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纪中叶，室町幕府统治下的日本突然迎来了一次重大动乱。虽然规模不足以和席卷日本全境的源平之乱或南北朝攻伐相比，但社会影响却更加深远。正是在这场朝廷内部的大厮杀，让日本逐渐摆脱了世袭官僚和中央军主导。从而迈向地方武士、农村自治体和商人等各种新兴势力迸发的晚期封建社会。
由于这次动乱发生在1467的应仁元年，所以被后世历史学家称为“应仁之乱”。
室町幕府的核心 京都
作为镰仓幕府的后继者，室町政权的统治并不十分稳固。从在京都开设幕府执掌大权，到应仁之乱爆发的100多年中，整个日本有一半的时间都处于叛乱和动荡之中。随着中央政府权威的持续弱化和地方势力的崛起，宫廷中斗争和地方上角逐都日趋激烈。幸而幕府还有部分实力强大的世袭军事贵族支持，才能有惊无险的撑到15世纪后期。
这批贵族被统称为“三管四职”。其中的三管，是指轮流担任辅佐将军的最高政务和军事长，包括管领的世袭贵族细川、斯波和畠山。四职就是指，轮流负责京都内外警备和刑事审理的四个贵族世家，包括一色、赤松、山名和京极。
元寇入侵后 日本地方大名的势力就有增无减
这七大家贵族从室町第三代将军足利义满执政开始，就充当支持幕府的核心力量。出生其中的世家子弟不但武艺精湛，还在文化上也有相当造诣。正是他们的悉心辅佐，让室町幕府先后成功镇压了将军家族内斗的永享之乱、赤松家刺杀将军导致的嘉吉之乱和各地农民起义。
但到足利义政时，这位第八代将军本人年仅8岁。在等待他成年的漫长岁月里，作为三管的细川胜元和属于四职的山名宗全已经逐渐掌握实权。足利义政安于享乐而懒于政务，更在没有子嗣的时候就做出大胆举动。1464年，他主动提出想要将将军的位置让给弟弟足利义视，好让自己关门隐居。足利义视就从原本的隐居地搬到京都，为担任将军进行准备。
第八代将军 足利义政
然而，义政自己却在第二年有了儿子，起名足利义尚。就像所有宫斗剧里应该有的情节，足利义视的地位立刻尴尬了起来。足利义政的正妻日野富子开始上下活动，希望能废掉足利义视的接班人地位，改由自己的儿子担任将军。为此，她拉拢了朝中最有权势的人物山名宗全，希望凭借山名家的势力去削弱足利义视，进而将其赶出京都。
如此一来，日野富子就得罪了山名宗全的官场对手、同时也是足利义视监护人的细川胜元。支持义视的细川胜元和支持义尚的山名宗全，也因此在京都水火不容。从中央的各级官员到地方守护大名等武装领主，也都各自在两人背后站队。甚至在兄弟父子之间，也会分为细川胜元支持者和山名宗全支持的粉丝。在如此尖锐的对峙下，矛盾的彻底爆发不过是时间问题。
作为室町幕府重臣的 细川胜元
室町幕府最终在两篇争斗中被撕裂
1467年，山名宗全通过暗中运作，将被流放的畠山家前族长--畠山义就官复原职。同时也废除了其兄弟畠山政长的族长身份。这样，胜元派不但失去了七贵族之一的畠山家支持，原本由畠山政长把持的管领一职也被迫交给宗全派担任。
细川胜元不甘心失败，决定劝说将军足利义政下达讨伐畠山义就的命令。但在将军宅邸内耳目灵通的日野富子，迅速将此事告知山名宗全。山名宗全立即集结了本派系的军队包围天皇的宫殿和将军的御所，要求将军足利义政将细川胜元和其一党全部处以流放。足利义政虽然拒绝流放细川胜元，但作为让步，准许畠山义就率军消灭其兄弟畠山政长。
双方都从全国地盘中召集部队
畠山政长鉴于自己的宅邸没有防御措施，于是放火烧毁住处，率军退到了四周有竹林包围的上御灵神社，企图凭借地形优势进行抵抗。宗全派则大举出兵，畠山义就、斯波义廉、朝仓孝景等将领也率军猛攻政长。仅仅1天时间，兵力单薄的政长就支持不住。他一面放火阻止追兵，一面在夜里向细川胜元的宅邸奔逃。
上御灵神社的战斗，意味着胜元和宗全两派之间的全面大战打响。细川胜元在宅邸内发出命令，从支持他的9个领国中召集大军前来京都助战，并命本方的赤松家夺取山名家控制的播磨国。于是，武田信贤和细川成之进攻若狭的一色家领地，斯波义敏也出发进攻越前。此外，胜元一方的士兵还控制了京都的四门，并烧断了通向京都的各处桥梁，阻挡宗全的军队进攻。
大批原本居于地方的大名 开始带兵靠近京都
山名宗全一方也进行了全面动员。除了属于自己的播磨、备前、备后各国外，在尾张和三河地区的一色家，近江的六角家都表态支持宗全。其他各家也先后都表明了各自的立场。
总的来说，支持细川胜元一方的大名领地多在京都以东一侧，因此被后人称为“东军”。支持山名宗全的大名则多为西部大名，被称为“西军”。在记载应仁之乱的典籍《应仁记》中，东军的各地总兵力据说超过16万人，西军的总兵力有11万人。当代学者自然觉得两军数目应该都非常夸大，但这的确是一场波及日本大部分地区的混战。
