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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文坛同西汉相比，变化很大。东汉士人失去了作为文学侍从参与上层统治集团重大活动的条件，环境和地位的变化给予他们广泛接触社会的机会，现实生活的动荡不定也给他们以极大的震撼。他们所关注的热点已经跨出宫廷苑囿，从更广阔的范围寻找有价值的题材。于是，各个时期较突出的社会问题，往往成为他们创作的直接、间接诱因。
与题材方面的变化相适应的，还有创作宗旨的变化。在司马相如时代，赋的讽喻效果同赋家的主观愿望之间就存在着差距，以至于后来引起扬雄的批评。到了东汉，讽喻不仅不起作用，甚至还可能招来灾难东汉作家因批评时政而招致不幸者，可见《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列传》：“是时邓太后临朝，騭兄弟辅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蒐狩之礼，息战陈之法，故猾贼从横，乘此无备。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才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諫。”“颂奏，忤邓氏，滞於东观，十年不得调。因兄子丧自劾归。太后闻之怒，谓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崔琦，字子瑋，……河南尹梁冀闻其才，请与交。冀行多不轨，琦数引古今成败以戒之，冀不能受。乃作《外戚箴》，”“琦以言不从，失意，復作《白鵠赋》以為风。梁冀见之，呼琦问曰：‘百官外内，各有司存，天下云云，岂独吾人之尤，君何激刺之过乎？’”“后除為临济长，不敢之职，解印綬去。冀遂令刺客阴求杀之。客见琦耕於陌上，怀书一卷，息輒偃而咏之。客哀其志，以实告琦，曰：‘将军令吾要子，今见君贤者，情怀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脱走，冀后竟捕杀之。”（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954、1970、2168~2169、2622、2633页），这就迫使辞赋家们考虑如何看待和处理赋的社会作用问题。
另一方面，社会现实的黑暗以及统治集团所採取的“党錮”等高压政策，使士人普遍受到压抑。物不得其平则鸣，他们越来越多地运用赋这种文学样式抒发自己的不平。于是，东汉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感情激切的抒情赋。
世风的变化不仅导致赋的创作在题材选择和宗旨的设定方面出现新的取向，在赋的艺术风格和表现形式方面也与以前有了较大的差异。昔日以铺张扬厉、汪洋恣肆为主调的风格和豪放昂扬的气势，已被深邃冷峻、平正典雅的风格所扬弃；散句单行的语言，演变为駢儷对偶的句式。赋的风貌经歷了较大的变化。
新旧时代交替 审美情趣转变 新文学热点形成 《两都赋》的创新
两汉之际的社会动荡，导致东汉初期的社会生活乃至文化思想发生了较大变化。作家的审美情趣和艺术视野同汉赋发展的鼎盛时期相比产生了明显的差异。光武帝定都洛阳，而不回迁长安，引起朝野震动，成了牵动全社会的中心问题，也为文学家普遍关注。杜篤（？－78）作《论都赋》《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杜篤，字季雅，京兆杜陵人也。……篤少博学，不修小节，不為乡人所礼。居美阳，与美阳令游，数从请託，不谐，颇相恨。令怒，收篤送京师。会大司马吴汉薨，光武詔诸儒誄之，篤於狱中為誄，辞最高，帝美之，赐帛免刑。篤以关中表里山河，先帝旧京，不宜改营洛邑，乃上奏《论都赋》。”（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595页），假主客问答以论都洛衹是权宜之计，唯长安乃是“帝王渊囿，而守国之利器”，主张返都长安。