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珐琅彩瓷的断代及鉴定(下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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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萱草园主人
“乾隆二十二年八月……二十八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来说太监胡世杰传旨:著画瓶、罐等纸样呈览,准时发往粤海关烧造,西洋珐琅的要乾隆年款。钦此。
于二十三年二月初七日,郎中白世秀、员外郎金辉将画得瓶、罐纸样大小四十张持进,交太监胡世杰呈览。奉旨:准得瓶、罐纸样二十九张,著粤海关按样自配花纹,做西洋珐琅的要“乾隆年制”款,随贡陆续呈进,俟有传旨不必烧造时,再行停止烧造。钦此。”(《行文》)
由于上文资料中的珐琅器落款涉及到“大清乾隆年制”篆字长方并横款,同时,联系现有传世珐琅彩瓷中存在的上述实物(即器3、4、5、6),笔者此前一度误认为以上落款珐琅彩瓷均为粤海关所制,因此才在上篇文章中出现的粤海关珐琅彩瓷一说。后来重新考查,发现粤海关并没有瓷胎画珐琅制作记录,联系景德镇御厂制瓷资料,为御厂洋彩制品的推断更符合实际情况。因此上篇的粤海关观点牵强有误,此处特作更正,希望读者原谅。
器3、4、5、6底部落款写法虽然有三种变化,但都是蓝料篆字,从蓝料、字体上分析四者应为同一处的同类制品——即珐琅彩瓷,仅因制作先后时间才导致部分制品没有使用松绿釉装饰。观察器物的制作风格与装饰特点,又带有明显的乾隆中、后期彩瓷特征。因此该类彩瓷很可能为景德镇御厂乾隆前期珐琅彩瓷的延续制品——即景德镇中、后期珐琅彩瓷。
这里需要说明:上述蓝料篆体字落款珐琅彩瓷的具体制作时间、地点暂时并没有确凿历史档案资料认证,以上观点仅是笔者推测,因此个人主观片面性很重,猜测是否属实还需日后严谨考证。
四、洋彩与珐琅彩瓷的区别
参考1924年《故宫物品点查报告》可以得知部分器物的原始名称,器5记为“磁胎画珐琅白地
人物瓶”,器6记为“磁胎洋彩三多三果胆瓶”,上篇中的器5记为“磁胎洋彩锦上添花玉环胆瓶”, 说明当时或记为“珐琅彩”或记为“洋彩”。提及洋彩,这里又要牵扯一些笔墨,有人将洋彩与珐琅彩视为同一种彩瓷,但以清宫资料看,二者似乎是不同的两个概念。除某些特殊情况外(例如器5的名称),洋彩应是景德镇御厂在掌握珐琅彩烧制后,把宫内珐琅料带到御厂并制作的风格与宫廷珐琅彩瓷极其接近的御厂官窑。
一般情况而言,造办处所制的“珐琅彩瓷”是景德镇制胎,宫内造办处珐琅作烧制,制作最正统、严谨;洋彩则既有绘画图案、彩料使用等按照宫内珐琅彩的规格标准来烧制的彩瓷制品(例如器3、4、5、6等蓝料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乾隆年制”珐琅彩瓷),也有略低于造办处珐琅彩瓷标准的其它彩瓷(例如部分青花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矾红篆体字“大清乾隆年制”等现在称其为粉彩的彩瓷)。
在康熙后期至雍正六年之前,造办处所用珐琅彩料主要依赖于进口,此时珐琅彩料与景德镇粉彩料应存在较大差异。但是随着雍正的珐琅彩料研制
成功,景德镇御厂也开始逐步推广烧制该类彩料。随着御厂彩料制作的不断发展,珐琅彩彩料与粉彩料应是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的,因此二者区别应该在逐渐缩小。至少笔者感觉乾隆后期各类彩瓷的许多彩料在直观上很难找到明显区别。也正这些原因,才导致不少学者对上述一些特殊洋彩制品是否归属珐琅彩问题上产生争议,由于该类彩瓷不是内务府造办处珐琅作正统制品,因此存在一定的边缘性,
大家难以统一看法。
五、端凝殿珐琅彩瓷藏品及珐琅彩瓷的制作量
根据现有历史资料可知:一九二四年之前,清宫始终将珐琅彩瓷与景德镇官窑瓷器分开储藏,所藏地址主要为内廷乾清宫东庑、端凝殿北小库,并设帖册专库储藏。一九二四年初,故宫
博物院开放的前一年,专家曾对这些珐琅彩瓷进行过一次审定和整理记录(即故宫丛刊之一 《故宫物品点查报告 第一编 第三册 昭仁殿弘德殿端凝殿》,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二十日,清室善后委员会刊行),这些珐琅彩瓷于此后移至承乾宫陈列展出。一九三三年,古物因日军侵略而南迁,随后这批珐琅彩瓷也因国民党内战失败、辗转运至台湾。因此,这批端凝殿清宫传世珐琅彩瓷基本收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北京故宫博物院的珐琅彩瓷藏品则多是后来民间征收的。
上述点查报告记载着这些传世珐琅彩瓷的各自匣盒编号。从编号来看,雍正年制品为“西**号”,乾隆年制品为“东**号”,偶有不一致者。从现存档案资料可知,匣盒为乾隆三年开始陆续配制的:
“乾隆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七品首领萨木哈来说太监胡世杰交磁胎外黄内白五彩珐琅碗十件(内二件有璺),磁胎五彩珐琅碗二件……传旨:著按对配楠木匣盛装,将各色年号刻在匣盖上。钦此。”(《乾清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