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吴王夫差为北上伐齐,称霸天下,于公元前486年开凿邗沟,《左传》载:“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水经注》云:“自广陵北注樊良湖(又作樊梁湖),旧道东北出至博支、射阳二湖。”樊良湖即今高邮湖,博支湖在今广洋湖南。吴王邗沟称“邗沟东道”,全长170公里。邗沟的贯通使射阳迅速崛起,汉初成为项伯的封邑“射阳国”,后国除为射阳县。
至东汉末年邗沟东道淤塞,航船不通。建安二年至五年(197—200)广陵太守陈登将广陵郡治移射阳,使射阳城更加繁荣扩大。至今此地留有“九里一千墩”大规模的汉墓群。他从樊良湖向北穿渠至宝应津湖,再向北达马濑(白马湖),北经中渎入山阳池至末口(淮安)入淮河。这就是三国时蒋济《三洲论》所说的:“淮湖纡远,水陆异路,山阳不通,陈登穿沟,更凿马濑,百里渡湖。”新开渠称夹耶渠,又称“邗沟西道”。此为邗沟第一变,史称“陈登穿沟”。汉射阳县东晋改山阳县,隋改楚州,南宋又改淮安县。古末口在今淮城镇新城北辰坊,今虽湮塞,立有牌坊。宝应当时为平安县,县城平安在津湖北岸。
晋代河道淤塞,东晋永和年间陈敏先疏通扬州向南的通江河道,又筑永和沟贯通樊良湖与津湖,此为第二变。因津湖广阔浪大,兴宁年间又于湖之南、北口顺东沿开二十里兴宁渠,航船不再入津湖,此为第三变。
南北朝时期政局混乱,航道失修,宋谢灵运《西征赋》云:“发津潭而回迈,逗白马以憩舲;贯射阳而望邗沟,济通淮而薄甬城。”津湖达白马湖之间又淤塞不通,航船重新向东绕行射阳湖,此为第四变。白马湖达射阳湖支渠亦名夹耶,后称黄浦溪。
隋朝统一中国以后,宝应境内统一为安宜县,县城仍在平安。《隋书·文帝纪》载:“开皇七年(587)夏四月,于扬州开山阳渎,以通漕运。”这实际上是把春秋邗沟东道向南拉直,河道路线为从扬州茱萸湾向东达江都宜陵,向北经樊川达高邮三垛,再向北入宝应射阳湖,向西北经山阳末口入淮,此为第五变。此河又叫山阳河,后称运河东道。
至隋炀帝杨广则做了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开凿大运河。以东都洛阳为中心,向东北开永济渠达涿郡(今北京),向东南开通济渠达盱眙,转淮河入邗沟达扬州,又自京口(今镇江)开江南河入余杭(今杭州),这条巨大的“人”字形隋运河全长近5千里。炀帝运河之淮扬段并没有利用文帝的山阳渎,而是重新打通并进一步拉直邗沟西道,史称“大业邗沟”,此为第六变。在我县境内此河既经过了平安,又经过汉白田村(即今天的宝应城)。《通鉴·隋纪》载:“炀帝大业元年(605),发淮南丁夫十余万,开邗沟,自山阳至扬子入江,渠广四十步,渠旁皆筑御道,树以柳。”白田得交通之利,迅速发达起来,成为“安宜胜地”。
没有大运河,就没有今天的宝应城。大业邗沟从宝应穿城而过,唐初开国功臣尉迟恭在河上架起了孝仙、广惠两座大拱桥(后称大新桥和小新桥)。当年桥下可通行漕运大船,桥高如峻岭,大新桥两边台阶各44级,储光羲诗云:“十里次舟楫,二桥通往来”,如双虹卧波,奇景佳绝。但如今只剩下一条不足两米宽的城市河,这难道真是当年宽阔的大运河吗?
