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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8月4日，派拉蒙电影公司在纽约百老汇Rivoli戏院举办了一场慈善放映。
2000多名观众中，既有来自联合国的高官，也不乏社会名流，而当场所得门票款项，全都捐给了朝鲜战争后新成立的美韩基金会。
在银幕上，他们见证了一起被窥视的“谋杀事件”。
第二天，《纽约时报》影评人Bosley Crowther刊出影评，批评这部电影“没什么价值，关于人和人性，它所呈现的尽是些肤浅、表面的东西”。
六十多年后的今天，这部名为《后窗》（看片点击文末“阅读原文”）的电影已成为影史上公认的经典之作。
一切都得从柯内尔·伍尔里奇说起。
即便对如今喜爱看悬疑小说的读者而言，这个名字也令人感到陌生。
但当时光倒回上世纪中期的好莱坞，伍尔里奇的影响力丝毫不亚于雷蒙德·钱德勒这样的王牌作者。
1903 年生于纽约的他创作的小说形形色色，恐怖、悬疑、侦探都有涉足，大多发表在通俗文学杂志、畅销读物上。据统计，由他作品改编而来的所谓“黑色电影”，数量冠绝群贤。
《后窗》，正改编自他 1942 年的短篇小说《这一定是谋杀》。
1944 年，伍尔里奇将自己的六部短篇集结成册，《这一定是谋杀》也收入在内，但却换了个新名字：《后窗》。
翌年，一家好莱坞小公司以 9250 美元购得这六个故事的影视改编版权。
此后数年，版权几经易手，最终落入希区柯克经纪人的手里。
1953年夏天的希区柯克，一边忙于《电话谋杀案》的拍摄，一边和派拉蒙公司谈妥了长期合作的协议。
按计划，《后窗》将是双方联合推出的第一部作品。
为此，他还专门成立了一家名为 Patron 的电影制作公司，公司合伙人正是 6 年前与其合作过《夺魂索》的男星詹姆斯·斯图尔特。
以 3D 形式拍摄的《电话谋杀案》进展格外艰难，不过希区柯克仍利用拍摄空隙，着手筹备《后窗》，包括游说《电话谋杀案》女主角格蕾丝·凯丽继续担任女一号。
为此，她放弃了与马龙·白兰度合作《码头风云》的邀约。
筹备之初，希区柯克便已决定，全片只用一个场景拍摄。
这并非是他第一次冒险，《救生艇》与《夺魂索》都是先例，只不过相比一条船、一间屋，这次他要用的是一栋楼。
1953 年 10 月 12 日，剧组进驻派拉蒙电影公司 18 号摄影棚，在美术指导约瑟夫·约翰逊的指挥下，开始搭建布景。
11 月底，影片正式开拍时，呈现在演员面前的不像是个布景，更像是一栋真正的大楼。
它高 12 米，宽 56 米，深 30 米，包括地下室共六层，共有 31 间独立公寓，其中 8 间作为主要场景，配备了全部家具和摆设，而且做到了通水通电，换句话说，真的可以拎包入住。
此外，整套布景还包括屋顶花园和消防逃生梯，背景中的天空、小巷和街道，前景中的大院子也都一应俱全。
这也成了派拉蒙公司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型内景，其搭建和维护费用高达 20 万美元，占全片 100 万美元预算的五分之一，超过演员片酬的总和。
在它的对面，还搭建了男主角的公寓楼，它不仅是影片主要场景，也成了希区柯克的指挥室。
所有照明和演员指令全都由他在此发出，而对面公寓楼里的演员也都戴有微型耳机，导演会通过无线电指挥他们，该如何动作。
如此复杂的布景，为实际拍摄带来不少难度，这尤其表现在摄影照明上。
为把整栋大楼以及院子照亮，剧组共使用了 3000 盏灯具，创下派拉蒙公司的历史纪录。
据说，电影公司把当时所有没在使用的灯具全都集中提供给了《后窗》剧组，可即便如此还是不够，他们只得又从米高梅、哥伦比亚等公司借调了不少照明设备。
结果，大量灯具发出的巨大热量，时常导致摄影棚内的消防喷淋系统被触发，所以在拍摄期间，希区柯克身边始终备着把雨伞。
最终，影片在 1954 年 1 月 13 日杀青，落后进度 15 天，超预算 26 万美元。
派拉蒙为《后窗》做了大量宣传工作，主打的正是“偷窥”主题。
而希区柯克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坦率地说，这就是一部关于偷窥的电影。我想这是人类的天性，是人都爱偷窥，如果不用担心被抓的话，人人都会这么做。”
8 月 11 日，影片正式公映，媒体几乎一面倒地予以肯定，《时代》称其是“《39 级台阶》后最具娱乐性的希区柯克作品，全片无时无刻不在他巨细靡遗的掌控之中”，《综艺》也评价它“集技术与艺术于一身，是凶杀娱乐片中少有的精品”，只有《纽约客》杂志以“哗众取宠”为由，批评了影片“愚蠢的”单一场景设置。
最终，影片收获 530 万美元拷贝收入，位居当年第 5。
此外它还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剧本、摄影和录音四项提名，结果却无一斩获，负于《码头风云》等影片。
