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9日，第六届德国电影节在北京国贸百丽宫盛大开幕，并将在北京、成都两个城市展映12部近年来出品的优秀德国电影。此次电影节由德国电影协会主办，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和百老汇影城协办。开幕式当天，德国驻华大使葛策博士，德国电影协会总经理玛丽埃特·里森贝克女士，北京德国文化中心·歌德学院（中国）院长柯理博士，开幕影片《隐形同盟》导演克劳斯·莱福，《凭空而来》和《巴比伦柏林》的演员亨宁·佩克，《巴比伦柏林》演员马克·霍泽曼等嘉宾莅临现场，共同见证这项缔结中德电影文化的节日步入第六个年头。
开幕式上，多部展映片的主创嘉宾悉数亮相。开幕片《隐形同盟》的导演克劳斯·莱福历来擅长将深刻幽默与简洁叙事相结合，此前携该片已在全球巡回展映，并斩获多项国际大奖。这部以半纪录片形式，讲述纳粹政权时期藏匿于柏林的犹太人生活的电影获得一致好评，其独特的气质与叙事风格给在场媒体留下深刻印象。深焦DeepFocus也在开幕式上见到了导演本人，并与他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访谈。
文| Totoro
编辑 | 亹亹
种族清洗的劫难是世代犹太民族刻骨铭心的记忆与伤痕。1943年2月，纳粹宣布柏林“已经清除了犹太人”时，有一群人躲藏在视线之内。仍有7000名犹太人蜷缩在恐怖之都柏林，历时两年半的潜伏与躲藏，他们之中，仅有1700余名幸存者。克劳斯·莱福导演的《隐形同盟》，正是聚焦于此。
为德国公共广播联盟（ARD）、德国电视二台（ZDF）、以及德法公共电视台（ARTE）制作了40余部电视纪录长片的克劳斯·莱福历时七年之久，完成纪实性的剧情片《隐形同盟》。影片包含了四位幸存者的采访、并采用戏剧性的方式还原了他们青年时期躲藏在柏林的那段经历。这是一部用影像还原70年前“无形之人”藏身柏林的口述史。
像是翻开了一本尘封多年的关乎犹太民族记忆的回忆录，银幕上三种的时间交错，形成了两个世纪的呼应：史料真切记载的1940年代整个纳粹第三帝国的中心：柏林；演员扮演的故事，重构了回忆者于1942-1945在德国生活的真实情境；当下幸存者站在今日接受采访、回望历史的现实时间。发生在40年代的故事，幸存者在21世纪的当下发声，回望那段沉默的隐形生活。此时此刻，彼时彼刻，如同昨日重现那般，遥远而真实。
柏林“清犹”令下，每个犹太家族面临着去与留的抉择。留下来胆战心惊的偷生，还是顺从纳粹的安排，生死未卜的离开。选择留在柏林的7000名犹太人中，有这么四位少年少女，以“我们想要留在这，活下去”作为驱动力：
“柏林像巨大的人口流动站”。20岁的西莫，在车站送别父母，而他选择制造假证件，留在柏林。一家人的别离背后，是犹太民族离散的缩影。母亲拜托儿子替自己给没能来得及好好说再见的同事，遥寄一封明信片。她不会知道：明信片会无法送达，和儿子此时一别，再见无期。西莫为自己制造假的身份证件并以此谋生，替博士的 “辛德勒名单”仿造证书，并为自己编撰了完美的军人身份和故事，凭借于此得以走家串户、成功的借宿。
带着“少年维特之烦恼”的16岁的犹太裔男孩格雷是家里唯一需要在衣服上缝制黄色星星的人。没过多久，他便被非犹太裔的母亲和继父送离家庭，与另一户陌生的好心人组成“家人”。一名年轻的姑娘和家人四散在柏林的角落。另一位在工厂手指受伤的犹太女工，在被清退柏林之前，将黑发染成金发、佯装成金发碧眼的日耳曼女人，同样选择留在柏林。她故作气定神闲的驻足电影海报面前，漫无目的的走在街上，却惧怕每一次的目光相遇。
犹太民族被纳粹剥夺公民权利，强行剥离其社会与家庭关系，成为失语的无名者，盖世太保搜查时东躲西藏、不能发出任何声音；生命难保，更没有话语权。只能如同蝼蚁一般，沉默的四处藏身隐居。
