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重臣荣禄，字仲华，满洲正白旗人，出自瓜尔佳氏，先祖从龙入关。其人官至军机大臣、文华殿大学士，死后赠太傅，谥文忠，可谓位极人臣。在光绪年间的清代政坛上，他影响甚大，特别是在“戊戌变法”中，他反对新党，支持慈禧太后，被认为促使变法失败、康梁远遁、六君子殒命的关键人物。他是旗人中一位见识宏阔、精明强悍的难得干才。
洪杨起事后，肃顺、文庆乃至恭亲王等满清高层认识到必须仰仗湘淮军，才可能保住大清，他们对湘淮系政治人物能善意相待，并结成较为亲密的私人关系。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被平定后，湘军成卸磨之驴，被大幅裁减，湘系文武官员纷纷开缺，或被言官攻讦之时，荣禄对湘系人士，有一份难得的公允态度。这从他和曾国荃的私人交情可看出。
光绪十二年（1886），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荃为荣禄所著的《世笃忠贞录》做序，文首叙述两人结交之始：
同治甲戌年，国荃奉诏入都，趋朝之暇，访谒忠傥有闻誉之仁士贤大夫，因得与荣仲华大司寇相接。侧闻司寇官户部时，崇俭黜奢，直言敢谏，圣主为之动容，荃益钦而慕之。司寇以国荃自辛苦百战中来，亦特垂青加视，彼此称莫逆焉。
两人订交于同治十三年（1874）。曾国荃因同治五年在巡抚任上参劾满族亲贵出身的湖广总督官文，而引火烧身，坐了多年的冷板凳后，奉诏进京陛见，后复出任河东河道总督。曾国荃在京期间正赶上了同治帝驾崩。此时，其长兄曾国藩已逝去，经过一番荣辱沉浮，当年锋芒毕露、敢说敢干的曾九帅已修炼得通达而圆融了。而39岁的荣禄正是政坛上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任户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并于次年兼署步兵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掌管都城治安。对这样一位小自己12岁的满族新贵，曾国荃自然愿意倾力结识。而荣禄愿意和曾国荃成为莫逆之交，正如国荃自己所言“自辛苦百战中”来。对曾氏兄弟以及湘淮军，稍有良知的满族人感谢他们为满清续命，而对不怕死有战功的九帅，作为八旗子弟，荣禄敬佩有加，亦不足怪。
就在两人订交后不数年，仕途正顺的荣禄在官场载了个大跟头。光绪四年（1878），刚升任左都御史、工部尚书的荣禄，因得罪皇帝的生父醇亲王奕譞与军机大臣宝鋆、沈桂芬而被迫在次年一月告病免职。赋闲十数年，直到光绪十七年（1891）才复出任西安将军。
荣禄之被免职，是因为卷入了清廷高层南、北派之争，他和北派领袖李鸿藻过从甚密，自然被南派领袖沈桂芬视为敌人。当时北派策划将军机大臣沈桂芬下放去贵州当巡抚，事未成，沈桂芬怀疑荣禄居中出的主意，但没有证据。关键时刻一位后来同样对晚清政局有深刻影响、且历史评价颇不低的大臣出来，做了一回“间谍”。《梦蕉亭杂记》载：
