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收藏网：民间献宝??故宫专家真的权威吗？

一位文物泰斗捐“越王剑”遭拒收，留下绝笔泣血丹青；更有黑发人为捐国宝成白发人，民间藏家一砸千金为正名……随着中国文物专家的眼镜不断被琳琅满目的现代工艺品砸碎，一个阉割了权威、失去了价值本源的文物市场，陷入了混乱无序的状态，许多有悖常理、荒诞不经的事件隔三差五地上演。
文物泰斗的尴尬:献宝被拒
2006年4月初的一天上午，地处北京北三环的大钟寺文物市场像往常一样人来人往、热闹非凡。一个拄着拐杖的白发老汉在一名年轻男子的陪同下，步履缓慢地浏览着一排排五花八门的地摊。
老汉走到一个卖青铜器的摊位前止住步子，用手杖指了指地摊上的一把青铜剑。摊主小心翼翼地拾起地上那把制作精美的青铜剑，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老汉。老汉接过青铜剑拿在手里掂一掂，再仔细打量了几分钟——剑长约50多厘米，呈暗褐色，剑身满刻菱形暗花纹，可见少许绿锈，其上8个错金铭文清晰可辨:“越王勾践自作用剑”。文字是春秋战国时期吴、越的鸟篆体，一般人很难辨识，当年第一把越王剑出土时，为驰名中外的大学者、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之职的郭沫若先生破译。
老汉虽然内心激动，但仍然语气平静地问道:“你这把剑从哪来的？”
摊主回答:“乡下收来的。”
老汉又问了一句价格，便胸有成竹的以1800元钱买下了这把青铜剑。
回到家中，老汉又对这把剑进行了仔细研究，发现剑的底部一面镶有青金石，另一面镶着绿松石，剑柄上还刻着12个同心圆。他拿出几张报纸叠成数层，然后亮出剑锋轻轻一划，一迭纸齐刷刷地被切开，露出整齐的切口。老汉得意地对家人说:“没错，越王剑！比当年湖北出土的那一把还好！”他让儿子马上返回大钟寺，又以每把1500元的价格将那个摊位上另外5把青铜剑悉数买回。
据《吴越春秋》和《越绝书》记载,越王勾践曾特请铸剑名师欧冶子铸造了5把青铜宝剑，分别命名为胜邪、纯钧、湛卢、鱼肠、巨阙。
1965年，曾于湖北荆州望山一号战国楚墓首次出土了一把:剑长55.7厘米，宽4.6厘米，剑柄以丝绳缠绕，剑格之两面花纹嵌蓝色琉璃，剑身满布菱形暗纹，刃薄而锋利，做工精细，造型华美。上面刻有铭文“越王鸠浅(勾践)自作用鐱(剑)”八字，在当时震惊了全世界。为当年这把越王勾践剑鉴定的有郭沫若等12位国内知名专家，时年43岁的史树青是其中最年轻的专家。
两天后，北京的一家小报首发了一条在文物界算得上是“爆炸性”的新闻:中国文物鉴定界泰斗级人物史树青在北京大钟寺地摊上买到了一把“越王剑”。
出土越王剑
记者闻讯后也电话采访了史树青老人，他告诉记者:“这把越王剑的文字使用了错金工艺，1965年在湖北出土、现藏于湖北省博物馆的那把越王剑的文字没有错金，从这个角度讲这把越王剑的价值比前一把更大！”史老还兴致勃勃地告诉记者:“古代铸剑时，在剑身上开槽刻字后，再用黄金做成的细丝镶嵌在所刻字的凹槽里，这种工艺方法就叫错金。”
时年84岁的史树青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史学家、文物鉴定家，被公认为当代中国文物鉴定界的顶尖级权威大师之一。有媒体甚至这样描述史老先生:“史树青与启功、徐邦达、杨仁恺被称为我国权威四大鉴定专家。一件文物，到了他手中，过目即知真伪，他被称为鉴定国宝的‘国宝’！”
三天后，史树青先生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型鉴赏会，并当众宣布要将此剑捐献给国家博物馆。随后，老人因病住进了医院。让人没想到的是:史老出院后，国家博物馆将他捐献的“越王剑”退还给了他，没有提供任何书面鉴定结论，唯一的说法是:“这东西靠不住！”