东西两军各自在日本全国的势力分布
战争首先在双方的贵族武士间展开
相比之下，东军不但在兵力上对西军有优势，还从将军足利义政那里拿到了讨伐叛贼牙旗。这意味着他们的所有军事行动，都会有幕府当局的背书。于是，胜元军就以官军的身份向京都附近的宗全军展开进攻，将大部分人驱逐出去。
但西军有自己的优势。从地理上看，西军一方的大名领地距离京都更近，因此交通更为便捷。从山名家领地通向京都的道路，就是日后丰臣秀吉的“中国大返回”路线，也是幕府末期长州军的进京勤王路线。属于古代日本的交通主干道。
古代的京都地图
1464年6月，山名家主力数万人即抵达京都附近，在管领斯波义廉率领下分头对东军进行反攻。双方的战场从京都的东北面一直延伸到城南，战况也非常激烈。由于长期有利于欧亚大陆的战争对抗之外，15世纪日本的大规模战争水平非常有限。两军基本都靠大名与带头武士作战。普通步兵的地位非常次要，几乎降格至可有可无的地步。除了武器的骑射单挑与步战厮杀，两军也都缺乏大规模的进攻首都，最后便不约而同的使出大范围纵火战术。这导致火势从北面的船冈山一直延烧到京都的二条大街，繁荣数百年的王城化为一片火海。但因为水平过于接近，终究是谁也制服不了对方。
到这年8月，西军的大内政弘又率领七国的10000部队增援京都前线，终于在船冈山一带击败了东军的大将武田信贤。但在被称作是“应仁之战的决定性战场”的相国寺，双方依然投入了全部兵力舍死一搏。尽管战场上尸横遍野、血流积潭，却没有任何一方取得压倒性的优势。诚然，东军在整体格局中仍然被强势的西军所压制，但西军既没有能力给予敌人致命性打击，也不能使用武力让对方在政治上有所让步。
直到15世纪 日本本土都缺乏可靠的进攻手法
长期对峙与混战 削弱了公家权力
当双方在京都附近僵持不下的时候，大批原先潜伏在大名阴影下的势力也趁机崛起。由于大名都在京都附近停留交战，留守地方的家臣团和地方村民自治体就可以拓展自身影响力。加上大名们因战争持续而财政吃紧，就必须在人力和物力上更加依赖地方。结果是不得不低头来对家臣和国人让步。
另一方面，在应仁之乱中遭受沉重打击的室町幕府权威再也未能振兴。这让各地大名可以摆脱中枢的控制，专心治理本地领地。从而逐渐从被幕府指挥的守护大名，转变为割据一方的战国大名。
地方家臣 武士和平民的地位开始上升
当然，在应仁之乱中受到打击的还是聚集在天皇和将军附近的公家势力。由于战火，贵胄们的宅邸都被焚烧一空，世袭官僚在地方上的庄园和田产也被各种势力掠夺殆尽。加上交通堵塞，地方税赋开始不能顺利入京，官僚的基本俸禄便难以保证。有许多公家被迫离开京都到地方避难，也有人为了生计出卖世袭官职。
在公家势力没落的同时，京都附近的商人却开始拓展自己的影响力。就像十字军时代的威尼斯商人那样，他们为交战中的东西两军提供各种便利。包括以高利率借贷军费，负责筹措军队所需粮草，并承办大名和将军的各种宴席娱乐活动。通过这些商业活动而获得厚利的商人，打造了后来在战国时代举足轻重的京都商业圈。
地位低下的足轻开始扮演重要作用
此外，为了扩充军队，大名们不得不争相雇佣以前看不起的足轻。这个群体在战场上的概念，类似欧洲中世纪晚期流行的雇佣兵，他们没有武士的身份，仅凭一身勇武为雇主们效力。就和欧洲同行一样，足轻还是烧杀抢掠专家，但也有少数人凭借战功跃升为武士。正是在应仁之乱这个特殊时期，让他们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
应仁之乱的长期对峙，也让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先后耗尽了生命。1473年，两人相继死亡，战乱多年的日本似乎终于要见到和平曙光。早就厌恶战争的足利义视，曾经两次从拥护他当将军的东军逃走，到西军一方躲避。最终也不可避免成为形同虚设的幕府将军替代品。足利义政则利用自己仅余的政治影响力劝退足利义视，并以自己隐居为条件，换取儿子足利义尚的登位。
应仁之乱也往往被看做是战国时代的开幕
由于将军职位的尘埃落定，东西两军的对峙完全失去了意义。细川胜元和山名宗全的后人们缔结了和平协议，各个大名也陆续从京都撤退。扰乱整个日本长达十余年的应仁之乱就以这样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方式迎来了结局。但动乱期间造成的破坏已无法愈合，更为激荡人心的战国时代也随之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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