在这篇赋中，传统的铺陈手法和讽諭的宗旨都体现于对新的题材、新的对象的描摹中。他歷数汉王朝自高祖至平帝传十一世的发展变化，指出，“德衰而復盈，道微而復章，皆莫能迁于雍州而背于咸阳”，以此证明长安为王气之所在。作者又从几个方面夸张地描写了西都王气的表现，最后归结为“利器不可久虚，而国家亦不忘乎西都”。这篇作品是东汉赋风转变的重要标志。它把以往天子、王侯生活的题材转化为关乎国家、社会的重大问题，作品中所表达的思想感情也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
以都洛、都雍（即长安）为题材的作品，规模宏大、别具特色、成就突出、影响最大的，当推班固（32－92）的《两都赋》。班固，字孟坚，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少有才名，在其父班彪增补《史记》、撰《后传》的基础上重修汉史。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狱。其弟班超上书力辨，明帝甚奇之，除兰臺令史，迁为郎，奉詔撰写《汉书》。大将军竇宪出征匈奴，征固为中护军。竇宪败，固坐免官，旋被捕，死於狱中。除所着《汉书》外，尚有《白虎通义》、《两都赋》、《幽通赋》等着作和诗文传世。传附《后汉书》卷四十上《班彪列传》后。它开创了京都赋的范例。
《两都赋》前有序，说明作赋原委和宗旨：一方面则是“海内清平，朝廷无事，京师修宫室，浚城隍，起苑囿，以备制度”，另一方面则是“西土耆老咸怀怨思，冀上之眷顾”。于是，他作《两都赋》，“以极众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这说明他作此赋的背景同杜篤是一致的，衹是两人的观点、感受正相反。他把西都、东都的选择，人们感受、主张的差异，归结为法度的不同，从而赋予作品以较强的理性色彩。
《两都赋》传本分为《西都赋》和《东都赋》两篇，实为上下章。作品虚拟“西都宾”、“东都主人”两个人物，通过他们的谈话构成过渡；同时，两个人物分别代表都雍、都洛两种不同的态度，而在宾主的设定之间，作者的立场已明晰可辨。
《西都赋》重在抒发“怀旧之蓄念”、“思古之幽情”。通过“西都宾”之口，盛赞长安形胜为中土之最：周、秦、汉叁代在这里建立帝王基业，这是作为国都得天独厚的条件。西京具有东都无可比拟的物质基础：建设之宏大，郊畿之富饶，坚城深池之固，士女游侠之众，品物之盛，华闕崇殿之巨丽，掖庭椒房之尊贵，离宫苑囿之壮观，皆冠于天下。在作者笔下，西京城市、宫殿的壮美别具特色；
昭阳特盛，隆乎孝成。屋不呈材，墻不露形。裛以藻綉，络以纶连。隋侯明月，错落其间。金缸衔璧，是为列钱。悲翠火齐，流翟含英。悬黎垂棘，夜光在焉。于是玄墀扣砌，玉阶彤庭。碝磩彩致，琳瑉青荧。珊瑚碧树，周阿而生。红罗颯纚，綺组繽纷。精曜华烛，俯仰如神。后宫之号，十有四位。窈窕繁华，更盛迭贵。处乎斯列者，盖以百数。
在众多的宫室寝殿中，昭阳殿富丽堂皇达到空前绝后的程度。镶金嵌璧，奇珍异宝，到处流光溢彩、馥鬱芬芳。这幅画面集中展现了西都的豪华、丰腴，表现出化闕崇殿的壮丽之美。
长安形胜天人合应，宫殿巨丽冠于古今。这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众人所炫耀的，是“国家之遗美”。在汉赋中，被铺张描绘的事物未必就是作者所肯定的，有时还恰恰是作者所要批评的。然而，从《西都赋》对长安热情洋溢的赞美中可以看出，作者对这叁代帝京所体现的巨丽之美还是非常欣赏的。衹是他对西京巨丽之美乃至京都之美的欣赏与肯定，同作品中“西都宾”所代表的西土耆老有所不同。在后者看来，京都衹能像长安那样，否则便不配作为都城。这是旧的京都意识，它以品物繁盛为唯一标志。班固同西土耆老的分歧也正在于此。