丢掉了自己的名字，人就变成了其他人。“丢掉了名字，有些东西从我身上消失了”。瞬时间，他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抛弃真名的人，使用与自己本人不同的身份、新的名字，伪装成如此陌生的“别人”，在看似属于自己的城市里生活。其实，他们是在扮演一个角色，伪装的就好像自己是常态化的生活于此，没有任何异常，然而事实却是在彼时彼刻的1940年代，没有什么比这种身份扮演的差距更为遥远：公民与流民，地上与地下。
“飞机、轰炸机像是划过天际的银鱼”，柏林被一点点摧毁，生离死别每天都在发生，广播战报、轰炸机轰鸣声变得习以为常，生活仍在继续。突然遭受亲朋离散、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生存危机、甚至种族灭绝的民族危机，但依然有苦中作乐：暗房里和心爱的女生亲吻；偷偷溜进电影院里看一场久违的电影；轰鸣声中倾尽所有食物办一场生日宴，却不知道下一顿热气腾腾的餐食会在什么时候来临。
生活的常态是充满压力与内心的折磨、时时刻刻的警觉：遭逢“不是任何叔叔和伯伯的儿子”为什么会是哥哥的身份质疑；随时面临着被“眼线”指认为犹太人的危机、被已逮捕的同伴供出藏身之处的危机。终日孤独而警觉的潜伏，无辜且无畏的躲藏。一小时、一小时的活下去，一天、一天的活下去。
乔装成纳粹军人遗孀的犹太姑娘结伴混进电影院看电影，却因此而被自己昔日的同学、今日纳粹的眼线认出，失去藏身之所，经历了寒冷漫长、刻骨铭心的冬天，清冷阴郁又压抑的色调传递着这种寒冷。
“这是人类近代史上最为接近地狱的时代，但仍然有人倾听了自己的内心，展现人性的光辉，即使是在纳粹时代的德国，仍有很多德国民众是充满人性的、善意的，帮助了犹太裔德国人”。出卖同胞偷生的“叛徒”，也会有恻隐之心。于是，在德国女人舍生相助和昔日同学的袒护下，西莫得以作为幸存者，骑着自行车逃亡瑞士；女孩及其朋友被一户德国人家收留做女佣，终于告别风餐露宿；金发女工被入伍军人的电影院售票员母亲接纳并与之相互扶持，终于睡了一个安稳觉。
2009年，在没有任何合同、经费支持的条件下，导演克劳斯·莱福采访了受访者；访谈结束之后的2012年，四位原型之一的在纳粹德国军官家庭里潜伏做女佣的犹太裔女士，逝于加州；2015年，开始进行（采访者回忆片段的）故事片段拍摄的前半年，制作假通行证的艺术家西莫的原型，逝于瑞士。
2017年，《隐形同盟》在德国首映，已故西莫这一原型的两位儿子来到现场，“此刻，我们的父亲一定在天堂看这部电影”。在导演克劳斯·莱福此行来中国的几周前，影片的另一原型也在德国去世了，他是四人中唯一回到德国、逝于德国的犹太人。克劳斯·莱福导演出席老者的葬礼，“先生留下了他的故事，后人可以去倾听”。如果天堂也有电影院，老人们应该会静静的观看，感慨自己身后已走过的路，有多么艰难。
好在，现居巴黎的金发女士（的原型）还健在，她可以在电视上、电影院里把这部电影看很多很多遍。第六届德国电影节开幕之前，克劳斯·莱福导演与94岁的她通了电子邮件，当她听说电影要来中国北京放映，还要去世界很多地方放映，她很高兴与自豪：作为战争的幸存者，没有让纳粹屠犹取得完全的胜利。世界各地的人们，了解到纳粹时代的德国犹太人经历了什么，看到这个真实的故事，都会很感动吧。
与常规二战题材略微不同的是，《隐形同盟》全方位展现二战时期犹太民族的苦难的同时，不乏智慧、希望和爱，正面表述了德国人对犹太人的帮助。本片并没有过多展现战争中施暴者的残酷性的画面，而是将视点给予柏林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的生存状态及心理状态，描述大时代里的小爱。影片的主旨正如导演所言：“这是个关于人性的故事，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也是可以闪光的。”影片的题材让我不会过多的去挑剔、亦或是指摘其中声音铺得太满的技术瑕疵。日耳曼人善意帮助犹太人潜伏的情节怕是会引起诸多关于“替德国纳粹开脱之嫌”的口诛笔伐，但是，人性的矛盾与善恶，仅仅是依靠种族似乎也无法全然精准的划分。