南中某侍郎（后官至尚书），素昵文定（沈桂芬的谥号），与文忠（荣禄）亦缔兰交，往来其数。文定嘱侍郎访切实消息，侍郎遂诣文忠处种种侦视，文忠虚与委蛇。一日，侍郎遂造文忠所，曰：沈经笙（沈桂芬的字）真不是人，不特对不起朋友，其家庭中亦有不可道者，我已与彼绝交。闻彼惎君甚，因外简黔抚事，谓出君谋，常思报复，不可不防。文忠见其语气激昂，且丑诋文定，至其先世，以为厚我，遂不之疑，将实情详细述之。侍郎据以告文定，彼此结怨愈深。
“兰交”就是互换兰谱结成异姓兄弟，这位出卖结拜兄弟的侍郎是谁，就是帝师翁同龢，他演戏的功夫实在是太好了。这段记述非孤证，文廷式在一段记载中证实了翁同龢“间谍”角色。翁同龢看起来是一位正人君子，但善于使阴招。
翁同龢不惜出卖荣禄，彻底倒向沈桂芬，当然有他自己的利益考量，一是沈和他都是苏州同乡；二是此刻北派领袖李鸿藻丁忧，南派势大；三是他希望接替沈成为政坛“南派”的领袖。沈去世后，翁果然如愿以偿。翁能干出这样的事情吗？与他们翁家世交、同为苏州人的潘祖荫评价翁同龢“专以巧妙用事……总角之交，对我犹用巧妙，他可知矣”。
荣禄吃了翁同龢的哑巴亏，有苦难言，但两人已如水火了。当荣禄复出当权后，翁同龢以帝师之尊控制光绪，而荣禄则坚决站在太后一边，这段恩怨可以说是远因。
荣禄在闲居时，写了一本《世笃忠贞录》，叙述其祖父、伯父和父亲的事迹，实则也可视为表达心中的不平。其祖父塔斯哈，任喀什噶尔帮办大臣，死于道光十年喀什噶尔少数民族之乱，谥庄毅；其伯父长瑞任天津镇总兵，其父亲长寿任凉州镇总兵，咸丰二年兄弟俩跟随赛尚阿赴广西与太平军作战，一起战死。对这样的一门忠烈，咸丰帝赐匾“世笃忠贞”。因为这样的出身，荣禄早期才得以仕途顺遂。
这样一本叙述先人忠烈事迹的书，荣禄不找那些翰林院出身的文臣作序，而是嘱托优贡出身的曾国荃为序，当然是看中曾国荃的身份和功绩，足以当之。读完《世笃忠贞录》，曾国荃有着强烈的情感共鸣，因此序言写得情真意切，真正达到“修辞立其诚”的高度。曾国荃在盛赞荣禄祖父、伯父和父亲的忠勇之后，笔端回到了自家：
惟余读是编，重有感焉。粤匪之祸，始于桂林，蹂躏半天下。咸丰初年，余伯兄赠太傅文正公奉命讨贼，携余同怀兄弟执殳前驱，窃附举宗效命之义。其始也，民不知兵，贼益犯顺，厥后仰赖圣朝威福，削平伪都。回忆当年事会相乘之际，百孔千疮，进寸退尺，易败难成，既幸而有济于一方一郡，亦皆盘根错节，仅乃克之。余兄谥愍烈者（笔者按：即曾国华）死于三河，余弟谥靖毅者（笔者按：曾国葆）没于江东桥营次。屈指大功、小功、缌麻之子弟族姓，战死于前，斗伤于后，毙命疆场者，不下二十余人。追维前事，不觉中宵泪涔涔下。其以军功洊保至副、参、游、都、守今日尚存者，不过七八人。此余与司寇之家所同慨喟者也。
此时荣禄还在闲居，已经坐了多年冷板凳的曾国荃感同身受，他这是用荣禄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而且，两家都有一个痛恨的人：翁同龢。因为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曾国藩令李鸿章拟奏稿弹劾其兄翁同书，从此翁同龢对湘淮军的仇恨没齿不忘，时不时就使绊子，直至激北洋水师浪战，而有甲午之耻。
不过，瓜尔佳氏是满清入关时八大贵族之一，其子孙后代于满清江山有“原始股”，荣禄的父祖为之流尽最后一滴血，理由充分。而曾氏兄弟为湘中农家子，“举宗效命”又是为何呢？
附录：世笃忠贞录序