班固的京都意识、京都美理想，集中体现在《东都赋》中，作者借“东都主人”之口，否定了“西都宾”所代表的旧的京都美理想和京都意识，他指出：“西都宾”之所以力主返都长安，就在于他们是秦人，他们不能站在天下主宰者的立场看问题，因此带有明显的狭隘性。同时，他又指出，这些人衹识秦昭襄王、始皇的京都之美，而不瞭解大汉的京都之美，他们过分看重宫廷、河山的品物繁盛。《两都赋》的宗旨就在于批评旧的京都意识，确立新的京都观。作品的立意在《东都赋》卷末表述得很充分。他指出，主张迁都长安的人“颇识旧典，又徒驰骋乎末流，温故知新已难，而知德者鲜矣”。他们明于知古而昧于察今，他们孤立地、片面地强调城池、宫廷建设的品物之美，而不知礼乐文明建设对于京都的重要性。他以充分体现出礼乐文明的新的京都观，扬弃“西都宾”所代表的京都意识，这就是序言中所说的“折以今之法度”。而这，正是《两都赋》宗旨的集中体现。
作品的讽喻对象可分为直接针对者和间接讽喻者两类。直接批评的是以西土耆老为代表的坚持旧京都观的人；间接讽喻的，也是作品最主要的讽喻对象则是天子及其周围的决策集团。作品盛称洛邑制度之美，固然希望天子不要迁返长安，而其深层意图在于通过西京与东京的对比，对当前政治有所规諫。他的京都观具有深刻的内涵，他要用光武帝、明帝在礼乐文明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引导决策者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以期在进贤修德，在完善文治方面超越古代圣王。
在《东都赋》中，他着力描绘了洛阳的法度，也就是后汉的制度之美。他盛赞光武帝重造纲纪的赫赫帝功，颂扬他迁都改邑的重要决策。作为与西都的巨丽之美相对比而着力描绘东都法度之美，较多地体现在明帝朝。作品充分肯定明帝朝崇盛礼乐，修明法度，巡狩万国，稽考声教所取得的成就，在作者笔下，这是东都区别于西都的主要之点。体现了法度之美的东都在很多重要方面都表现出与西都的差异。在宫室苑囿建设中，它不追求令人登临生畏的崇殿华闕，而是强调宫室光明神丽、“奢不可逾，俭不能侈”的中和之美；它不追求太液池的波涛浩渺、昆明湖的茫茫无涯，而要发萍藻以潜鱼，使池沼得以化育生灵。天子定都洛阳之后的田猎，不是为了“盛娱游之壮观”，而是“简车徒以讲武”；其间也有浩大的声势、有勇猛的搏杀，但却不是“风毛雨血、洒野蔽天”，不是“草木无餘，禽兽殄灭”，而是“乐不极盘，杀不尽物”，要在田猎中体现出礼制、法度，在与西都相同、相近的活动中表现出不同的旨趣。至于“目中夏而布德”，使得武帝所不征、宣帝所不臣的远人，纷纷来朝；会同之期，盛礼兴乐，庆贺承平，“班宪度”，“昭节俭”，布教化于海内，更是前代无法比拟。在新旧两个都城的比较之中，作者的政治理想、审美情趣，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在他看来，京都就应该体现出天子的风范，而天子的风范应当集中地表现在重声教、崇文德、尚礼治的法度之中。
《两都赋》对天子风范的嚮往和描绘，带有鲜明的理想化的色彩。然而这正来自他对京都和京都生活的认识和感悟，也是他赋予作品的较高的宗旨。这一宗旨与其同时代的杜篤、傅毅等人的有关作品相比，无疑要远胜一筹。
《两都赋》在艺术表现方面吸收了司马相如和扬雄的成功经验，如上下篇相互对比的结构，主客问答的过渡形式，划分畛域、逐次铺叙的展开过程等，然而，他的创新也很突出。
以往的赋，对所不赞成的社会现象常常是极尽铺张描写之能事，而作者的正面主张则在文章结尾处画龙点晴，这被称为“劝百讽一”的表现原则。在《两都赋》中，作者一改传统表现方法中“劝”与“讽”篇幅相差悬殊的结构模式，其下篇《东都赋》通篇是讽喻、诱导。作者的主张、见解十分自然地融入对东都各方面事物的陈述中，表现出他的较为进步的京都观。这是他对赋的艺术表现和篇章结构关係的重大突破，也是他推动汉代文学思想发展的可贵贡献。在展现京城的华美风貌时，既有大处泼墨的建章宫崇殿华闕、太液池浩瀚波涛，也有工笔描摹的昭阳宫墻、椒房玉阶。作品的风格同其所描写的内容契合无间，《西都赋》汪洋恣肆，气势和华彩充溢其间；《东都赋》则以平正典实见长，法度风范随处可见。作者大量运用对偶句式也使作品增色不少。
