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思南府与贵州
摘要：思南，乌江流域最大城镇之一，自古以来便是乌江商业的交通枢纽。明初，思南府建成成为贵州建省的开端，更为明清时期实施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前车之鉴。作为贵州省对外的门户，思南承担了明清贵州商业的大梁，为贵州带来了了重大的经济效益。客商云集的思南集中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商人，文豪，政客，从此而辐射到贵州境内。历史上，思南也是贵州的文化中心，引领了贵州的教育事业。这片位于湍急江流的交通中心，对贵州省产生了深厚的影响，本文将探讨思南在明清时期如何影响贵州省的历史与社会发展。
关键字：思南，贵州，地方历史，明清史
思南县，明清时期为思南府，今位于贵州省铜仁市境内，地处乌江流域的咽喉要道之中，通过多年发展，成为了乌江规模最大的城镇之一。乌江系长江支流，因此思南通向全国交通十分便利，所以思南自明代建府以来便是贵州省对外的最大门户之一。据明代《贵州图经新志》记载，古人称思南为：“牂牁要路”（1），可见思南对于贵州地位之重要。由于其重要的位置，思南也成为了商业重镇，所以，自古便被描述为“舟楫往来，商家云集”（2）的景象。思南历史悠久，文化繁荣，是贵州建省时第一个府级行政区之一。根据明代《贵州图经新志》记载，明洪武年间，设思南宣慰使司，由当地土司管辖，隶属于湖广布政司，永乐十一年，废除思南宣慰司，改思南府，隶属新建的贵州布政使司（3）。思南以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以及占据咽喉要道的地理位置而广为人知，所以，在贵州历史的进程上，思南对贵州省影响深刻且富有意义。在历史上，思南对贵州社会影响主要有以下四点：一，永乐年间，思南宣慰司与思州宣慰司发生冲突，此次历史转折直接导致了贵州布政使司的建成，思南与思州成为了贵州建省之根源。二，思南是贵州乌江商道上最大的中转站，因此思南成为贵州的商业动脉之一。三，外地各省商人来到思南，修筑大量同乡会馆，通过思南打开了贵州与外界的文化大门。四，思南人田秋为贵州本地开创乡试，使得思南地区成为贵州科举考试的领头羊。
一：贵州建省源头
据学者胡进所写的《土司述略》记载：宋元时期，今贵州地区由“四大土司”家族管辖，分别为“安、宋、田、杨”四大氏族，贵州宣慰使司由水西安氏和水东宋氏同任贵州宣慰使，播州宣慰使司由杨氏家族任长官，而田氏家族则分立为思州宣慰使司与思南宣慰使司（4）。思南，便曾是贵州地区四大土司之一的田氏家族领导之地。四大土司势力强大，又位于西南边陲，距离朝廷十分遥远，使得土司处于“天高皇帝远”的位置，在本地自治权较高。明初的贵州地区位于四川、云南、湖广交界处，地势险恶，重峦叠峰，却又因其处于三省交叉的中心位置成为了来往的交通咽喉，使得贵州地区虽然偏远，却不得不能受到重视，因此，管制贵州地区势在必行。而拥有高度自治权的土司氏族也使得朝廷对可能引起的动荡而感到危险，因为当地土官管辖的可靠性是无法和朝廷直接派遣的官员所比拟的，所以在如此紧迫的压力下，必寻找缘由废除当地土司，改为流官所治。最终，在田氏土司内部矛盾之中，朝廷乘虚而入，以内部仇杀为由开启了土司瓦解之战，管理思南思州的田氏首先被废，其地成为新建立的贵州布政使司，由朝廷所派的流官管理，明清时期“改土归流”活动逐渐开始实行。
根据崔道贵，安国瑞，卢太玄的《思南四千年纪事》一书所述，元末，思州田仁厚在朱元璋起兵时纳款，被授予“思州军民宣慰使”，而同处一家的田茂安，不服从田仁厚统辖，割据镇远，思南地区，也为朱元璋纳款，被授予“思南道宣慰使”（5）。从此，思州与思南两地分离。田家人为争夺思州思南管理权而结下仇恨。终于，在永乐年间，思南与思州土司仇恨达到顶峰，最后在厮杀中被朝廷废除。据《思南六百年大事集》所述，情况如下：