“在今日，全世界仍有悲伤的、妻离子散的事件在发生，不仅是在70余年前发生过这些事情，现在仍然还在发生”。这是个留有有希望的故事。战争结束，我们会为了拥有缝在衣服里的身份证件的幸存者们找回真名和身份而开心，会因苏军犹太裔军人和避难所的犹太幸存者紧紧相拥而感动。希望每个观者勿忘历史的同时，能够心怀善意，在寒冷的冬天里，看到爱和希望。最后的最后，请不要在7000名躲藏在柏林的犹太人与600万犹太受难者间做任何约分，因为每一个生命个体都不是数字，也不可以被简单消除清零。
《隐形同盟》导演克劳斯·莱福
深焦：首先，想问您为什么会选择在当下重返历史、触碰“清犹”这个如此伤痛的题材？
克劳斯·莱福：因为在我看来，德国的历史相当重要，是值得被一再反复提及的。同时你也可以看到德国有很多其他影人，一直在讲述德国的历史。因为在短短十二年（1933年1月，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至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德国签署无条件投降书）时间内，纳粹将德国先前建立的文明，几乎全部摧毁，惨不忍睹。而这一切，仅仅是因为与另一民族的信仰不同，就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屠杀事件，基于此，包括我在内的德国影人，会选择一再讲述德国的历史。
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当下，此时此刻，仍有许多移民、战争受害者生活在欧洲。我觉得很有必要让大家更好的去接受、理解、认识那个时代（二战），因为只有充分认识那个时代，才能让大家朝向美好的新生活前行。
尤其是在三四十年代，由于纳粹的作为，导致人性泯灭，所以我希望借由《隐形同盟》这个电影，来重新提及这个话题。
深焦：您身兼本片导演、编剧、制片，整个创作过程的筹备周期大概持续了多久？
克劳斯·莱福：从我们创作团队产生这个想法，到这个故事得以拍摄，是从2009年到2016年，经历了7年时间。
深焦：在此过程中有遇到过什么困难吗？
克劳斯·莱福：有的。我们当时确实遇到很多困难，这也是为何影片从构思到落地拍摄花费7年之久的缘故。比如，很难找到包括电视台平台、发行公司在内的合作方，以及资金方面支持的投资方。当时，我们去尝试寻找合作方，得到的回复是“为什么你又要拍一部二战时期犹太题材的影片，人们已经看了太多这类影片，你无非是老调重弹、旧事重提，观众已经对这类题材不感兴趣了”。
后来事实证明，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等到2013、2014年的时候，他们的想法有所改变。因为差不多快要到了二战结束70周年，此时发现有各种公众呼吁当下的人们去再回顾、反思1943-45年真实发生的故事。我在影片中所展现的故事，恰是那个时期发生的真实的故事。
深焦：您最初的拍摄计划是以采访为主要素材的“纯粹纪录片”，后来选择用故事片的方式、再现受访者亲身经历的手法来讲述故事，原因何在？
克劳斯·莱福：这部影片后来采取的是纪实性的剧情片（documentary drama）形式，是把纪录片和戏剧的叙事技巧做了一个融合，希望以一种最具力量和情感性的方式展现这个故事。如果仅是采用纪录片的方式，观众去听幸存者讲述他们的故事，可能他们会觉得单调无聊，那么影片的故事性和共情，在此层面上就很难实现。故而采取了纪录片和剧情片混溶的呈现方式。
事实证明二者融合的很好：如果没有纪录片的部分，观众会感受不到这段历史故事的真实性，只有现在这种故事性与纪实性相结合的形式，才能告诉观众，这个故事不是假的，不是编的，而是真正发生过的，与此同时，影片的情感性、真实性、故事性也都能得到很好的结合。
