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官窑断想
李刚
（浙江省博物馆）
在浓云密布天穹的时候，倘有一束阳光穿过云隙射向大地，沉闷的局面便会因之而顿时变得豁然开朗。南宋官窑的研究，由于史料缺乏，故长期以来几乎处于踯躅不前的境地，并且，争论越多，反倒使问题更为朦胧，庆幸的是《中兴礼书》的发现，犹如昏晦中闪出的一道强光，它为南宋官窑研究取得突破性的进展投射了光明。虽然该书的发现者并未意识到披露南宋各州府为朝廷烧瓷的史料的重要性，却客观地对南宋官窑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中兴礼书》的记载不仅令人看清了慈溪、龙泉等地出产的南宋类官窑的属性，而且还无可辩驳地证实了关于宋代官窑形成的客观推论。当然，这只意味着一个新阶段的开始，有待解决的问题还有很多。
杭州卷烟厂出土的黑胎瓷
20世纪90年代中期，位于杭州万松岭东南侧的杭州卷烟厂建筑工地曾几度传出发现南宋遗物的消息，于是引起人们蜂拥而往，尽管人们的动机各不相同，但追逐的目标却是一致的，即官窑遗址及官窑青瓷残片。然结果至多只能算是差强人意，除了官窑瓷片“飞入寻常百姓家”之外，别的则一无所获。这些官窑瓷片出土于距地表
南宋黑胎瓷极品辨
南宋人叶寘在《坦斋笔衡》中称内窑的产品系“澄泥为范，极其精致，釉色莹澈，为世所珍”，而说郊坛下后设的新窑“比旧窑大不侔矣”。“大不侔”即“大不一样”，这是一句模棱两可的话，或许对著录者而言，是一个很清晰的判断，但对今人来说却难以辨明它的真实含义了。郊坛下官窑遗址出土的黑胎瓷分支烧和垫烧两类，从形态上讲，支烧的较为古朴，以质量而论，垫烧的则显然优于支烧的。垫烧是一种改进的工艺，它避免了支钉陷入坯胎所造成的缺陷，提高了成品率，依此推测，垫烧的产品应晚于支烧的。然而，因两类瓷片混杂在同一地层，故在没有用科学方法对两类瓷片的年代进行测定前还不能贸然下定论。假如支烧的黑胎瓷烧于朝廷亲自掌窑以前，那么，此时的郊坛下官窑就应是临安府设立的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其产品不如旧窑是完全可能的。倘若两类黑胎瓷一并烧于朝廷掌管的新窑，那就应该说旧窑不如新窑了。南宋人顺文荐的《负喧杂录》云，郊坛下别立的新窑也称“官窑”，接着又记述道“乌泥窑、余姚窑、续窑皆非官窑比”，这条记载可以作为旧窑不如新窑的一个佐证。尽管内窑遗址尚未发现，传世品中亦难以确定是否存在或孰为内窑瓷器，但郊坛下官窑垫烧的厚釉瓷已臻青瓷的顶峰这已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人们在谈论郊坛下官窑瓷器时，总是不忘其“紫口铁足”和釉面开片这两大特征，久而久之，开片就成了南宋官窑瓷器固有的审美标志了。值得注意的是，杭州卷烟厂出土的官窑瓷片，有的釉面不开片，有的仅具稀疏的裂纹，而这些瓷片的釉色又往往是非常美丽的，这样，对官窑瓷器的片纹就有必要重新加以认识了。
瓷器从制坯到烧成，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物理化学变化过程，此间它的大小、重量、呈色及胎釉的分子结构等出现一系列递进性的、不可逆的改变，尤其是在高温焙烧阶段更是瞬息万变，直至停火出窑前变化仍在继续，此时出现的明显变化是露胎处的二次氧化和釉层的开片。开片是由胎釉膨胀系数不同所导致的，釉的膨胀系数通常大于胎的膨胀系数，所以在停火冷却时釉产生了较大幅度的收缩，于是使釉层出现裂纹，这种现象自瓷器发明以来就一直普遍存在，它是瓷器烧成过程中的难以避免的工艺缺陷。