“永乐十一年，壬辰（1413年）
思州宣慰使田琛与思南宣慰使田宗鼎因争砂坑地结怨，数相攻杀，朝廷调解不从，乃敕镇远侯顾成，以兵5万压境捉送京师革职逮办。琛、鼎被除，朝廷废思南宣慰司，分设思南、镇远、铜仁、乌罗4府，隶贵州布政使司。思南府治所水德江（今思南城）”（6）。
综上描述，思州思南由于领土纷争，产生矛盾，矛盾迅速扩大，甚至惊动了朝廷，最后在永乐十一年取消思州与思南土司而设府，以中央派出的官员直接管辖，从而产生了明代中国第十三个行省：贵州。思州思南土司被灭的事件，也被学者范同寿在所书的《贵州历史笔记》中称为“既是贵州改土归流的起点，也是贵州作为省一级行政区划历史的起点”（7）。可见对历史影响之重大，如无思南思州的争分，贵州省恐怕将无法建立，朝廷也无法借此开展消灭土司的行动，所以，思南思州成为了贵州省历史的起点。
思南府的建立成为了贵州建省的源头，而作为最早被废除的土司势力，思南思州事件也为朝廷对贵州的“改土归流”提供了前车之鉴。自从思南思州被废，其他三大势力也逐渐被朝廷瓦解。据《土司述略》记载，明万历二十九年（1601），播州宣慰使司被平，长官杨应龙被灭，播州被分为遵义，平越（今福泉）两府；崇祯四年（1631），朝廷革除水东宋氏贵州宣慰使职衔，水东地区设开州（今开阳）；康熙三年，水西土司被吴三桂剿灭，设置为大定（今大方）、平远（今织金）、黔西三府，改乌撒卫为威宁府（8）。四大土司之地至此全变为流官，土司家族在贵州被拆解得支离破碎，再无任何强大势力可言。废除土司的运动使得朝廷对西南边陲统治加强，由于没有地方势力的管辖，朝廷能够直接派遣流官管理，当地形势无需通过土官上报能够直接获知，西南的统治变得逐渐安稳妥当。在历史上，思南便成为了这一运动的试验品，永乐年间，第一次废除土司的运动便大获成功，改土归流在贵州省逐渐推广开来，最后较大的土司势力均被铲除。贵州省的改土归流由思南出发，逐渐完成，可以说思南也确是贵州省政治史的转折点。
思南府的建立深厚地影响了贵州地区的历史进程，由于思南与思州的争执，直接导致了贵州布政使司的建立，从此中国疆土又增添一个行省。且因为思州思南的土司废除事件使得“改土归流”运动能够推传开来，续田氏家族后，四大土司的其他成员也渐渐步入了田氏土司的后尘，无一幸免，可以说思南府便是贵州历史进程的重大转折点，也是贵州名副其实的建省之源。
二：乌江航道的商业中心
历史上，贵州境内从不产盐，因此贵州所有食盐大多为四川进口，从《历史的思南》一书中，我们可知运销贵州的川盐进入贵州的路线主要有4条，经过四大口岸：仁岸，綦岸，永岸，涪岸（9）。根据龚锐，胡洪成，田永红所著的《乌江油盐古道研究》，可以得知：仁岸，从合江出发，通过赤水河经过仁怀（今贵州赤水市），最后抵达茅台并转陆运；綦岸，从重庆江津出发，通过綦江河经过綦江，抵达遵义；永岸，从泸州出发，通过永宁河经过叙永，再转陆地驿道到达贵州大定（今大方县），并可继续前往毕节，安顺等地；涪岸，从重庆涪陵出发，通过乌江到达思南，并可继续前往石阡，思州（今岑巩），湄潭等地（10）。据《历史的思南》记载，来自四川的盐通过乌江向思南输送，然后转运到各地。乌江沿岸本地则生产桐油，桐油既是天然油漆，也是照明材料，用途广泛，因此产出的桐油便顺着盐道而上，运销全国各地（11）。又根据《贵州航运史》，在四大川盐入黔的商道上，只有乌江水运能够深入贵州腹地（12）。综上所述，乌江水系既能够出口本地特产，又能使外地食盐运入贵州腹地，如此优势使得其它三条航道望尘莫及，所以，乌江水系的涪岸在四条川黔商道中脱引而出，由此成为了贵州北部的航运干道。
