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四台老家
鲍尔吉•原野
胡四台的白天和夜晚像两个地方。这么说，早晨、中午、下午都不一样。8月的太阳像卸车一样把热量倾泻在科尔沁沙地，周遭白花花的，人被晒得睁不开眼睛。最热的时候，空气里如有声音：“嗡——”，这是阳光照在沙漠上的声波，传自太阳。在白天，胡四台的房子和沙漠颜色相似，燥白；树和庄稼发灰。一切静悄悄的。到了傍晚，村庄开始一点点蠕动。我是说，炊烟和小孩游动时，狗和毛驴在动，房子也走动起来，像从冰块里活过来的鱼。玉米恢复黑肥之绿，饮马的石槽淡青。我哥朝克的房上有瓦，明黄色。鸭子不知从哪里钻出来，竟有一群，蛋囊岌岌乎坠地。人们出现在家门口，全有笑容，世俗生活又回来了。
这是说傍晚。而早晨，胡四台又如另一个地方。空气的潮湿，可称为晶莹。沙漠金黄，我哥的屋瓦润红，这是雇拖拉机从甘旗卡买来的。马向我们致眨眼礼，睫毛俊美。杨树的树干白里透青，挺拔如俊男，真是“宫娥不识中书令，问是谁家美少年”。屋脚丛草沾露，朱雀、绣眼、冠纹柳莺，还有山鹛在羊圈横木和马棚顶上俯仰乱唱。保刚开始洗头。
吾侄保刚对我放在窗台上的一瓶洗发水发生兴趣。在我沐头之前，他不知这个鲜艳的塑料罐里装着什么东西。我倾之浴发，泡沫如棉花，屡搓屡出。保刚赞叹：“这才是最好的东西。”然后，开始仿试，用洋井的凉水一日洗10遍。作为叔叔，我赞许贤侄清洁，但受不了他的歌声。保刚洗头必唱歌，唱歌必唱流行调：明明白白我的心。吾我尔汝，情倾爱哀，一派洋泾浜汉语。
在胡四台，草木山川甚或人的相貌都为蒙古民歌而设，苍凉恒远，像天空飘来的绸子。保刚这个小兔崽子用轻薄歌辱杀了风景。有一天，保刚丢了５元钱，遭嫂子叱骂。我于心中发言：骂得好！骂得好啊！并用指骨叩桌，使吾嫂的詈骂加入板眼。
进夜，我住的东屋成为议事堂。我与朝克坐炕之两厢，中置饭桌杯盏，地上站立女人和孩子。朝克谈经济，如玉米之销售收入；谈教育与文学，如酒后教他孙子吟诵格萨尔王诗篇；谈未来，即保刚的婚事。谈完，“滋儿——”（酒过唇），问：“难道你不说一些什么吗？难道沈阳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吗？”女人和孩子都用表情拥护朝克的提议。
沈阳每天都在发生非常多的事情，但我说不清楚。沈阳制造的歼8-Ⅱ飞机难道不是事情吗？春天广场时装秀，大街上有17000辆出租车飞快行驶，跟他说不清楚。我说：沈阳——蒙古语称之为“穆格顿”——有七百多万人口，我不知道别人在做什么事情。
穆格顿有七百多万人口？他们吸气，向上翻眼，嘴里“丝丝”地惊叹。借此，我吃点菜并喝酒。
“那么，”阿拉它姐姐吃惊地望着我，“你早上一开门，就见到好多人站着？”好多人站着？那成专家门诊了。我告诉姐姐，在沈阳，出门见到许多人，无论早上、中午或夜间。
丝儿——他们吸气。
“没问他们在干什么？”朝克问。
“不能问。”
“为什么？”
我回答：“修自行车的就在修自行车，不用问。”
“在马路上走的人呢？”
我说：“也不能问。问你到哪里去？那不行。工作，人们在工作。”
朝克小声对他老婆说：“他把走路叫工作。”
我嫂子更小声说：“喝醉了。”
我假装醉了，眯着眼睛，省得回答这些难题。我所喜欢的，是这么多张面孔和我血缘相通，一同沉浸在奶茶的气味和蒙古语的言说中。
有一天，朝克告诉我，“明天有人来看你，巴丹吉林村的满达老人，套车来。”
“是咱们亲戚？”
“没亲戚。他说想看一看沈阳人。”