在南宋黑胎厚釉瓷上，这种工艺缺陷表现得格外突出。由于凭经验配制而成的胎釉成分的差异、胎釉厚薄的不同、烧窑时坯件受火的不均衡以及停火时瓷器冷却的速度不一致等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使得黑胎厚釉瓷的釉层发生形态万千的不规则龟裂，这些裂痕大多与釉面垂直，有的则为略与釉面平行的交错分层开片。然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官窑瓷片表明，官窑的极品应是为数不多的釉层滋润而又不开片的瓷器，这类瓷器在同窑烧出的产品中所占比例很小，故弥足珍贵。《格古要论》在谈到汝窑瓷器时说：“无纹者尤好”，汝窑事实上就是北宋官窑，该书在述及“袭故京遗制”的南宋官窑瓷器时则云：“色好者与汝窑相类”。可见，无论是北宋官窑还是南宋官窑，均以釉面无片纹的瓷器为上，因为这类瓷器所追求的是碧玉的质感，故只有釉面莹润而又无纹者才可算是“白璧无瑕”。
余姚官窑（在今慈溪市彭东乡）是宋室南迁后最早烧制宫廷用瓷的窑口，产品的外观特征与汝窑瓷器比较接近，有些灰胎乳浊釉青瓷的釉层是不开片的。龙泉官窑分布于大窑、溪口等地，产品质量以大窑为最，我在大窑考察时，曾不止一次地看到黑胎厚釉瓷片，其釉层丰腴而无片纹，足可与郊坛下官窑的厚釉瓷媲美。这些州府一级的官窑遗存的无开片的厚釉瓷残件，可作为宋代官窑瓷器“无纹者尤好”这一审美标准的重要物证。应当指出，部分南宋官窑瓷器上纤细的、稀疏的片纹，是在出窑后渐渐产生的，它是瓷器在窑炉中形成的应力缓慢释放的结果。必须看到，南宋官窑窑址遗存的瓷片和杭州南宋遗址出土的官窑瓷片，其片纹均不着色，有的南宋官窑瓷器片纹中的颜色，或是尘土污垢进入所致，或是片纹断面上的铁分氧化而成，这表明，开片并不是宋人喜爱的装饰，因而开片瓷只能算是官窑瓷器的中下品。
仿官诸窑
南宋灭亡时，那些烧制宫廷用瓷的官窑也随之灰飞烟灭。于是，南宋官窑成了历史、成了故事，而传世的凤毛麟角般的官窑瓷器更是价值倍增。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仿官瓷器便从元代开始陆续在市场上出现。元代的《静斋至正直记》所载的哥哥洞窑是一处专仿南宋官窑瓷器的窑，其产品“绝类古官窑，不可不细辨也”，可见，哥哥洞窑的仿官瓷器已达到乱真的程度，因此，它在历代仿官瓷器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元明时期，由于各窑的仿官瓷器纷纷涌进市场，世人已难辨彼此真伪，故笼统地将烧制这类黑胎、厚釉、开片瓷器的窑称做“哥窑”。明初成书的《格古要论》云：“哥窑，旧哥窑，色青，浓淡不一，亦有铁足紫口，色好者类董窑，今亦少有。成群队者，元末新烧者，土脉粗燥，色亦不好”。在这条记载中，“哥窑”与“旧哥窑”、“成群队者”与“元末新烧者”是并列的事物，而《新增格古要论》则云：“哥哥窑，旧哥哥窑出，……成群队者，是元末新烧”，很显然，这里的“哥哥窑”只是“旧哥哥窑”的简称，“元末新烧”指的是“成群队者”的烧造时间。此书虽是从鉴赏的角度来论述瓷器的，但作者在当时尚能见到各类元代的仿官瓷，并能区别年代的早晚。随着时间的流逝，仿官瓷器层出不穷，纪实的文献亦在传抄过程中出现脱误或被窜改，元代哥哥洞窑的面目因之而逐渐变得模糊不清了。明代晚期编成的《浙江通志》，竟然还将“哥窑”扯到了龙泉的琉华山下，从此在探寻哥哥洞窑者面前出现了一条迷津。不过，明代有些书籍的说法是与此相龃龉的。《遵生八笺》云：“所谓官者，烧于宋修内司中，为官家造也。