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田四吕”和《吕氏乡约》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蓝田四吕”和《吕氏乡约》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千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植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在传承“蓝田四吕”和《吕氏乡约》文化的历史进程中，我们要一如既往地躬行实践，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让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润泽国人，发扬光大，自信的屹立于世界先进文化之林。

　　据《西安府志》记载，吕氏兄弟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的官宦之家，其先祖为汲郡（今河南汲县）人，祖父吕通曾为太常博士，去世后葬于“京兆蓝田”（今陕西省蓝田县），于是吕家就在蓝田落户。吕氏兄弟共六人，一人早夭，五人登科，其中吕大防，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四兄弟皆登及第，很有名望，被后世称为“吕门四贤”，并在《宋史》中皆有传记留下。

　　吕氏四兄弟在北宋朝廷均担任要职，不仅在政治上具有较大的影响，而且在文化、学术领域也颇有建树和贡献。他们学养深厚，学以致用，推行乡约以改善风俗，制定和实践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同时，他们还在考古学和文物保护方面做出了很多奠基性的贡献。

老大吕大忠曾官至宝文阁直学士，是西安碑林的创始人；

老二吕大防曾接任司马光之职而当过宰相，主持元祐政坛八年，主持刻绘了《长安图》、《兴庆宫图》，同时还主持了杜甫草堂的重建，其《文献通考》流传至今；

老三吕大钧曾师从张载，在同胞兄弟的支持和共同努力下，曾著《诚德集》30卷，其中包括《乡约》、《乡仪》，统称为“吕氏乡约”，是中国自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第一个村规民约，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很大，它主张“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是关学道德礼教的代表作；

老四吕大临是我国最早的金石学家，著有《考古图》十卷，是中国考古学的鼻祖。

《吕氏乡约》，也被称为蓝田乡约。“吕门四贤”均有大量著作行世，但最能让他们美名远扬的一件大事，就是他们于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所制订和实施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被奉为乡约的鼻祖，对后世影响深远。他们在本乡蓝田实行乡约，“遂使关中风俗为之一变”。

《吕氏乡约》内容涉及日常生活各方面，乡人互相帮助，互相劝善戒恶，目的是为了使风俗淳厚。为了让这些办法易于实行，并且能够持久，也建立相应的组织。推举约正主持其事，大家轮流担任值月。定期聚会，记录并赏罚善行恶行。这是民间发起的自治，由乡民自愿参。来者亦不拒，去者不追。

　《吕氏乡约》中明确规定乡邻应互助互爱、“患难相恤”，对贫困但守本分的乡人，“众以财济之，或为之假贷置产以岁月偿之。”乡约制度其实质是一种民间的自治制度，所谓“官为民计，不若民之自为计”，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制度又是民间乡村之间为需要救助者的自发救助。

《吕氏乡约》内容丰富，约规包含四大项：德业相劝、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其中患难相恤则是典型的民间自发相互救助。具体包括：水火、盗贼、疾病、死丧、孤弱、诬枉和贫乏七项，乡约中人据事情缓急，由本人、近者及知情者，告主事或同约，给予救助。救助的办法则按所受灾难的不同而有具体措施。如有水火之灾的“小则遣人救之，大则亲往，多率人救之，并吊之”。遇上盗贼之祸的“居之近者同力捕之。力不能捕，则告于同约者及白于官司，尽力防捕之”。有疾病之灾的“小则遣人问之。稍甚，则亲为博访医药。贫无资者，助其养疾之费”。

《吕氏乡约》可以说是蓝田“吕门四贤”实践关学“身体力行”良好作风的一个典范之作。这种《乡约》虽然是按照封建礼义的道德规范，对民众进行教育和约束，但对于扬善抑恶，移风易俗曾是一种颇为有效的组织形式，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后来，明代著名教育家冯从吾赞扬说：自从《吕氏乡约》在关中推行以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蓝田“吕氏乡约”中国人的“精神宪法。

这正是：

吕氏乡约德规范，

蓝田四贤有贡献。

赏罚分明记善恶，

乡民行为按规办。

患难相恤互帮助，

礼俗相交德相劝。

弘扬祖德不忘本，

精神宪法传世代。

本文源于中共西安市纪委 西安市监察局网站收集整理

辽宁辽阳吕宪日.2017.1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