在以都会或京都为题材的作品中，具有一定的成就幷在赋史上佔有一席之地的还有张衡（78－139）的《二京赋》。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今河南南阳）人。少善属文，精於天文历算。入京师，观太学，遂通五经，贯六艺。安帝时征拜郎中，再迁为太史令。后为侍中，出为河间相。有《二京赋》、《思玄赋》、《南都赋》、《归田赋》、《冢赋》、《髑髏赋》、《应閒》等赋传世。《后汉书》卷五十九有传。张衡是东汉中期着名的科学家和文学家，他见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乃拟班固《两都赋》，创作了《二京赋》。《二京赋》在结构谋篇方面完全模仿《两都赋》，以《西京赋》、《东京赋》构成上下篇。《西京赋》假托凭虚公子对长安繁盛富丽的称颂，叙长安地势的有利，建都的必然，然后逐次描绘宫室的辉煌、官署宿卫的严整、后宫的侈糜，离宫苑囿，华美壮丽。纵猎上林苑，水戏昆明池，无不纵情杀戮以为快事。其间又穿插商贾、游侠、角抵百戏、嬪妃邀宠等方面的描写，展现出一幅繁荣富贵、穷奢极侈的京都景象。作品中所铺叙的品物之盛，人们对待物质享乐的态度，都在极度夸张的描写中见出其荒谬的方面，见出作者的否定之意。《东京赋》表现安处先生对西京奢糜生活的否定。在对东都城市构筑、宫殿建设的描绘中，在对朝会、郊祀、祭庙、亲农、大射、田猎、大儺等上层统治者的盛典礼会的陈述间，使人感受到东汉君主崇尚懿德，修飭礼教，奢未及侈，俭而不陋的礼治成就。
《二京赋》中安处先生的两句话：“苟好剿民以偷乐，忘民怨之为仇”，凝聚了作者的创作宗旨。这是较为宽泛的讽喻，意在突出奢与俭的对比。这同班固的《两都赋》及其前后产生的以京都为题材的作品相比，都有所不同。作者务求在作品的体制、规模方面超越前贤，在铺陈过程中面面俱到，而不追求素材的代表性与典型意义。儘管如此，《二京赋》以规模宏大被称为京都赋之极轨，紧随班固之后，推动了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文学创作的发展。
在以京都、都会为题材的作品中，较具特色的作品还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后汉书》卷八十上《文苑列传》：“王逸，字叔师，南郡宜城人也。……顺帝时为侍中，着《楚辞章句》行於世。……子延寿，字文考，有俊才。少游鲁国，作《灵光殿赋》。后蔡邕亦造此赋，未成，及见延寿所为，甚奇之，遂輟翰而已。曾有异梦，意恶之，乃作《梦赋》以自厉。后溺水死，时年二十餘。”（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618页）。《两都赋》、《二京赋》、扬雄的《甘泉赋》都对宫殿的壮丽华美作了生动的描写，王延寿则在这方面表现出独特的艺术才能。王延寿少有异才，客游鲁，见汉景帝子鲁恭王所建的灵光殿巍峨壮美，且经王莽之乱后，西京宫室多废坏，而此殿独存。他既惊愕其崇高壮丽，又慨嘆其歷劫难而未毁，这成了作者艺术构思的精意所在。对于宫殿雄伟的外观、豪华的殿内装饰、精巧的栋宇结构，无不进行细緻的描写。尤其是殿内精美绝伦的雕刻、绘画，在延寿笔下栩栩如生。这篇赋的成功，为延寿赢得了“辞赋英杰”的声誉。
以赋抒情的传统 纪行赋 述志赋 对人生的理性态度
以赋抒情，这是汉代作家对屈原艺术创作的直接继承，自汉代初叶，就不断地有作家将其愤懣、感伤诉诸赋中。衹是在西汉时，以司马相如、扬雄为代表的铺陈之作成为赋的正宗，而抒情赋则如涓涓细流，贾谊的《吊屈原赋》，司马相如的《长门赋》，司马迁的《悲士不遇赋》，扬雄的《逐贫赋》等，前启后继，不绝如缕。东汉时期，由于政治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条件的变化，士人处于外戚、宦官争权夺势的夹缝中，志向、才能不得施展，愤懣鬱结，便纷纷以赋宣泄其胸中不平。于是，这涓涓细流逐渐汹涌奔腾起来，蔚为大观。
东汉抒情赋主要有纪行赋和述志赋两类。
所谓纪行赋，就是通过记叙旅途所见而抒发自己的感慨。这类题材源于刘歆的《遂初赋》，东汉赋家时有续作。纪行赋以纪行为綫索，兼有抒情述怀，写景叙事，一般篇幅不太长，和那些铺张扬厉的京都大赋明显不同。纪行赋是汉赋发展过程中开闢出的一个新的境界，是赋家在抒情言志上别寻新途的一种大胆尝试，是后代游记文学的先声。