我闻此言，何止意外。我不是经典的沈阳人，本生边地，侥机遇之幸于其间谋食，怎么宜人套车观瞻？
满达老人一早就到了。他的毛驴车上铺着红花绿叶图案的棉被，还有旧军用水壶。进屋上炕，敬茶，朝克卷烟双手递给老人。老汉喝一口茶，烟雾从鼻孔漾出，海狮胡子漾花白。
“沈阳的庄稼怎么样啊？”老汉开口问。
“沈阳郊县的庄稼很好。”
“唔。”老汉喝茶，问，“沈阳的天气怎样啊？”
“越来越热了。”
“可以种西瓜。”他说。过一会儿，又问，“沈阳还有卖丝线的吗？”
半天，我想起马秋芬写的《老沈阳》提到中街吉顺丝房的事，说：“已经不卖了。”
老汉拉过我的手，捏了捏，放下，说：“沈阳有很多蒙古人吗？”
“有７万人，”我回答，“大学里也有蒙古孩子，聚会的时候唱蒙古歌。”
“是吗？”老汉似乎感动了。
“是的。”
老汉看我，仿佛从我的面孔中看到遥远的沈阳，而后微笑着扳腿下地，划拉鞋，说： “我走了，到那什罕村的孙女家。”
上驴车时他转回身说：“沈阳好啊！我18岁去过，过去70年了。沈阳多好。”白嘴的毛驴，耳朵立而又平，像告别。
我目送老汉的驴车远去。他的言说像诗，像讲给自己听的话，很柔软，让人生出一种难过。谁能知道，科尔沁沙漠深处，有一位88岁的蒙古老汉心里在想沈阳。多年前，有他少年履迹或许还有爱情的沈阳。像英国古谣《苏格兰的蓝铃花》唱的：多年以前，多年以前……
阿斯汗的蓝胡子
胡四台的野花不是很多，在日晒和下雨的时候，野花不知跑到了什么地方。
昨天早上，和阿斯汗去公社的商店。在公路旁的风车下面，发现一小片野花，白百合、红百合与蓝色不知名的花，花瓣带弯钩。阿斯汗用唾沫把蓝花粘在上唇，像扑克牌“Ｊ”的样子。
今天我们又来到风车下面，花没了。“让保刚的毛驴吃了吧？”阿斯汗说。
我蹲下看，花连痕迹都没了。我们走错了地方吗？风车的轮子慢慢地转，有时倒转。风天，叶片杀死了小鸟。满特嘎的母亲红兰大娘见到风车就要啐唾沫。
走到朝克房后的湖边，看到有一滩花和风车下面的一模一样：白百合与红百合、阿斯汗的蓝胡子。不能说花把家搬到了这里，但像极了。有一次，我在河边看见一片百合，整整齐齐的白百合，没有其他花朵加入。后来再到那个地方，百合也蒸发了。我想，一定会在什么地方看到它们，还是那些百合，没有别的花朵加入。
在草原上，记忆花的位置、草地的位置不太容易，缺少参照物。也许大脑对广阔的空间不会记忆。譬如，天上这一块云彩是哪一块云？它左边和右边的云又是哪一块云？记不住。好记的东西是房子、风车、孤零零的树、公路和河流。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二姐夫满特嘎，他不以为然。
“咦，”他笑着摇头：“这个地方就在这里，那个地方就在那里，这是不会错的。”
他在说唯物论。其实我没否认这些地方的存在，说记忆。
“咦，”满特嘎又摇头：“这个（他伸出食指）和这个（中指）还有这两个（无名指和小指）你分不清吗？”
我进幼稚园得了，分不清“这个”和“这两个”。
“都是指头，”满特嘎说，“长的位置不一样。”
我只好说他说得很对。
阿斯汗的“J”胡子，引起二姐阿拉它惊诧：“You yi mi? Bie Lie! ”（蒙古语：什么呀？妖障！）阿斯汗愈发得意，在各屋巡行，不时站到衣柜的镜子前，把蓝花瓣整理一下。塔娜说：“简直像个海盗。”坐在阿拉它家的炕上喝茶，见窗台外探出一朵牵牛花，像小孩踮脚朝屋里看。紫兼有深蓝的牵牛花多干净，它的色彩与过渡，画是画不出来的。
甘珠