作为乌江商道上的最大城市，思南自然也是乌江最大的交易场所。清代时，乌江被描述为“西人出自置货设店，涪州居人及江商运黔于各口岸销售，百货转输兹为大也”（13）；所有通过乌江的商货销售于乌江口岸，再分销转手与贵州各地，因此，乌江商业物资运输必途径思南。乌江流域本地生产的物资也需要通过思南而运往长江。据明嘉靖年间的《贵州通志》记载，思南年税收一万三千九百四十一贯，远超过贵州各地其它地区，仅次于黔东湘黔水系的镇远府（14）；由此可见，思南在明清时期经济极其发达，使得当地税收数额庞大，经济能力超越同省其他地区，证明了思南在古代贵州的商业重镇之地位。
由于绝佳的地理位置，思南在古代成为贵州省的物流中心、交通枢流，所有分散于贵州各地的商品集中到思南，再通过思南分散至全国各地；同理，全国的货物集中到思南，再销往贵州内陆。所以，这种模式使思南成为了贵州省的商业中心（Commercial Center)。如此的商业模式如同沙漏一般，上面一端的货物（外地各地）集中到中间段（商业中心）并分销至下段各地（内陆各地），并且此模式也可以反过来继续实施。“沙漏模型”能够在乌江流域出现，显然需要其独特的条件：一，从长江流域进入乌江的商道，唯思南规模最大且最有影响力，如需中转如镇远一般的重要城镇，除选择其他商道外必先经过思南而别无他法，所以，避免了途径多个商业中心的可能性；二，根据清代《贵州通志》，乌江流域两岸“壁立千仞，形势险固，岩壑深邃（15）”，除水路通行基本无其它交通方式，使得上端商品无法通过其他办法绕过商业中心直接进入下端；三，贵州需要外地生产的食盐，而外地则需要贵州生产的桐油，如此的商业是相互需求的，所以无论正反都能运作。由于以上三点条件，使思南占据了交通优势，所有通过乌江的船只无不停靠在思南港口，使得思南一家独大，成为物流“沙漏”承上启下的连接点。
沙漏模型解释了思南与贵州省的商业关系，如同一个物流中心点，向各地辐射式地发送或接收，为贵州提供了集中出口特产和进口产品的平台。思南作为一个商业物流中心，其运输航道的物资输送量也需要十分强大。乌江流域的巨大货物吞吐量也为思南提供了成为商业中心的可能，让思南能够支撑全省货运的“大头”；据《贵州航运史》所载，清乾隆年间，由乌江，綦江引入食盐1655万斤，而赤水河则引入1358万斤，永宁河引入1409万斤（16）；可见乌江流域货运量的发达强盛。巨大的流量加上重要的中段位置让思南对贵州省商业影响颇深，为贵州中转大量食盐，又输送了无数特产，成为了明清贵州不可或缺的经济主梁。
三：会馆，外来文化对贵州省的冲击
正是因为思南作为商业中心的地位，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在途径乌江时无不在思南城里歇脚。思南在成为商业中心的同时也通过来来往往的过客接受了各式的文化传播（Cultural Diffusion），而外地文化源（Cultural Hearth）汇集到思南后，思南又通过运往贵州腹地的商路向省内传播自己所接受的外来文化，使得思南成为一处次生文化源（Secondary Cultural Hearth）。所以，“沙漏模型”不光适用于思南与贵州的商业关系，也同样能够适用于文化的传播。而主导这个多重文化源形成的核心传播途径多种多样，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那一座座沿岸城镇中的同乡会馆。
在《乌江油盐古道研究》一书中，作者对乌江流域的同乡会馆做出了精确的解释与定义：
“乌江流域的会馆建筑起源于明代。身在外乡的人们对故乡的思念和对故乡文化的依恋，使得同乡之间产生一种内聚的力量，并且组成集体互相帮助，共同防御外来势力，故而形成以原籍地缘关系为纽带的一种民间互助组织形式。会馆是同一地区来的客商以同乡关系结合起来的，以互通信息、互相提携、遇事共同商量，联起手来控制或与其他客商展开竞争谋取自身利益的商帮。”（17）