深焦：那么在这部影片中，故事性和纪实性的比例是多少？
克劳斯·莱福：其实我也并没有具体地计算过，大概是70%故事片、30%纪录片的比例吧。
深焦：在您看来，纪录片和故事片在创作方式上有何不同？
克劳斯·莱福：其实纪录片是关于真实案例、真实事件的表达和讲述。从另一方面看，对于电影创作者而言，如何能最大程度的引起观众的共情和共鸣，其实是特别重要的，我们期望观众能够从故事中能获得一些什么东西：观众看完电影能激发一些同情、怜悯，有一些共情在其中。就拿《隐形同盟》而言，融合了纪录性-戏剧性的形式，这是一种较为复杂的讲故事的形式，先前其实也并不多见。在《隐形同盟》之前，德国观众鲜少花钱进影院观看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本片在德国上映时差不多有将近10万的观影人次，这对一部小成本的影片而言，已经很棒了。
深焦：为何会选择史料片段还原、原景再现的表演、当下幸存者采访相互穿插的方式？当受访者看到您还原那段经历时，他们的反馈和感受是怎样的？
克劳斯·莱福：使用原始素材影像部分是想通过素材展现柏林这个城市如何被纳粹摧毁如此多的人口，我们想要让大家看到这样震撼的画面。
受访者特别感动，他们这些之前被人遗忘的故事现在终于可以在德国的一线频道的黄金时段播出、在德国院线上映，他们很开心，很有成就感。
深焦：本片在耶路撒冷的犹太电影节放映时，观众的反馈如何？
克劳斯·莱福：当时在耶路撒冷的电影节放映时的场面其实是特别情绪化的，观众反响非常热烈。在场观众有60%是婴儿潮出生那一代人，他们现在年龄是45-60岁，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有自己的前辈、家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其中有一个观众，他的大家庭里有30个家人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观众深受触动。
影片四个主人公如何在柏林生存下去，除了他们具备生存技巧之外，也包含了运气的成分：他们很幸运的遇到了愿意施以援手的德国民众。这些德国民众帮助、接纳了他们，以及他们各自具备的生存技巧，他们因此而存活。犹太观众非常喜欢这部影片，此外，令他们特别意外和惊喜的是，我作为这部影片的导演，而我并不是犹太人。
深焦：您选择聚焦二战中躲藏在柏林被忽略的7000名犹太人作为本片的主要描述对象，而非600万的犹太受难者，这种选择出于何种考量？
克劳斯·莱福：其实，我们更想要展现、讲述当时二战时期犹太人的想法和状态：他们不想被驱逐出境，想要留下来，想要活下去，他们不相信纳粹所言。当时留在柏林的大部分犹太人都很年轻。虽然这个群体相对于受难者而言，数量很少，但是我们特别想展现他们这段不为世人所知的努力抗争的特别经历。最后他们都成功了，这其中也有善良热心的德国民众的帮助，我们想要通过影片告诉大家，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人性也是可以闪光的。
深焦：此次您选择了犹太群像中的四个个体/家庭的故事来再现“隐形”的历史，选择这四个青年的故事为素材，出于何种考量？
克劳斯·莱福：二战过去70年了，当时我们在启动这个拍摄计划的时候，是想寻找那些70年后仍然健在的幸存者，当时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城市，同一个时期阶段，在此基础上，我想找寻其中不同的具有感染性的故事。同时，希望幸存者能够具有情感性的讲述并还原他的故事。基于这三层考量，我们开始进行调查和筛选，之后将目标锁定在两位男士和两位女士，也就是现在影片中的四位主人公。就是因为这些过程，才有了现在银幕上的故事。
深焦：这四个主人公大概是从多少人中筛选出来的？