五代十国连年兵祸,白马湖向北的中渎又淤塞不通,至北宋邗沟由白马湖向东经黄浦溪达固晋口入射阳湖再北上入淮,此为第七变。宋代邗沟改称运河,高邮的樊良湖改称甓社湖,宝应境内的夹耶渠改称宋泾河,孝仙桥改称嘉定桥。宋《元丰九域志》载:“宋泾河南接清水湖,北入白马湖,统称运河。”
南宋光宗绍熙五年(1194)黄河在阳武决口,洪水南下,夺淮入海,至清光绪二十五年(1900)黄淮水患连年不绝,史称“纵黄夺淮七百年”。其后淮河下游堵塞,洪水经洪泽湖、白马湖南下,宝应运西成了行洪走廊,产生几个新湖。宋元时期宝应境内的运河变成了一个连一个的湖泊,夹耶渠河道变成了湖道,从南向北依次为津湖、新开湖、氾光湖、清水湖、白马湖,中间三个湖都是新生湖泊。为保河东粮田,南宋于淮扬间加固东堤360里。
元代黄河下游借淮入海,元世祖忽必烈将隋运河裁弯取直,从淮阴北上徐州、济宁、聊城、德州、沧州达天津转大都(北京),全长1782公里,这是元朝的经济命脉,也是今天的京杭大运河。但在宝应境内元代河道与宋相同,《通考》载:“宋元河道其由南向北者,自高邮樊良湖入宝应境界首、新开、氾光、清水诸湖,穿城入宋泾河,过广惠、嘉定二桥,入白马湖,过黄浦溪入射阳湖达山阳境。”元代将津湖改称界首湖。
至明朝黄淮水患日益加剧,明初河道由白马湖入清水、氾光诸湖,不再穿城经宋泾河,此为第八变。当时氾光湖西接天长、盱眙,浩瀚无边,无风三尺浪,有风浪滔天,风波特别险恶,经常翻船。然而这条线路又是朝廷的经济命脉,“国家岁漕东南粟四百万石于京师,率自瓜仪闸进,历高宝而北出清口(淮阴)”。所以明代朝廷为保漕运,不断进行“划湖为河”的工程。洪武九年(1376)朝廷采用宝应老人柏丛桂建议,发淮扬丁夫五万,筑高宝湖堤六十余里以捍风浪。洪武二十八年(1393)又从柏丛桂言,自怀楼至界首湖外筑堤开越河40里,运道不再经新开湖,此为第九变。
明永乐十三年至宣德七年,平江伯陈瑄筑氾光、宝应、白马湖长堤以度牵道(这里首次将白马湖的南片称为宝应湖)。弘治三年(1490)刑部侍郎白昂于高邮北杭家嘴至张家沟开40里康济河。万历十三年(1585)从总漕都御史李世达建议,开宝应越河。又从宝应南门外向南开36里越河直达氾水新镇(老镇范水在运西,已沉氾光湖底),次年河成,万历皇帝赐名“宏济河”,运道不再经氾光湖,此为第十变。
万历十七年(1589)河臣潘季驯以原湖堤为东堤,从宝应至黄浦又筑西堤20里截湖为河,北接通济河,运道不再经白马湖,此为十一变。
万历二十六年(1598)从刘东星议开界首月河十余里,运道不再经界首湖,此为十二变。至此,南至界首,北至黄浦,宝应八十里运河完全与湖分开。
万历四十一年(1613)又于宏济河东开北月河130丈,南月河150丈,以杀河怒平水溜,行船始能确保安全,此为第十三变。
清初洪泽湖吞没了泗州城,宝应也水患连年。
民国年间运河失修破败不堪。建国后国家对运河进行了拓宽整治,面貌一新。如今中国政府要将京杭大运河申报世界文化遗产,2007年9月26日扬州隆重举办了“中国扬州世界名河名城博览会”。国兴则河兴,京杭大运河在唐代处于最稳定顺畅的时期,而中国只在盛唐时走在世界的最前列。宋代黄河夺淮以后直至民国,大运河可谓多灾多难。建国后大运河重新走向稳定与繁荣,也迎来了中华民族的再次复兴。随着运河申遗的成功,在不久的将来,中国一定能赶超美国,重新走在世界的最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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