综上所述，乌江流域的会馆有以下三个作用：一，用于维护同乡人权益的民间机构；二，协商促进商业发展的中介；三，同乡人在异地的凝聚基地。表面上看，会馆仅仅是一处交流生意的设施，但稍微分析，便会发现会馆对于文化作用至关重要。每一座会馆的关键在于“同乡”与“集体利益”（collective interests）的性质，如果某处的一位商人出于偶然来到思南，便无法发展出较大势力，但多个商人联合起来，变成一个集体，其力量便不可小觑。既然是同乡人相互帮助的场所，会馆中便保持了创建人故乡的风俗传统，所以，当大量来自某地的客商云集一方，并建立起一座座精美的会馆时，这些商人们便自然而然地将自己本地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之间注入思南本土乃至贵州各地。在如此的情况下，客商的故乡便是文化源，修建在思南城镇的会馆是文化传播载体，思南则成为文化接收地。
客商云集的思南曾经拥有多家来自五湖会馆的会馆，如今，思南仅存四川会馆（川主庙）与江西会馆（万寿宫）。位于思南南部附近，且同处乌江水系的石阡，现存两湖会馆（禹王宫）及江西会馆。可见，思南至少汇集过来自江西，四川与湖广（湖北与湖南）的商人。在现存的会馆建筑中，都带有明显的祭祀与娱乐功能：四川会馆祭祀四川神祇李冰，江西会馆祭祀江西神祇许真君，两湖会馆则祭祀湖广神祇大禹；而所有的会馆中都设置有雕刻精美的戏台，可见商人在会馆内商议生意时也喜欢通过欣赏戏剧来娱乐。所以说，从非物质文化上来说，会馆中至少可以带来外地的戏曲类型与民间的传统本地信仰汇集到思南。从艺术角度来看，会馆也承载了深厚的雕刻文化，所有会馆建筑大多雕花精美，其中的木雕大多为叙述性的浮雕或透雕，有的配以精致的写意花鸟绘画，还有的镶嵌了细腻的的砖雕，这些都可以在思南以及同为乌江流域的石阡，湄潭附近等地找到。从建筑角度来看，会馆戏台有的修建来自湖南的如意斗拱，有的则立起来自四川以人物或动物为主题的斜撑，而外部则利用江西和安徽的徽派建筑的形式，用马头墙和砖雕牌坊将会馆包裹保护起来。 因此，修筑会馆的工匠也为贵州带来了精湛的雕塑与营造技艺。
外地客商来到思南，又转入贵州乌江流域的其它地区，由此，思南之下的沿江城镇也修建了大大小小的会馆，比如石阡府，湄潭县，沿河县等水道城镇都保留着各式各样的客籍会馆。所以，会馆如货物一般，经过思南，通过乌江，进入贵州腹地。在如此情况下，思南成了文化源，而乌江上游的各个城镇成了文化接收地，再与前者外地融入思南的情况相结合，思南便既是外地文化接收地，也是贵州的文化输送地，由此形成了贵州省的次生文化源。
四：贵州省科举考试的开端
贵州始建于明初，其建制历史没有其他省份源远流长，因此贵州省教育的起步也晚于他省。在贵州建省之初，贵州考生仍无法在自己家乡进行科举考试，如需会考，只能前往外省。根据学者林开良，林朝晖所著的《贵州教育朔源》一书，贵州于明代初年才开始推进科举考试，生员只能去四川会考，建省后也未设置乡试，嘉靖年前贵州生员仍需就试云南（18）。贵州省考生每年必须长途跋涉，千里迢迢来到其他省份参与考试，在交通并不发达的条件下，需要翻山越岭，才能抵达考试地方，可见当时贵州考生考试之艰辛。
为了能够让学生能够拥有在本省的考试机会，贵州地方官吏也为此上奏朝廷，但效果并不明显。学者张羽琼在《贵州古代教育》中写道：“弘治七年巡抚贵州右都御史邓廷瓒向明朝上奏，明廷以贵州人才未盛，旧制不可轻改为由未以允准…… 弘治十二年（1499年），贵州检查御史张淳和总兵官焦俊相继奏请于本省设闱乡试。其后，贵州地方长官均多次请求开闱乡试，均未获准。（19）”贵州官员多次请求朝廷批准贵州乡试的建设，却成效甚微，也未能得到朝廷的积极反应。朝廷处高高庙堂之上，对于贵州省崎岖蜿蜒的大山显然了解不深，不能理解当地学子需劳累奔波的不便，也不想大费周章新建乡试考棚试院，专门派遣官员前往贵州监考，于是总是以“旧制不可轻改”为由拒绝。由于缺少在朝廷任职的官员，贵州学子赴考困难的消息也无法准确传达到皇庭，贵州省急需能够报告皇帝的人物。就这样，贵州人远赴他乡进行乡试的尴尬局面持续了一百多年。最后，在嘉靖年间，这一问题终于被朝廷任官的贵州人所解决，他就是来自思南府的田秋。
