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1949年11月，毛主席把罗瑞卿叫到了跟前，神色严肃地说道：
“罗长子，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查一桩旧案，1931年的黄金案还记得吗？”
罗瑞卿听到这话神色一怔，紧接着才面带愁容的回道，太久远了，要不别查了。
没想到毛主席断然拒绝：“你尽管查，天塌了我顶着，我倒要看是谁干的！”
毛主席口中的“黄金案”到底是怎么回事？时隔18年又是否能查出真相呢？
这个故事要从1931年初说起，当时我党举行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选出了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九名中央政治局委员，负责决断党内事宜。
可谁也没想到，同年四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就在行动中被捕，并随即叛变，将中共中央机关地址和重要负责人的信息全部出卖给国民党，引起了反动派大搜捕。
原本就被一片白色恐怖笼罩的上海，顷刻间掀起了血雨腥风。
虽然周总理等人幸运脱身，但是等到九月份重聚时，仍在上海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只剩下四位。
周总理认为，他们已经不再“代表多数”，再加上陈绍禹马上就要去苏联，周总理本人也要回中央苏区，上海的工作更是急需有人指挥。
最终，周总理等人决定建立我党的第二个临时中央，继续在上海从事革命活动。
可是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临时中央的经费问题迟迟难以解决。
原先共产国际可以给临时中央提供经费，可是考虑到顾顺章可能出卖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路线，选择这条路线很可能会威胁到临时中央的安全。
排除了共产国际，能拿出钱的只剩下中央苏区了。
虽然当时中央苏区也很拮据，但是毛主席等人最终还是从苏区的经费里“挤”了120两黄金，送往上海。
1931年，一两黄金能够兑换70枚银元，也就是说这批黄金总价值8400枚银元。
而当时上海一名普通白领的月工资在15枚银元左右，这笔钱足以解一时之急。
为了防止黄金遗失，负责财政工作的林伯渠特意将其装入了一个白铜小箱中，并且还将一枚刻着“快”字的印章分为七部分，交给了“接力”的七名交通员。
除了信物外，交通员们还有“暗号”，只有两者皆相符，才能传交白铜小箱。
按照这份规划，黄金本该万无一失，可最后还是丢了，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第一名交通员在1931年11月初，就从瑞金出发。
后来大半月没有消息，中央苏区还以为这批黄金已经送达，没想到月末临时中央发来了询问信：
“近来经费欠缺，活动愈发难以开展，不知经费何时能够送达？”
消息一传回，苏区众人便是心中一突，担心出现意外。
只不过当时消息闭塞，他们也不知道交通员走到哪儿，只听回复：“暂缓”。
这一“缓”就缓了十几天，期间临时中央又发回了四封询问信，中央苏区确定是出了意外，赶忙展开了调查。
1932年元旦，苏区保卫局局长邓发拿着六枚信物，找到林伯渠确认。
最终两人得出结论，这批经费是在最后一站，也就是从松江运至上海的过程中遗失的。
当时，松江到上海这一段属于白区，被国民党安插了很多特务，十分危险，苏区保卫局只能联合上海中央特科情报人员共同调查。