班彪（3－54）的《北征赋》作于两汉交替的动乱之际班彪，字叔皮，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人。西汉末年动乱之际，先依天水隗嚣避难，后又为河西大将军竇融的从事。光武帝时先后在司徒府任职，为望都长。班彪才高而好述作，专心於史籍之间。继采前史遗事，傍贯异闻，在《史记》的基础上作《后传》数十篇，为其子班固撰写《汉书》作了充分的準备。所着赋、论、书、记、奏事计九篇，有《北征赋》、《览海赋》、《王命论》等作品传世。《后汉书》卷四十上有传。班彪在王莽已亡、淮阳王刘玄失败的时候从长安到天水避难，途径安定郡城（今寧夏固原）时写下了这篇作品。《北征赋》在体制上对刘歆的《遂初赋》多有摹拟，就途中所见的歷史遗迹抒发自己的感慨，主张以德化边，反对以武御边，幷为人民遭受的苦难而悲伤流涕。这篇赋四句一转，曲尽其意，文辞典雅，颇具情韵。
班昭（？－120）的《东征赋》是她随其子到陈留时所作《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扶风曹世叔妻者，同郡班彪之女也，名昭，字惠班，一名姬。博学高才。世叔早卒，有节行法度。兄固着汉书，其八表及《天文志》未及竟而卒，和帝詔昭就东观臧书阁踵而成之。帝数召入宫，令皇后诸贵人师事焉，号曰大家。每有贡献异物，輒詔大家作赋颂。……时《汉书》始出，多未能通者，同郡马融伏於阁下，从昭受读，后又詔融兄续继昭成之。”“所着赋、颂、铭、誄、问、注、哀辞、书、论、上书、遗令，凡十六篇。子妇丁氏为撰集之，又作《大家赞》焉。”（见《后汉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784~2785，2792页）有《东征赋》、《七戒》等作品传世。，其乱辞称：“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歷，对于孔子、子路、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復，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东汉纪行赋的殿军是蔡邕（133－192）的《述行赋》。蔡邕，字伯喈，陈留（今河南杞县）人。少博学，喜好辞章、数术、天文、书法，妙操音律。校书东观，迁议郎，将五经文字书於碑，使工鐫刻，立於太学门外，是为熹平石经。因上书论朝政得失，获罪，流放朔方。遇赦后，畏宦官迫害，亡命江湖十餘年。灵帝卒，董卓为司空，强辟邕为侍御史，迁尚书，拜左中郎将。及董卓被诛，邕亦下狱死。所着诗、赋、铭、碑、连珠及其他文章几百餘篇。其赋今存《述行赋》、《青衣赋》等。《后汉书》卷六十下有传。
桓帝时，中常侍徐璜等擅权，闻蔡邕善鼓琴，遂强征其进京。邕不得已而上路，至偃师，称疾而归。他对朝政废坏、朝中大臣互相倾轧，深致不满，对自己被牵连进攻治漩涡耿耿于怀。遂以这次被迫赴京所经歷的地点为綫索，联想起前代兴亡、善恶之事，抒发了内心的抑鬱不平。“登高斯赋，义有取兮；则善戒恶，岂云苟兮。”这正是他沿途所感，也是他取捨往事的原则和创作宗旨。
在他所走过的洛水两岸，从夏王朝到春秋，有多少逆臣贼子扰乱朝政，旋即又遭到可耻的失败。佛肸为赵简子管理中牟，却率众以叛；管叔、蔡叔非但不维护周王室的统治，反而勾结殷商后裔作乱；信陵君杀死晋军主帅，夺取兵权，本是乱臣，却被误称为贤公子。蔡邕为人们不能看清乱臣的本质而深感不平，而对那些正道直行之士，他总是怀着崇敬的心情，高度推许。在滎阳为保护刘邦而慷慨赴死的纪信，在偃师伏剑自刎的田横及其部下，都以浩然正气彪炳千秋，蔡邕对他们无比景仰。每经过一地，古人的善恶行迹，山河气象的阴晴晦明，他心中沉重的歷史感和对社会现实的关切，都要互相激荡冲溉。压抑在他心中的愤懣不平，在一地一事一景一物的记述中充分地表现出来。赋中直接指斥当时的东汉天子，所表现的胆识超越前人。