原湖北省博物馆馆长、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副理事长陈中行看了这把剑的照片后表示:“这把剑是伪劣之作。”陈中行认为，这把剑明显是造假的，估计市场上现在至少有500把以上。
对这件事，史老的夫人夏女士更有一肚子委屈，她对记者说:“史老想把这把剑无偿捐献给国家，没有牟利的想法，所以犯不着去造假……”
史树青老人的“关门”藏品——越王剑，至今仍然只能收藏在史老的家里。史树青老人一生豁达大度，但对这件事十分伤感，专门为此写了一首诗排解自己的郁闷:“越王勾践破吴剑，鸟篆两行字错金。得自冷摊欲献宝，卞和到老是忠心。
——从大钟寺冷摊以廉价购得越王勾践错金剑，世所罕有，或有人以为是仿品，诗以答之。”
2007年11月7日凌晨，史老因心脏病突发，永久地闭上了他那双被人称作“国宝”的慧眼，与世长辞。
记者注意到:老人家去世后，曾有几位文博界同行对之“盖棺论定”，所言只是止于史老“在文献、目录学上的造诣”，而对众所周知的他在鉴定学上的建树却只字不提。一个文物泰斗的捐献之路这么艰难，平常人就更难上加难了。
青花象耳瓶
民间藏家20年“献宝路”:誓将青花象耳瓶送进宫
宁志超，澳大利亚籍华人，生于辽宁，成长于北京。他曾于20世纪60年代留学前苏联，学习地质勘探，毕业后赶上文化大革命，被指令失去回北京居住的资格，因而流落新疆地区的深山老林，在那里猎耕樵读，亲手将自己的两个孩子接生到人世。“文革”结束后，宁志超举家迁往澳大利亚，并取得当地国籍。
初见宁志超，是在北京平安大道北面的一个被分割的四合院里。我们的话题当然是曾经在文物界闹得沸沸扬扬的“宁志超捐献元青花事件”。
“我的母系家族早年曾居住在辽宁省郑家屯，几代人酷爱古书画、古陶瓷，积累了一些藏品，在当地算得上是小有名气的书香门第。
“1928年冬的一个大雪天，千山一座寺庙的住持为逃避内乱外患造成的兵荒马乱，打算离寺返乡，念及我外祖父多年来对他们的接济，便要以藏于寺庙多年的两只青花云龙纹象耳瓶相送。那时候中国根本没有‘元青花’这个称谓，加上那两只瓶子是青白颜色，很多人都怕不吉利。但对于僧人们的盛情，外祖父无法拒绝，便又捐了和尚们一笔返乡的路费，将瓶子留下。
“后来，母亲移居澳大利亚前，曾将大瓶送到当地文物管理部门报关，他们也只是把它当作一般清代青花瓷器看待，很顺利地给办好了出境手续。
“80年代末期，随着国际拍卖市场上元青花的拍价不断攀升，元青花的名声空前高涨。我母亲在报刊上看到了英国人霍布逊发现的那一对带铭文的元青花云龙象耳瓶照片，这才知道自家的那两只青花瓶非常珍贵，便跟我商量:既然是国宝，能不能把它们捐献给故宫。
“未曾想到的是十几年过去了，老太太当初的生愿变成了遗愿，这对象耳瓶从澳大利亚回归了中国，但至今仍旧搁置在我家里，送给故宫，人家不要！”
“为什么？像这样的元青花大器国内并不多见！”记者觉着奇怪。
他告诉记者:“人家不给理由，只有一位不愿公开自己姓名的专家私下透露，说这两只象耳瓶造型走样，青花成色不好……”
宁志超三天两头来回折腾，更大范围地把文物鉴定方面的名家请到家里，让他们接近实物，各抒己见。在宁家，记者亲眼看到一份50位中国文物考古和文物鉴定方面的专家学者的亲笔签名，一致对这两只元青花象耳瓶给予了认定。在签名的专家中，不乏我国文物鉴定方面的泰斗和顶尖级人物，如: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史树青、故宫博物院研究员、著名陶瓷鉴定家李知宴、李辉柄等。
为了在传统眼学鉴定之外寻找更为可靠的坚实证据，宁志超携带他的两只青花象耳瓶先后到了澳大利亚五龙岗大学地球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上海复旦大学现代物理研究所(李政道实验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核分析室、同步辐射实验室等单位，配合他们对两只青花象耳瓶进行了一系列的测试。