双方信息汇总后，很快就盯上了负责最后一程的秘密交通员，可是等到中共特科情报人员找上门去的时候才发现，那名交通员居然消失了！
一时间，局面扑朔迷离，有人说这名交通员被国民党特务拘捕了，也有人说是这名交通员携款潜逃。
中央苏区本就经济拮据，遇到此番意外，情况可谓雪上加霜。
而更让人惋惜的是由于经费没能及时送到，上海临时中央的工作没能展开，我党蒙受了不小损失。
烈士家属由于没能得到及时救助，流落街头最终失踪；
被捕同志没能得到及时营救，最终惨遭杀害，还有原先规划好的一场日资企业大罢工也中途夭折……
远在苏区的毛主席得知后沉痛不已，当即就有意深入调查，只不过当时局势混乱，已经查了几个月都没能找到那名交通员，只能先行停下。
不过，毛主席心中始终惦念着这件事情。
这才在新中国刚成立一个月，本就忙碌不已的情况下，抽出时间叫来了罗瑞卿，让他重查这桩悬案。
“务必找到那个交通员，搞清当年真相，还牺牲的同志们一个公道！”
罗瑞卿常年跟在毛主席身边负责警卫和安全工作，深得毛主席信任，当时又被委任为公安部部长。
由他亲自来查这件事，可见毛主席的重视程度。
但罗瑞卿要负责统筹，自然不可能四处奔波，于是他专门成立了一个以蒋文增为首的四人小组，配合上海市公安局展开调查。
其实，由于松江隶属于苏南行署管辖，所以这桩案件本来也应该交由苏南行署公安处负责。
不过罗瑞卿考虑到警力问题，最终才选择了上海市公安局。
当然，这其中也不乏罗瑞卿的一些猜测——
这桩案件发生在松江至上海段，倘若当时是被特务查获倒也罢了，如果是交通员私下贪墨，那交通员很可能留在繁华的上海，
上海市公安局接到命令后，抽调了一批精英，组成了“悬案调查办公室”，在蒋文增四人小组的率领下，正式开启了调查！
由于已经过去了18年，所以很多往事都已经难以探寻，别说是那名消失的交通员了，就连当初一同执行任务的六名交通员都已经找不到了。
好在林伯渠给调查组提供的线索，从瑞金出发的那名调查员，似乎是高自立同志的警卫员。
循着这条线索，最终众人找到了首位交通员，“秦朴”。
“我也不知道当年我送的是啥，只知道沉甸甸的，当时为了抵达南平，我沿着组织给的路线，骑马就骑了六天，最终把东西送到了南平关帝庙里。”
根据秦朴所说，与他接头的人是关帝庙的庙祝。
顺着他给的线索，调查组找到了第二名交通员，紧接着顺藤摸瓜，一路找到了杭州。
杭州的那名交通员名叫刘志纯，当初直接负责和“消失的第七名交通员”接头，根据他回忆所说：
“最后的那名交通员，说他自己姓刘，当时穿着一个黑色棉袄，头上还戴着一顶绒线帽，看起来三十多岁左右……”
完成这次任务之后，刘志纯就返回了杭州，此后也没有再接到过地下任务，按照当时地下工作者不成文的约定，他这就算是“脱党”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约定，主要是为了保障交通员们的安全。
只不过也恰恰因为这种约定，所以战争年代后我党再想找到这些交通员们，也十分困难。
说回那名自称姓“刘”的交通员，抱着试一试的态度，调查组们找到了他接手情报的那家客栈。
只可惜当时老板已经中风了，也回忆不起来个所以然。
不过好在调查组得到了客栈账本的消息，在1937年客栈关停的时候，22本账本被一个姓褚的伙计带回了家，只可惜账本里也没有那个交通员的住店登记。
“刘志纯刚到，最后的交通员就找上了门，证明他早就在等，那么在等待期间，他不住这家客栈又住在哪儿呢？”
没有更进一步的线索，调查组只能针对当年的五家客栈逐个排查，可全部排查了一遍，也没有那名交通员的一点痕迹。
既然不是住店，那么证明交通员很可能在当地有亲友，当时借宿在了亲友家里。
怀揣着这样的念头，调查组又动员了当地的居委会，进行全程摸查。
可是最后依然是一无所获，就在众人以为线索已经断在此处的时候，当地军分区司令部参谋杜复明忽然提醒道：
“除了五家客栈外，这边当年好像还有个招待所，你们查了没有？”