窑在杭之凤凰山下，其土紫，故足色若铁，时云紫口铁足。……哥窑烧于私家，取土俱在此地”。该书的作者高濂为钱塘（今杭州）人，他在评论古瓷优劣时虽较多地反映了明人的审美观点，但他说“哥窑”为民窑以及窑在凤凰山下当不是没有根据的妄言。晚明成书的《广志绎》云：“官、哥二窑，宋时烧之凤凰山下”。这条记载与《遵生八笺》所述基本相同，然《遵生八笺》未说“哥窑”的年代，《广志绎》将“哥窑”的年代定在“宋时”，显系臆测，不足为据，因为南宋朝廷是绝对不会允许“私家”在皇城旁烧窑的。若参看《遵生八笺》的记载，重读元代的《静斋至正直记》，便可从字里行间清晰地看到，当时仿烧官窑瓷器的哥哥洞窑就在杭州。遗憾的是，因世人执泥于“修内司官窑”，故使哥哥洞窑的发现每每失之交臂。据我考证，杭州凤凰山东北山坳地表暴露的所谓“修内司官窑”正是元代的哥哥洞窑。由于倒闭不久的郊坛下官窑近在咫尺，便于哥哥洞窑取样仿制，所以该窑的产品才能“绝类古官窑”。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为了揭示凤凰山窑址的全貌，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对此地的窑址进行了发掘，结果在已知的哥哥洞窑堆积层以下的地层中发现了许多粉青色的黑胎厚釉瓷器残片，其质量明显优于以前所见的哥哥洞窑瓷器。这一发现，使凤凰山窑址问题变得复杂化。在这些新出土的黑胎厚釉瓷的年代末精确测出前，它至少有三种可能性：（1）它属于哥哥洞窑的早期产品；（2）如果年代上限早于绍兴十九年，那么它应为内窑所烧；（3）倘若年代在绍兴十九年以后至祥兴二年之间，那么就有可能是继内窑之后的续窑或乌泥窑的制品了。然而，即便这些黑胎厚釉瓷确为南宋遗物，也不能与哥哥洞窑混为一谈，因为哥哥洞窑是元代以营利为宗旨的“烧于私家”的民窑。
在哥哥洞窑未被认识前，其产品是被当做官窑瓷器看待的，而世人心目中的“哥窑”产品是那些片纹具“金丝铁线”特征的厚釉瓷器，这类器物被今人称做“传世哥窑”瓷器。事实上，“传世哥窑”瓷器的成分很复杂，其中有的为元代所烧，产地有待查考，有的为元以后景德镇窑的制品。近年来，有人认为“传世哥窑”即“修内司官窑”，这是毫无根据的。从考古方面看，在南宋墓葬和遗址中，从未出土过“传世哥窑”瓷器。从釉色来说，“传世哥窑”瓷器的釉多呈米黄、月白色，釉层乳浊感很强，它与内窑瓷器“釉色莹澈”的特征明显不符。从造型来讲，“传世哥窑”瓷器的形制大多不见于宋代瓷器，却与元代瓷器相同，譬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传世哥窑”贯耳瓶，两耳上端与瓶口相平，这种造型与上海青浦元代晚期任氏墓出土的贯耳瓶一致，亦与韩国新安海底中国元代沉船中的青瓷贯耳瓶类似。从装烧方法而论，“传世哥窑”瓷器不仅多有同器兼具垫烧和支烧的特征，而且常用环列六齿的支钉支烧，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簋式炉、葵瓣洗以及南京明洪武四年汪兴祖墓出土的盘，足内均留有六齿支钉支烧痕。因为“传世哥窑”的产地不在杭州，其仿烧的样品只能是少量流入民间的南宋官窑瓷器和几可乱真的哥哥洞窑仿官瓷，所以“传世哥窑”瓷器与哥哥洞窑瓷器相比，更远离了南宋官窑。此外，“传世哥窑”瓷器片纹中的颜色是出窑后有意着上去的，这与把片纹嵌有污垢的黑胎瓷器作为仿制样品有关。由此可知，将开片真正当做美化瓷器的装饰，是从元代开始的。