克劳斯·莱福：2009年开始启动这个项目的时候，当时就我们所知的，包括仍然居住在德国的幸存者、以及已经旅居国外的幸存者，一共有大概50位。所以，我们是从50位幸存者中选择了这4位。
深焦：想问您对于战争和人性的看法。
克劳斯·莱福：据我了解，关于二战包括受到日本侵袭的中国在内的全球，当时有5000多万遇难者。在我看来这是人类历史上的惨案，在当时的德国，纳粹妄图残忍的杀害整个欧洲地区的1100万犹太人，最后纳粹得逞了，他们杀戮了600万犹太人。纳粹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奥斯维辛集中营事件。当时这些事件在诸如美国总统在内的很多不同国家的高层看来都无法相信，为什么会有如此惨案发生。
深焦：《隐形同盟》（又名《无形之人》）中，比起死亡，大家似乎更害怕成为“无名之人”，躲藏在柏林的犹太人更名换姓，直到战争结束时，犹太妇女拿出缝在衣服里的身份证件，每个人又重新找回了真名。您如何理解影片中关于“生命”和“身份”的表述。
克劳斯·莱福：其实关于幸存者这个特殊的群体，特殊之处在于他们不得不进入另外一种身份（一种非犹太裔的、使之得以存活的假的身份），他们还在柏林，生活似乎看起来很自如，和以往好像别无二致，但其实每个人的身份都已然不同。比如说影片中的将黑色头发染成金发的女孩，每天在柏林街道上漫步，她在努力假装自己与其他非犹太裔的德国女人一样，但其实她自己知道自身只是在扮演德国金发女人。她与走在街上的普通德国女孩不同：真正的德国女孩可以自由的享受着阳光、微风、绿茵，而她却不能。一旦被纳粹发现，让其出示身份证明，她就有可能会被送进集中营，被残杀。
在如此极端的情境之下，这几千名隐藏真实身份的犹太人，他们长时间遭受食不果腹、风餐露宿恶劣的物质条件，处于时刻保持警觉的、高压的精神状态，他们甚至不可以跟与自己境遇相同的、生活在柏林的犹太同胞一切聊天交心，彼此只能孤独的隐藏着，彼此间不敢真正信任：不能透露自己的隐居地、不能透露帮助自己的人。因为一旦有人被纳粹抓捕，禁不住严刑拷打的话，就会暴露自己的行踪，因此而丧命。所以大家都是孤身一身，生活于此。
第六届德国电影展排片表如下，线上预售火热进行中，可登陆淘票票、猫眼与百老汇APP进行相应场次的选购。
北京
BEIJING
成都
CHENGDU
所有院线放映影片已经过制片方许可，在北京市与四川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的指导建议下播放。
北京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
票价：50元（百老汇APP）/ 60元（线上 & 现场）
东城区东直门香河园路1号当代MOMA北区T4座
www.bc-cinema.cn
北京德国文化中心 · 歌德学院（中国）
免费入场
朝阳区酒仙桥路2号798艺术区创意广场
www.goethe.de/china
北京法国文化中心
票价：30元 / 50元
朝阳区工人体育场西路18-1号光彩国际公寓
www.institutfrancais-pekin.com
百丽宫影城（成都远洋太古里）
票价：50元（百老汇APP）/ 60元（线上 & 现场）
锦江区中纱帽街8号成都远洋太古里负一层48号
www.b-cinema.cn/w85264.jsp
2018第六届德国电影节即将盛大开幕！
更多精彩信息，敬请期待
本文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特色内容
点击查看德国电影节相关内容：
点击图片查看往期精选
摇滚演唱会，我为什么不能站起来？
将政治让给音乐吧！
科波拉早就说过，男人都是大猪蹄子
这些真实的女孩，她们听不到我们的呼喊。
东北亚伤痕还未复，他乡人唐诗为谁咏？
故人故事，故国他乡，尽在其中。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