据《乌江油盐古道研究》介绍，田秋于嘉靖年间中进士，原为朝廷谏官，后任广州布政使；田秋任谏官时深知贵州学子奔赴外省会试的辛苦，便利用谏官的机会向皇帝上疏设贵州科举考场，经过田秋的解释，皇帝终于批准贵州建立考试场地，在嘉靖16年（1537）举行了贵州首场乡试（20）。作为进士的田秋也参加过科举考试，深知贵州考生艰苦跋涉的艰辛，因此，田秋在面对皇庭时可以准确汇报出贵州无本地乡试的苦楚，动之以情，使得朝廷终于可以了解贵州需要本地乡试的重要性。最后，田秋的努力使得贵州乡试获得批准，贵州本地的科举考试终于拉开了帷幕。田秋为贵州争取科举考试的结果也没有被白费，建立本地乡试后，贵州举人与进士数量大量增长，本地考生也再不需要千里迢迢赶到云南会试，节约了大量时间与精力用于学习上。《据贵州教育朔源》记载：“贵州开科前的123年间，贵州仅中举人540余名，进士40余名。可是，从嘉靖十六年（1537年），贵州开科取士至光绪三十年（1904年）的367年间，贵州竟中举人5400余名，进士670余名。（21）” 这些成绩都离不开田秋为贵州学子请求本地考试的成果。
来自思南的田秋为贵州考生争取到了极大的便利，打开了了贵州省科举考试的序章，影响了贵州省的教育发展。作为思南的骄傲，思南人无不以田秋为榜样，他不仅影响了贵州科举考试的发展，也激励了思南人对于教育的激情。根据《乌江盐油古道研究》，明清时期贵州乌江流域共出进士69人，举人651人，其中思南共出进士32人，举人360人（22）；如此人才辈出的盛况在贵州省绝无仅有。除了培养出代代才子，思南府也拥有全贵州规模最大的文庙（23），由此可见，思南对教育事业自古就十分重视，愿意花费重金，修建规模宏大，令人震撼的文庙学宫，为莘莘学子提供了良好的读书环境。综上所述，思南当之无愧为贵州省教育的领头羊与贵州科举考试之源。
结语
作为一处重要沿江商业城市，在其漫漫历史的进程中，思南早已成为贵州600年建制点点滴滴的见证者。从建省的参与者，航运与文化的传输站，到贵州省科举制度的开拓者，思南自明代建府开始便无时无刻地影响着贵州省的社会进程。如今的思南虽是县，其蕴含的辉煌历史与深厚文化却令人无不惊叹。如今，大量的古建筑与历史街区的留存还在向大家诉说着那千百年前江水的激荡与城镇的热闹，这些历史遗迹早已成为思南县的骄傲。即使到了今天，思南的教育在贵州县级市里也名列前茅，其中，思南中学便是贵州首批省级重点中学、首批省级示范性高中（24），成为贵州教育的前沿机构之一。历史悠久的思南向人们展示着往日的辉煌，其深厚的底蕴也向大家证明着未来发展的光明前景。
引用文献：
1. （明）沈痒，赵瓒：《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出版集团，2015年12月第一版，第74页。
2. 贵州省思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史的思南》，2009年第一版，第142页。
3. （明）沈痒，赵瓒：《贵州图经新志》，贵州出版集团，2015年12月第一版，第73页。
4. 胡进：《土司述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40-41页。