几家检测单位的实验报告基本相符:宁志超收藏的元代青花云龙象耳瓶不是仿品，但是，故宫还是不要，也不说为什么。宁志超干脆辞去在澳大利亚的工作，在北京买了一处房子住下。
一“拧”就是近20年，黑发变成白发，由富人变成了穷人。他先后到英国、土耳其等几个收藏元青花较多的国家博物馆进行实物考察，遍访了国内所有对元青花研究确有心得的专家学者，并利用自己原有的专业知识，不断进行各种数据测试与研究，最后写下长达数百万字、重达几十公斤的元青花研究著作，成为国内民间收藏、研究元青花方面颇有名气的大家。他出版的《中国早期青花瓷史鉴》一书，更引起业内人士的广泛关注。
他已然向中国文物鉴定界某种权威、某种格式、某种潜规则发起了挑战。
“宫”里的专家，让人看不懂
宁志超捐献元青花的事件并不孤立，在全国范围内，类似情况几乎每年都有发生。只要一涉及到元青花，“(故)宫里(故)宫外”、“有派”“无派”，便会争论不休。
我有一位朋友，在北京某拍卖公司当老总。他给我讲述了一件秘事。
“去年秋天，我亲自约请了宫里宫外两位国家级文物鉴定老专家，出京去给一个有关元明瓷器的传说作鉴证。离开北京时，在火车上，那位宫里的专家与另一位‘有派’专家打赌，一个说:‘要是见着了元青花，我砍下脑袋给你们当凳子坐！’另一个则开玩笑道:‘还是留着脑袋吃饭用吧！’
“第二天，我们来到江西与福建两省交界处的一个小村庄。那里正在修公路，推土机掘开了几公里的山丘，听一些民工说，经常会在施工时出土一些陶瓷器。当天晚上，我的内线——当地一个搞建筑的包工头，领着我和两位专家来到一个土堆前，让他手下的工人扒开面上的浮土，又向下挖了大概两米多深，露出一个青砖砌的古窖，从里面取出一对云龙纹兽耳罐，一只是青花釉里红，另一只是釉里红。两位专家在开挖前对现场进行了近距离观察，后来又打着电筒对窖内情景进行了辨识。回到旅馆，他们一致确认那一对兽耳龙纹罐是元代景德镇的窑口所烧制。
“第二天夜里，那个包工头又领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在另外一处山凹里扒了一座老坟，亲眼目睹了一只有‘大明宣德年制’款的青花梅瓶出土。你猜怎么着？在回北京的路上，那位宫里的专家还坚持说:‘不要以为我认输了，这只是一个圈套，事先埋下去的东西！’我问他:‘先甭管是不是圈套，您看这几件东西是真是假？’他回答说东西都是真的。我又问他:‘既然东西是真的，按照你们的理论，元代瓷器只有300件，而且精品全部都在国外，那这些事先埋下去的东西又从何而来的呢？’另一位‘有派’专家揶揄道:‘那还不简单，从故宫偷出来埋在这里的呗！’接下去，大家都不吱声了。”
“后来，你猜怎么着？”朋友神秘地告诉我:“那位故宫的朋友回京后就开始撰写论文，承认民间存在元青花精品。他的一些同事听说后，纷纷给他打电话，说他亲眼见到的是一场针对元青花之争的全国性大阴谋。最终，那位专家的文章官方刊物不给刊登。可是不管怎样讲，这也算是故宫后院起火了，有‘宫内人’敢公开出面证实民间确有元青花存在……”
“元青花只有300件”的说法源于英国牛津大学考古系博士蒋奇栖。1993-1996年，蒋博士在考察土耳其、伊朗、日本等地博物馆后，得出结论:“中国的元代青花瓷所知的存世只有300件。好的、重要的瓷器都没有在中国，而是在国外。”
尽管蒋博士的这一段话只是个人考察意见，但多年以来，一直被国内舆论广为引用。而且，其中“现在所知的只有300件”一语，被误传为:“全世界只有300件”。
事实如此，就在蒋博士作出上述结论后不久，在江西省的高安县、九江县、河北保定、北京元大都等地，都出土了不少非常精美的元青花瓷器。
记者不禁心存疑惑:难道紫禁城内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全世界的元青花只有300件”？而紫禁城外的专家们就真的认为“满城尽是元青花”？商业资本对文物的恶性介入，不可避免地污染了文物市场，一些光怪陆离的财富泡沫，发酵了一幕幕荒诞不经的“国宝大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