元代烧制黑胎瓷的窑口除了哥哥洞窑和“传世哥窑”外，还有龙泉窑。龙泉窑是在越窑衰落后发展壮大起来的青瓷窑口，至南宋定都临安时，它已是全国青瓷生产的中心，因而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为宫廷用瓷的生产基地之一。尽管龙泉窑何时开始为朝廷烧瓷及早期所烧宫廷用瓷的面貌如何尚不得而知，但出产黑胎瓷的大窑、溪口窑址的官窑属性却是毋庸置疑的。南宋灭亡后，因服务对象的消失，龙泉窑黑胎瓷生产便骤然萎缩，然龙泉窑在总体上毕竟属于民窑体系，故黑胎瓷的烧制还是凭“惯性”延续了一段时间。出土资料表明，元代龙泉窑黑胎瓷并没有刻意仿官，而是与白胎厚釉瓷一样展示着元代的时代风采，这是元代龙泉窑黑胎瓷与哥哥洞窑产品截然不同之处。作为一个受价值规律支配的民窑体系，龙泉窑的市场优势早在南宋就已被畅销海内外的白胎厚釉瓷所奠定，到了元代，这种优势又得以进一步发展，当时在龙泉窑中处于无足轻重地位的黑胎瓷，便被这种强大的优势渐渐挤出了历史舞台。
建立古瓷微量元素数据库的必要性
人类古代文明的遗产可以说有一半以上是静眠于地下的。每当今人掀开泥土发现古代文物时，惊喜之余所急需弄清的便是它产生的时间，因为人们懂得任何一件文物如果不明了其年代，那么它的全部价值就不能充分地体现。就古陶瓷而言，除了本身有纪年的以外，用热释光测定或以古陶瓷热释光编年体系作对比是确定其烧制年代的惟一可靠的方法。然而，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陶瓷，既需要知晓它的年代，又必须辨明它的产地，否则，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从直观的角度凭经验来判定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瓷器的窑口，虽是最常用的、简单易行的方法，但其准确性却并不能令人满意。这种传统鉴定方法所面临的难点至少有三个：第一，由于技术的自然传播和市场需求引起的仿烧，使得同一时代一个较大区域内的许多窑场的产品在外观上具有难以区别的共性，所以人们在无法确定其具体产地时，只得以大概念来称呼它，如“越窑”、“龙泉窑”、“耀州窑系”、“磁州窑系”、“北方青瓷”、“河南天目”等，其实，这些窑或窑系的范围一般都超出相邻的数个县市，有的甚至还跨省。第二，古遗址出土的多为无法复原的瓷片，而凡是考察过青瓷窑址的人均知道，即使是同一窑址的瓷片，胎色亦有深浅之别，釉色和片纹更是千变万化了，同时需要指出的是，有些南宋厚釉瓷的交错分层开片，并不是某个窑口产品独有的特征，这种开片现象，早在北宋的汝窑厚釉瓷上就已出现，南宋时，龙泉窑、郊坛下官窑等窑口的厚釉瓷上尤为多见，故仅凭瓷片的胎釉特征是很难鉴别其确切产地的。第三，以往人们常常根据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瓷器去窑址寻找相同的残片或用窑址的标本与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瓷器相对照，以判断这些瓷器的产地，然问题并未得到全部解决，因为窑址遗存的是废品，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是正品，废品在焙烧时大多处于较差的窑位，而正品总是安放在最佳烧成段，所以报废率很低，这就是说，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瓷器（尤其是精品）的相同品类，未必能在窑址中找到。由此可见，用传统方法鉴定古瓷的产地，不仅精确度低，而且还存在着这种方法本身所无法扫除的死角。