“绰洛特的地方，只出了一个县团级干部，”这是我父亲的独语，指自己，绰洛特是他的出生地，“出了两个专家。”
“专家是谁？”我外甥阿斯汗问。
我父亲很高兴这样的提问。因为他频繁独语，我们早已掌握内容，从不问。但不问就像说相声没人捧哏一样，进行不下去。
“啊，”我父亲伸出手指点划，表示重要，“专家就是甘珠和温都苏。”
“您不是专家吗？”我女儿说。
“嗨！”我父亲不以为然，“我算什么专家？跟那帮土豹子比，有一点文化。跟专家比，差太远了。”
我母亲插话：“这么说还差不多。”
“什么差不多？”我父亲流利地把自己的业绩说了一遍，最后质问，“这还不算专家吗？”
我母亲已进入厨房，这一通有理有据的独白，只让阿斯汗和鲍尔金娜开心。他们发现，奶奶的话像一根明快的导火索，每次都引发一串连环爆炸。
甘珠是我的哥哥，央视最早的记者。温都苏是一位草原专家，和我家也有亲戚。
央视当时的呼号叫北京电视台，节目好像并不播出，播出一般人也看不到。在60年代末，普通人家没电视机，收音机也不多。甘珠奔赴祖国各地拍新闻。一次，他从延边回来路过我家，拿出两个苹果放在桌上——该苹果之硕红使我目瞪口呆。甘珠说，这是亚洲最大的苹果园所产的苹果，送的叔叔。我父母经过谦让推辞，收下了一个。另一个带回北京，给他的孩子。甘珠这次拍的新闻，必是苹果园的红硕景象。
一天晚上，甘珠来到我家，神色不安，慢声说：“叔叔，有一件事我要告诉您。”说着瞥我们一眼。我和姐姐已钻入被窝，正等着听新鲜事儿呢。后来，我姐真睡了，我只是偷偷闭上了眼睛。他们把窗帘挂上，关紧门。
“叔叔，”甘珠的声音近乎耳语，当然是蒙古语，而我被这种气氛熏陶得心情激荡，太像电影了，“陈毅追悼会，我去拍的片子……”
“哦，哦。”我父母应和。
甘珠仍然慢慢地说：“……毛主席参加了追悼会。后到的，只穿着睡衣。”
甘珠见到了毛主席，太厉害了。
“主席没有理发，也没有刮胡须……”
毛主席有胡须？
“他哭了……”
毛主席哭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毛主席从来都是乐的。怨不得他们拉窗帘。
“哭得很伤心。”
过了一会儿，我母亲小声抽泣。父亲很不满，他认为母亲根本不够级，说，“你这干啥？”
甘珠接着说：“毛主席鞠了三个躬。”
后来，谁也没再说话。陈毅逝世，毛泽东为之大恸，使他们感到陌生而茫然。当时我父亲身上还有一堆“问题”没解决，不知道甘珠之所见，对他们这些微末的人所包含的意义是什么。而甘珠说这些，在当时要冒杀头之罪。他还说毛主席哭得鼻涕那老长，这不是找挨枪毙吗？后来我睡了。再后来，我常想这件事，第一次把普通人的感情和领袖联系在一起。毛主席哭了，说明他也有悲伤。想到这个，我也不禁悲伤。
甘珠是一个孤儿。他血缘上的亲人只有一个姑姑，即我大娘。顺着这个线索，我父亲成了他的叔叔。那时他的工作十分辛苦，一个人背不动当时笨重的摄像设备，要用车拉。在许多地方，人们疑惑他的工作，问：你在拍电影吗？说不是。你在拍照片吗？也不是。既然不拍电影不拍照片，你还能拍什么呢？在60年代末，不大容易说清什么是“电视”，说这个像说假话一样。在我印象中，甘珠年轻的时候相貌硬朗。他翻译过许多科学书籍。有一次，我到甘珠家里做客，他和妻子请假招待我，菜一道道地炒好端上桌，我不好意思，因为还是个小孩。面对这么多正规的炒菜，像是一个骗子。然而甘珠诚恳地——他永远是诚恳的——向我敬葡萄酒、说话，和我父亲请别的大人到家里吃饭一样。他有两个儿子，均顽皮，走到每个房间都伴有稀里哗啦的响声。那时是冬季，他大儿子为我表演往自己后脊梁的棉袄里塞三个雪球的游戏，令人惊讶。后来，我姐塔娜从北京回来，说甘珠的两个儿子都上班了，高大英俊，说北京话。说到这儿，塔娜大笑。为什么说北京话就可笑呢？因为这两个小鬼幼时只会说蒙古语，改北京话令人耳目一新。