5. 崔道贵，安国瑞，卢太玄：《思南四千年纪事》。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10月第1版，第4页。
6. 崔道贵：《思南六百年大事集》，思南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1986年10月第一版，第4页。
7. 范同寿：《贵州历史笔记》，贵州人民出版社2008年九月第1版，第163页。
8. 胡进：《土司述略》，贵州人民出版社，2012年4月第一版，第92、96、102、105页。
9. 贵州省思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史的思南》，2009年第一版，第135页。
10. 龚锐，胡洪成，田永红：《乌江盐油古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附页，川盐入黔示意图。
11. 贵州省思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史的思南》，2009年第一版，第136页。
12. 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81页
13. 贵州省思南县民族宗教事务局：《历史的思南》，2009年第一版，第148页。
14. （明）谢东山，张道：《贵州通志》，贵州人民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第158-159页。
15. （清）吴中藩，李祺：《贵州通志》，卷二，地理志，思南府。
16. 夏鹤鸣，廖国平：《贵州航运史（古，近代部分）》，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6月第1版，第99页。
17. 龚锐，胡洪成，田永红：《乌江盐油古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222页。
18. 林开良，林朝晖：《贵州教育朔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13页。
19. 张羽琼：《贵州古代教育》，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年8月第一版，第141-142页。
20. 龚锐，胡洪成，田永红：《乌江盐油古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55页。
21. 林开良，林朝晖：《贵州教育朔源》，贵州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第一版，第15页。
22. 龚锐，胡洪成，田永红：《乌江盐油古道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10月第1版，第54页。
23. 思南县人民政府：http://www.sinan.gov.cn/zjsn/rwsn/201709/t20170919_2677152.html
24. 思南中学：http://www.gzssnzx.com/xxgk/xxjj/index.html
贯穿思南县的乌江流域
思南周家盐号，乌江仅存的商号旧址
思南文庙，贵州规模最大的文庙之一
乌江江畔的王爷庙，王爷指龙王，是水手出发或到达时必拜的神祇
清代的思南商船
万寿宫，思南仅存的古代会馆之一
位于安化街历史街区的永祥寺
中和山，观音阁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