新的研究方法宛如醒目的路标，总是适时地出现在彷徨于十字路口的探索者眼前。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鉴别古瓷产地被导入了胎釉化学分析的轨道，于是，原来一些争论不休的问题终于在科学的显微镜下找到了正确的答案。然而，用测定胎釉化学成分的方法来揭示古瓷产地亦存在着局限性，因为氧化物含量相同的瓷土矿通常分布在一个较大的区域，所以这一区域各窑烧制的外观特征类似的瓷器，其胎釉化学成分必定相同，这样，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此类瓷器的产地就只能划定在该区域，而无法更具体了。为了突破这一难关，90年代初，人们开辟了一条非常有效的新途径。研究发现，不同地点生产的古瓷胎中的微量元素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根据这一特点，人们曾将相邻的慈溪和上虞出产的越窑青瓷以及郊坛下官窑和龙泉官窑出产的黑胎瓷区别开来，因此，这些微量元素被称为“指纹元素”。就像古陶瓷断代应借助热释光测试一样，古瓷产地的准确鉴定也只能依赖科技手段，要使这种科技手段更全面有效，就必须建立古瓷微量元素数据库。这是一个规模宏大的整体工程，它首先应从各窑口的不同种类的瓷片标本中测得微量元素的数据，然后以窑址为基本单元汇总，再按窑系或行政区域依次编排，最终形成古瓷微量元素数据库。此后，凡是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瓷器，只要测出它们的微量元素含量，便可从古瓷微量元素数据库中找到它们的产地。杭州出土的南宋黑胎瓷的微量元素一经测定，其产地亦就真相大白了。其中，如有微量元素与郊坛下官窑相同而热释光年代早于郊坛下官窑的类官瓷片，那它就应是内窑的产品；倘若有的类官瓷片，微量元素既不同于郊坛下官窑，又有别于余姚官窑和龙泉官窑，那就可能是尚未发现窑址的平江官窑等窑口所烧的了。古墓葬和古遗址出土的各类陶器及传世的古代瓷器，亦可纳入这一研究范畴。
结束语
南宋官窑瓷器的多样性，决定了南宋官窑问题的复杂性，而元至清代对官窑瓷器的仿制及文人雅士的附会臆测，使本来就已诡异繁难的事物变得更为扑朔迷离。不过，对当今致力于探索这些问题的人来说，每一个新发现总是成为解决问题的契机，于是使整个研究向着撩起南宋官窑神秘面纱的目标挪进。《中兴礼书》有关史料的披露，令人看清了在朝廷直辖的官窑设立之前，南宋宫廷用瓷均取给于州府一级的官窑，那个一向被世人认定的“修内司官窑”纯属捏造，当时都城里的这座内窑其实是由临安府掌烧的。哥哥洞窑谜底的揭开，不仅可将该窑的产品从南宋官窑瓷器中划出，而且还有助于认清“传世哥窑”的来龙去脉。时至今日，已有充分的理由认为海内外收藏的所谓南宋官窑完整器中，真正属于南宋官窑的寥寥无几，大部分为南宋以后的仿制品，其中包括明清景德镇官窑所仿的黑胎瓷。当然，要确定古墓葬、古遗址出土和各地收藏的南宋官窑瓷器的产地，凭肉眼鉴别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因此，必须借助科技手段，依赖古瓷微量元素数据库的建立，只有这样，才能为它们的产地找到归宿，并使后世各类仿制品从麒麟皮下露出马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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