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府制造的铭文铜镜

在商、西周、春秋时期,虽然青铜铸造业比较发达,但主要产品是青铜礼器、兵器等,在奴隶主眼中,这些都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神圣之物,因此必须在奴隶主严密监视下的作坊中制造,谈不上私营铸造业,铜镜这种贵重物品,自然也都是官铸的。战国以后,工商业日益发展,但因为官方仍要控制兵器与钱币的铸造,所以连铜镜也一并严密把持。再说,铜镜的普及,使官方看到了一条聚敛财富的新门路,于是便像盐铁专卖权归皇帝一样,铜镜的专营权也归属了皇家。西汉铜镜铭文中有大量的“尚方”铭,如“尚方御竟大毋伤”、“尚方作镜真大好”等等。我们知道,尚方秦代属少府的分支,负责制作专供皇家使用而禁止民间私造的物品,汉代沿袭,后来并分设左、中、右三个尚方(《汉书.百官公卿表》),魏晋沿用,东晋时又只设一个尚方(唐杜佑《通典》)。由此可知,起码西汉时铜镜的铸造业是以官方为主的。但由于铜镜的日益普及,民间私铸也就发展起来,并且从西汉末期开始成为主流,这时铜镜上的纪氏铭文很多,一些“朱氏”、“王氏”等铸镜名家可能是官方允许的私人铸镜,否则怎敢明目张胆地标上姓氏字号呢？官私并铸的情形一直到宋代仍然盛行,“湖州铸监局造”、“婺州官铸造监”等铭文的铜镜是官府制作的,而大量的铜镜都是私家手工作坊造出来的,如“湖州石家青铜照子”、“临安王家”等铭文便是私铸的证明。从考古发现来看,西汉以前的官铸为主,西汉末期私铸开始流行,后来私铸铜镜占了绝大多数,明清时便很少见到官铸铜镜了。

由于原料产地及手工业发达程度等原因,总有一些地区的铸造业比较发达,由此便会使匠师们相对集中于某一地区,技艺世代相传而形成中国古代铜镜的铸造中心。

战国时期,楚国便可能是一个铸镜中心。根据考古发现,湖南长沙发掘的近二千座墓中,出土铜镜的墓葬占总墓数近四分之一,而同时期其他各地方的铜镜出土量则很少,如在洛阳、咸阳等地,一个墓地中往往有一百多座或数百座墓的发现,而有铜镜随葬者也不过数座墓,与长沙战国墓中出土铜镜的数量远不能相比,说明今天的湖南地区,可能在战国时是一个铸镜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当然,其他地方也铸镜,只是规模不大罢了,如河北易县便出过镜范。两汉时期,洛阳作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又未经受秦末战火,所以便成了最繁荣的工商业都市,铜器铸造业极为发达,起码在王莽时便已形成了专门的铸镜行业。日本发现一些铜镜铭文中有“铜出徐州,师出洛阳”,说明这里的匠师技法超群,名声远播海外。

东汉中期以后,南方的铜镜业有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会稽山阴(浙江绍兴)、江夏郡(湖北安陆)、广汉郡(四川广汉北)、蜀郡(四川成都)等几个中心。随着铸镜地区的增多,铜镜便有了地区特点。西汉中期以来,黄河流域的北方地区主要流行连弧纹、规矩纹、乳钉禽兽纹、叶纹及夔纹镜等,而长江流域的南方地区则除上述镜外,又制造出具有自身特色的神兽镜、画像镜,并很盛行。

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政局动荡,经济萎缩,使北方地区的铸镜业遭受了很大打击,从此便一蹶不振,只有洛阳似乎仍保持有一定的生产能力。南方地区相对安定,经济上超过了北方,尤其是原以铸镜而著称的会稽山阴(今浙江绍兴),铸镜业成为当时最大的中心,产品远销海内外。另外湖北鄂城也成为一个重要的铸镜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