。世界心理治疗委员会主席普里茨形容说，此前敌对的两个阵营“终于像好邻居一样把手言欢了”。

     然而，坚持认为精神分析已是明日黄花的人则认为，弗洛伊德及其弟子的理论旧瓶装不了生物学和脑科学发展的新酒。例如针对索姆斯的文章，哈佛大学医学院研究睡眠的精神病学家艾伦。霍布森（Allan Hobson）就发表评论称，“精神分析陷入了困境，无论用多少神经生物学来修修补补都无济于事”。

     在很大程度上，精神分析的困境也正是20世纪心理学的困境———20世纪的心理学主要是奠基于那些没有获得观察证据支持的理论之上的。

     对另一些学者来说———这种看法可能更主流———基于达尔文主义的进化心理学，加上在神经科学中所取得的进展，才能够提供真正的乃至惟一的福音。

    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肖泽萍教授说，国内学术界关于精神分析如今到底有没有用处也存在很大争论。在心理治疗的各种流派中，精神分析因为疗程长，既费力又费钱，“遭到了一些同行的笑话”。

    肖泽萍说，弗洛伊德理论中确有一些错误内容，例如女性梦境中的棍子不一定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但精神分析的核心内容如潜意识等依然极有价值，精神分析还是“理解病人内心冲突的一种方式”。

     诺贝尔奖得主坎德尔在今年3月27日美国《新闻周刊》上称，精神分析存在的问题不能怪罪于弗洛伊德，而是因为他之后的学者没有将其塑造成一门严格的、有生物学基础的科学。“如果支持精神分析的学者们不努力对其理论进行修正，并且证明精神分析疗法到底是通过什么因素在什么情况下、通过什么样的治疗师对什么样的病人发挥作用，精神分析就会完蛋。我们还需要像开展药物临床实验一样去评估不同心理治疗方法的生物学效应，我认为这将是未来15年的主旋律。”

    作者: 李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