这篇赋感情痛切沉着，幽思婉转。写歷史上的人和事，几乎件件指斥现实；写山河云雨，仿佛句句有所寄托，从而将歷史、现实，景物、情感有机地熔为一炉。赋的前半篇为吊古，后半篇为伤今，层次非常清晰。全篇以秋天的淫雨作为衬托，气氛悲凉沉重。山行景色的点缀，也写得生动传神。
述志赋是东汉赋向抒情方面转变的又一新发展。所谓述志赋，是指赋家在社会动乱、宦海沉浮中用以宣寄情志的作品。
冯衍的《显志赋》是东汉早期述志赋的重要作品。冯衍，字敬通，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人。幼年聪颖，长而博学。王莽末年，任更始将军廉丹掾。后从刘玄起兵，玄死，降於光武帝刘秀，任曲阳令，转迁司隶从事。后免官，归故里。明帝时，又遭谗毁，潦倒而死。着有赋、诗、铭、说等50篇。《后汉书》卷二十八有传。，这篇赋从他辞官西归长安故里写起，流露出强烈的不平。冯衍胸怀大志，富有才能，但却英雄无用武之地，坎坷终身。赋中叙述了他在个人遭遇、家庭生活、后代早夭等多方面的不幸，既自责又对未来充满恐惧，接着又在歷史的广阔时空中驰骋，把退隐作为自己的人生归宿。《显志赋》在精神上与屈原相近，但在形式上与《楚辞》类作品又稍有不同。
班固的《幽通赋》和冯衍的《显志赋》在基本精神上多有相承，他追述自己的家族遭乱世而不泯的发展歷史，思考自己如何才能继承父亲的遗志，不辱没先人。他静思冥想，梦与神通，坚信自己对社会、人生变化的幽昧难明之理能够有所认识。古往今来，事业的兴衰，家庭的成败，接踪继影地出现在他面前。他要探究其间的所以然，以“復心弘道”，“保身遗名”，作为自己的人生选择。这篇赋颇多幽深哲理的思考，文风典雅深邃，语言古奥。
为述志赋注入巨大活力的当属张衡。
张衡不仅创作了《二京赋》那样表现出传统特色的京都大赋，同时，他还写作了《思玄赋》、《归田赋》等抒情之作。和帝、顺帝时，衡以特殊才能受到亲幸，宦官共进谗言诬衊之。他每为自己的处境苦恼，经常思考人生和社会问题，以为吉凶倚伏、幽微难明，遂将自己的感受写成《思玄赋》。此赋篇幅较长，採用骚体句式，表现手法也较多地学习《离骚》。陈述自己遭詆毁却不肯屈从俗辈，遂驰骋想像，遍访古圣先贤，以探求人生玄妙之理，此赋带有较明显的摹拟成分。
张衡的《归田赋》则表现出更多的创造性和艺术才能，使其成为文坛上独领风骚的作家。仕途的污浊使张衡鬱鬱不快，想游于纷乱的尘世以外又作不到，于是他憧憬那与官场形成鲜明对比的田园。他构想出一个充满自然情趣的田园景象：“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鬱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鶬鶊哀鸣，交颈頡頏，关关嚶嚶。”这百草和禽鸟都能任情舒展的田园，这充满勃勃生机的境界，怎能不令他心驰神往！在这里可以获得赏览自然景物的欢乐，还可以轻鬆自由地射钓。他的蓬庐远离尘嚣之外，在这里弹奏前代名曲，读圣贤之书，挥毫奋藻，尽情地陈述其对人生、社会的感受。他笔下的田园充溢着浓厚的生活兴趣，体现出身心同外在环境的和谐，同时，也带有鲜明的道家色彩。
张衡的大多数作品都表现出对现实的否定与批评。他探讨人生玄妙哲理，也探寻合于自己理想与性格的生活空间。于是，田园的环境、心境，恰与官场、仕途形成对比。《归田赋》的艺术表现形式和语言运用，也同他所展现的内容相称。作者一反《思玄赋》等作品中的艺术表现习惯，此赋篇幅短小，语言清新自然。与作品所展现的环境、心情浑然一体。这些特点使《归田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描写田园隐居乐趣的作品，同时，它也是汉代第一篇比较成熟的駢体赋。无论从张衡的全部创作看，还是从汉赋的发展过程看，《归田赋》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纵观张衡的述志赋，《思玄赋》和《归田赋》儘管表现手示有别，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赋中写游仙，写归田，这些描写都是用以排遣精神上的苦闷，幷不是真的以隐逸为归宿。赋家身在仕途，但却蔑弃功名，不为官场的勾心斗角所困扰，而是嚮往闲逸，追求人身的自由，这就是《思玄赋》和《归田赋》共同的心理根源。