从 1954 年 8 月到现在，《后窗》先后经历过全球范围内多次重映、有线电视台的反复播出，由录影带到蓝光各种载体的传播。
和所有希区柯克的经典名作一样，它征服了一代又一代影迷，始终焕发出不老的影像魅力。
在全球最大电影网站 IMDb 所评选的“影史最佳榜单”中，它也常年与《精神病患者》难分伯仲，同居前 40 名行列，堪称全球影迷最钟爱的希翁作品。
1997 年，美国国会图书馆下属的全国电影保护委员会将它纳入永久典藏，以表彰其“文化、历史和美学上的重要价值”。
2012 年，英国《Time Out》杂志邀请全球十位著名导演遴选他们心目中最优秀的希区柯克作品，英国导演迈克·李与加拿大导演大卫·柯南伯格不约而同选了《后窗》。
迈克·李自称“算不上是希区柯克粉丝”，却独爱《后窗》，因为“那是希区柯克作品中少有的带着温情与人性的电影”。
针对有人斥责《后窗》展现“窥视癖”的说法，迈克·李斥之为“一派胡言”。
他说：“其实所有的电影都带有窥视性，观众就像是不为人知的闯入者，观察着我们本不该看见的一幕幕。”
在迈克·李眼中，《后窗》展现的是一个让人着迷的微观社会，芸芸众生外加一桩充满悬疑的谋杀案，而片中一个并不怎么起眼的小配角，每次观看时，只要演到她的戏，总能让迈克·李感动到热泪盈眶。
“扮演‘寂寞芳心小姐’的是朱迪丝·艾芙琳，她的演出并不为人所道，但却精彩无比。看到她幻想着自己的绅士男友，拼命讨其欢心，最终却不得不颓丧地接受现实，那一幕真是让人难受。在希区柯克的其他电影里，再也没有如此真实、如此让人同情的场景了。”
相比之下，柯南伯格可算是希区柯克的忠实影迷，每部作品都很熟悉，但论对其影响最大，还要数《后窗》。
“首先是情节扣人心弦，其次又有很多弦外之音，观众能够发散出很多联想。如今回头再看，我发现《后窗》在空间上的局限性对我不少作品有过启发，尤其是《大都会》。”
弦外之音，引人联想。
柯南伯格言简意赅地道出了《后窗》在 60 年后依然毫不过时的秘密所在。
相对于上世纪 50 年代评论界仅围绕娱乐性、单一场景拍摄、偷窥癖等命题分析《后窗》，随后的几十年中，随着文艺理论的发展和观影趣味的变化，受众对于《后窗》的剖析也愈见深入。
詹姆斯·斯图尔特饰演的男主角行动不便，只得借助望远镜窥视邻人，以打发时间，而观众也经由这些主观镜头代入人物，成为偷窥的同谋。
1960 年，法国影评人让·杜谢在第 113 期《电影手册》上发表文章《希区柯克和他的受众》，率先提出《后窗》本身象征的就是“看电影”这一行为，男主角就是我们这些“观众”的化身，对面的公寓楼就像是银幕。
1975 年，女性主义电影理论家劳拉·穆尔维发表《视觉快感与叙事电影》一文，在杜谢的基础上进一步阐释《后窗》的“窥阴癖”本质。
此后的数十年中，这种针对“男性凝视”的批评观点被大量运用在《后窗》的分析文本之中，以塔妮亚·莫德斯基为代表的女性影评人均将《后窗》视为男性权力的体现，包括女主角在内，一众女性形象都成了“男主人的娃娃屋里所羁押的犯人”。
针对这一论点，希区柯克研究专家罗宾·伍德曾提出不同观点，批驳穆尔维纯粹从两性观点上读解影片思路太过单一，并在《重访希区柯克》一书中对《后窗》做了有别于塔妮亚·莫德斯基的解读，提出影片具有“阉割”和“婚姻”两大主题，“向男人和女人都施加了压力”。
除两性论外，也有学者从别的角度对《后窗》做出分析。
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大卫·波德维尔出版于 1985 年的《电影叙事》，在书中他从认知心理学的角度出发，分析《后窗》通过画面引导观众思考、分析、提出假设、理解剧情的叙事手法。
关于这一点，其实早在《希区柯克与特吕弗对话录》中，导演本人即以苏联电影先驱列夫·库里肖夫为例，指出了观众在观看电影过程中所起到的共谋作用。
最后，说到《后窗》经久不衰的魅力，各种翻拍片和跟风制作也不能不提。
其中较为知名的是 1998 年“老超人”克里斯托弗·里夫主演的同名电视电影以及 2007 年的青春版《后窗惊魂》，此外还有 1984 年布莱恩·德·帕尔玛的《粉红色杀人夜》等致敬作品。
不过，要说全球范围内第一个站出来翻拍《后窗》的，竟还是香港电影人。
1955 年 5 月，人称东方卓别林的喜剧明星伊秋水因病去世，留下孤儿寡母无人照顾，为此香港电影同仁不计报酬，义务拍摄了粤语版《后窗》（希区柯克的原版同年 3 月才在香港上映），在年底上映，所得票房悉数捐给伊秋水家人。
该片由吴回任执行导演，马师曾、白雪仙、红线女、梁醒波、吴楚帆、任剑辉、张活游等红星云集，而由张瑛饰演的男主角还起了个“余望远”的诙谐名字。
影片在成立不久的华达制片厂内搭景拍摄，照搬原片情节之外，还融入了大量接地气的“72 家房客”式幽默场景。
有兴趣的影迷不妨找来，与希区柯克版本两相对照一下，能发现不少令人忍俊不禁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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