原来，过去当地保安团时常召集青浦和金山那边的军官过来开会。
众人来回往返不方便，又不便于向旅馆订房间，以防走漏消息，以至于临时建了个50张床位的招待所。
调查组闻讯大喜，赶忙顺着当初那个招待所调查，结果还真让他们找到了账本。
账本上写的很清楚，1931年12月1日至5日间，入住的非军人旅客一共就三个，其中还有两人是作伴的，只有一个叫做梁壁纯的人是独行。
不出意外，这个叫做梁壁纯的人就是那个“消失的交通员”！
由于账本上除了名字之外，还记有旅客的“基本信息”，而梁壁纯的名字边赫然写着“祥德源国药号店员”。
所以调查组直接回到上海，找到了这家药店。
虽然当时药店已经倒闭了，老板也已经去世，但是调查组还是从这家药店昔日的员工那里，拿到了梁壁纯的基本信息，找到了他的老家。
不出意料，调查组再次扑了一个空。
当年事发后梁壁纯就带着家人搬走了，也没说搬到了哪里，但是乡亲们反应不久前，他们家有人回来出席过丧礼。
如此一来，调查组按图索骥，终于在上海浦东洋泾镇，找到了梁壁纯：
“藏了18年，你胆大包天，当时让你送的东西，现在到底在哪？”
看到梁壁纯的那一刻，调查组就意识到了这件事里大概没有国民党特务的参与。
毕竟要真有特务梁壁纯绝难幸免，更不会潜藏这么多年。
可出人意料的是，面对调查组的询问，梁壁纯居然哭丧起了脸：
“我也不知道去哪了……”
根据梁壁纯所说，当时他拿到任务物品，正准备返回的时候，却在码头晕倒了。
一觉醒来自己就已经睡在了客栈里，装着任务物品的白铜箱子则是不翼而飞。
这番说辞听起来荒唐，可又有几分道理，毕竟梁壁纯当年要是真的偷走了120两黄金，如今也不该过得这般拮据。
后来调查组就找到了客栈，根据客栈老板的回忆的确是这样。
当年本来应该送去给临时中央救急的120两黄金，居然并非被国民党特务截获，反倒是被小偷夺了！
调查组既觉得震惊，更觉得愤怒，毕竟这可是“救党资金”，偷盗者当真该死；
还有这个梁壁纯，他要是在得知情况的第一时间报告组织，也不至于此。
这么一大笔黄金，除非是埋在土里，否则但凡花销，肯定是藏不住的。
调查组直接前往提篮桥监狱，见了见那些在建国前因盗窃、抢劫而被判入狱的犯人。
最后通过多方协助，调查组终于找到了当初抢劫的吉家贵、刘阿古等人，搞清楚了当年那桩“特费丢失案”的来龙去脉。
原来，吉家贵和刘阿古是拉黄包车的。
两人受不得生活疾苦，便想着通过偷抢“致富”，正好那天在码头上看到了抱着白铜箱子的梁壁纯。
二人用抹了药物的帕子往梁壁纯脸上一捂，等他晕了后直接抢了白铜箱子，然后将他人丢到了客栈里。
而梁壁纯醒了之后害怕被问责，索性就逃匿了。
至于那120两黄金，则是被吉家贵和刘阿古给分了，二人后来还以这笔钱为本钱，各自开了店，生活得好生滋润。
一开始的时候，二人还怕失主找上门，后来眼见一年年过去，他们也就放心了。
可他们怎么也没想到，18年后这桩案件还会被重新翻出来，查个水落石出！
至于涉案人员，后来自然也受到了法律的公正审判，抢夺黄金的两人直接被判处死刑；
畏罪潜逃的梁壁纯，也以历史反革命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十年。
这再度告诫我们，一定要端正品行，严格遵守法律，不要抱有侥幸之心。
毕竟连那种消息闭塞年代的案件，18年后都能查个水落石出，就更不用说如今了。
还有一点，就是我们的心中一定要有家国意识。
不能为了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的利益，不能因为个人害怕担责，而让国家蒙受更大的损失，否则自当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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