东汉末年，赵壹创作的述志赋别具特色。赵壹，字元叔，汉阳西县（今甘肃天水）人。体貌甚伟，恃才傲物，为乡党所摈斥。屡次抵罪，几至死，友人援救方得免。光和元年（178），举郡上计吏，至京师。得到司徒袁逢、河南尹羊陟的赏识，共称荐之，名动京师，士大夫想望其风采。西归，州郡争致礼命，十辟公府，均不就，终老於家。着赋、颂、箴、誄、书、论及杂文16篇。其《穷鸟赋》、《刺世疾邪赋》今存。《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列传》有传。。
赵壹恃才倨傲，不见容于乡里。曾作《穷鸟赋》，以象徵的手法表达了自己像鸟困于樊笼般的窘境和苦恼，也对援救自己的人表达了由衷的感谢。更具有代表性的作品是他的《刺世疾邪赋》。他把压抑在胸中的鬱闷和不平化为激切的言词，公诸世人。他用简练的笔把那个污浊的社会现实勾勒出来。“舐痔结駟，正色徒行”；“邪夫显进，直士幽藏”。他不同于一般文学家那样讥咒前朝，颂美当今。他指出，德政、赏罚都不足以挽救社会，汉代也幷不比秦朝治理得好，反而每况愈下。他甚至于大胆地把批评的矛头直指“执政”，即最高统治者。“原斯瘼之攸兴，实执政之匪贤”。这样勇敢的批判精神和爱憎鲜明的语言，衹有赵壹写得出。他竟然表示：“寧饥寒于尧舜之荒岁兮，不饱暖于当今之丰年”，他由刺世竟至于发展到同世道绝决的程度。此赋在抒发自己感情时直率猛烈，痛快淋漓，对时政揭露批判的深度和力度都是空前的，有似一篇笔锋犀利的讨伐檄文。这篇作品在体制上活泼自由，不循常规，篇幅短小，语言刚劲朴素，是早期抒情小赋的名篇。
汉代的抒情赋通常都是理胜于情，东汉的纪行赋和述志赋也不例外。和西汉抒情赋稍有不同的是，西汉赋家把“悲士不遇”作为抒情的主题，感慨自己未能遭逢歷史的机遇。而东汉的抒情赋则以知命为解脱东汉抒情赋多以知命为解脱，如：崔篆《慰志赋》：“庶明哲之末风兮，惧《大雅》之所讥。遂翕翼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维。”“聊优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尽齿。”班彪《北征赋》：“夫子固穷，游艺文兮。乐以忘忧，惟圣贤兮。达人从事，有仪则兮。行止屈伸，与时息兮。”冯衍《述志赋》：“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贵玄。”班固《幽通赋》：“所贵圣人之至论兮，顺天性而断谊。”“天造草昧，立性命兮。復心弘道，惟圣贤兮。”班昭《东征赋》：“贵贱贫富，不可求兮。正身履道，以俟时兮。脩短之运\，愚智同兮。靖恭委命，唯吉凶兮。”赵壹《刺世疾邪赋》：“且各守尔分，勿復空驰驱。哀哉復哀哉，此是命矣夫。”（分别见於费振刚、胡双宝、宗明华辑校《全汉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50、256、262、345、366、555页），反映出对人生的理性态度，同时流露出个人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惆悵。
东汉抒情赋不时出现隐逸倾向，与此同时，积极参与现实，关心国家命运的思想情感也在涌动。冯衍的《显志赋》仍沉缅于自身不幸的倾述，而对当时乱离之际的民生苦难却基本没有涉及。班彪的《北征赋》在“游子悲其故乡”的同时，又“哀生民之多故”，把自身的坎坷和百姓的疾苦联繫在一起。班昭的《东征赋》同样表现出对时政民生的关注。至于蔡邕的《述行赋》，主要着眼点在于国家和人民，而不是自己的遭际。东汉抒情赋也由早期的自怨其生转到为社会伸张正义。赵壹的《刺世疾邪赋》和蔡邕《述行赋》在精神实质上是一致的，作者不仅仅是申诉自己的不幸，而是自觉为社会伸张正义，表现出强烈的参与现实的入世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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