同治甲戌年，国荃奉诏入都，趋朝之暇，访谒忠傥有闻誉之仁士贤大夫，因得与荣仲华大司寇相接。侧闻司寇官户部时，崇俭黜奢，直言敢谏，圣主为之动容，荃益钦而慕之。司寇以国荃自辛苦百战中来，亦特垂青加视，彼此称莫逆焉。
越十年癸未，荃由东粤来京陛见，相与往还，共数晨夕。司寇出其所著《世笃忠贞录》示余，并属余谨书简末。比以人事纷扰，未暇报命，然未尝一刻去诸怀也。又三年，得司寇寓书，促余题跋，其言曰：“吾家死事之迹，受恩之重，咸著于是编，君宜为我声之以词，以纾吾不匮之思。”余以夙诺未践，愧怍不遑，乃重取而读之作而叹曰：有是哉！臣子授命之义，与国家褒忠之典，古岂尝有如是之两尽者乎！
先是，司寇大父庄毅公，于道光十年死喀什噶尔之难；未几而厥考勤勇公、世父武壮公，咸丰二年同时没于粤阵。兄弟父子先后凿门而出，得专征伐之柄，贼多兵少，肌血膏于原野，何其烈也！历观史册所载，合门死国难者，多系身事孱主，时丁末造，百方补救而不得一当。至于无可如何，则不得不发竖眦裂，发愤蹈刃，以完其取义成仁之节。试尝考其轶事，固出于诸臣之不幸，抑时与势之不相值也。岂若我朝武功震铄，褒崇远、迈古今哉！
洎乎承平日久，间或一隅之地盗弄潢池，陨伤良将，然皆不旋踵而禽狝草薙。向之犯颜行者旋即引颈授首，共伏天诛。为臣子者，聆王师之凯歌，于是家祭之告有余快焉。然则生逢圣代，草木鸟兽尚赓咸若，矧臣民乎？矧忠贞苗裔载歌拜于喜起明良之际乎？夫乃叹圣德高厚覆帱之无所不包也。
方庄毅公之没也，宣宗固尝两降谕旨，奖其死事之烈，旌其不欺之言矣。饰终之典，照耀史宬，士林慕之。迨勤勇公、武壮公之没，文宗有诏赐恤，尚追念庄毅前事，有“世笃忠贞”之褒，建祠崇祀，颁内帑以恤将母。穆宗初元，钦奉两宫懿旨，重录前勋，庄毅一门父子兄弟同时并赐祭一坛。于以见列圣轸念旧勋，作育忠良，有加无已之至意。
古称忠臣出于孝子之门，其信然欤！司寇既跻通显，念念不忘先训，奉“世笃忠贞”之天语，以名是编。盖自孤露以至暮齿，期扬前烈，图报国家无疆之德，矢诸每饭不忘，其贤为不可及矣。
惟余读是编，重有感焉。粤匪之祸，始于桂林，蹂躏半天下。咸丰初年，余伯兄赠太傅文正公奉命讨贼，携余同怀兄弟执殳前驱，窃附举宗效命之义。其始也，民不知兵，贼益犯顺，厥后仰赖圣朝威福，削平伪都。回忆当年事会相乘之际，百孔千疮，进寸退尺，易败难成，既幸而有济于一方一郡，亦皆盘根错节，仅乃克之。余兄谥愍烈者死于三河，余弟谥靖毅者没于江东桥营次。屈指大功、小功、缌麻之子弟族姓，战死于前，斗伤于后，毙命疆场者，不下二十余人。追维前事，不觉中宵泪涔涔下。其以军功洊保至副、参、游、都、守今日尚存者，不过七八人。此余与司寇之家所同慨喟者也。
惟余兄太傅文正公，策日新富有之功，宜易简久大之化，以科目始，以勋名终。余亦因因缘际会，无才而忝窃高位，衰朽而摄官南服，其侥幸为何如也。兄子纪泽，以袭侯出使英、法、俄三国，幸不辱命，八年还朝，备位兵部左侍郎，受恩可谓渥矣。即余骨肉兄弟之已逝者，亦被恩恤，易名任子，延世承庥，穆宗尝有“一门忠义”之谕，此则受恩同于司寇之庑者也。
余尝举以告吾族姓，谓吾家世世子孙均应黾勉其事，方可报国于万一，庶几与司寇之志同焉。因而胪叙于此，司寇其许引我为同调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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