甘珠老了之后，白发苍苍。我见过一张父亲和他与萧乾合影的照片。萧乾浑如弥勒佛，而他和我父亲都像从草原深处走出的牧人，甘珠的笑容诚恳安详。我父亲在北京为翻译的事情奔走时，全由甘珠联络陪侍。听我父亲说，有一次，他走着发现甘珠不见了，回头看，甘珠蹲在地上，面色苍白。我父亲问怎么了，他回答心绞痛犯了，然后吃药。病症缓解后，他们继续赶路。到了晚上，我父亲问甘珠：你犯了病为什么不告诉我呢？甘珠说：怕你着急，我知道一会儿就能好。我父亲又问：要是真有危险呢？甘珠说：那就该怎么样就怎么样了。
我听了这件事很意外，甘珠恭谨细心，没想到竟如此达观。
狗的时间观念
常听到狗的故事。如某人远走某地，把狗送人寄养。过了不久——《史记》将此写为“居无何”或“居无几何”——狗在某个早晨出现在前主人面前，像一个周游世界的乞丐一样眼泪汪汪，如谓：这就是你干的好事。主人原以为吾犬不可见兮，见此，惟有痛哭。居无何，狗死掉了，累的。长时间的奔跑，不舍昼夜。没有教练，没有科学的运动量，没有营养师配餐，狗跑死了。闻此，吾每每太息：不能养狗。在品德上我们不及狗，养反生累。虽然里根尝言，若想在华盛顿找一个朋友，就只好养一只狗。华盛顿的政客、律师太多，何以解忧，狗。
狗的奇不只在忠诚，还在听话。听话者，闻其言观其行，进入人类的话语系统。我对此理解尚浅，狗怎么会听懂人话呢？倘如此，说明它掌握相当大的单词量，粗通语法。歌星最爱说一句话：“观众朋友们，你们好吗？”这话牵涉指代，“观众朋友”与“你们”是一回事，“们”乃复数，“好”与“吗”指出状态和疑问。狗众朋友们，你们懂吗？我的无数养狗的朋友以不容怀疑的事实举证——比这复杂的话狗也懂。
那么，这个事先放下，算懂。而在东村，吾堂兄朝克的狗懂的是蒙古语，更显好笑。狗懂汉语已经很难，怎么会懂蒙古语呢？对狗来说，蒙古语与汉语孰为难懂由专家研究，我说的是，当格日勒远逸之后，狗也离开了东村。我在朝克家见过格日勒那只狗，名巴达荣贵。当朝克痛斥格日勒的丈夫不治生产时，与淮阴的漂丝妇女骂韩信口气差不多：“大丈夫不能自食。”狗在炕沿下面聆听摇尾，而后抬头看格日勒的丈夫宝莲。
格日勒家里最干净的东西是锅，不怎么做饭。我爸莅临格府，先掀锅盖，见而痛心，“看看！看看这锅！”格日勒、其夫其狗都低下了头。我爸接着找粮食。如果有粮食而锅太干净，证明其侄女懒。然而没找到粮食，吾父叹气，背手离去。巴达荣贵欢快地追随我爸，围前围后，极尽跳跃。它发现，在那些日子里，我爸到了哪里，哪里的锅就开始忙，香味绵延飘散。
过了不久，即居无几何，吾妹格日勒被牵涉到一桩愚蠢的讼事之中。他们借了别人2000元的高利贷，房子、马、几只羊和锅，特别是地，转移到债权人手中，反欠人家3000元钱。他们到苏木（镇）上请干部主持公道。说：我们借了这个人2000元钱，还不上，抵了财产，为什么反欠他3000元呢？干部把大茶缸子往玻璃砖的桌子上一墩，说：“懂不懂法？”
格日勒一怔，其夫躲到她身后，巴达荣贵“嗖”地跑了出去。
我听我妈介绍到此，不禁赞叹。只一句“懂不懂法？”就把什么房子地、谁欠谁钱都挡回去了，既不打，又不骂，还跟政策沾边儿，显示了语言的威力。愚夫愚妇怎么敢回复懂或不懂法？退一万步，姑且说“懂”，干部再问：“懂什么法？”还得败下阵来。谁能尽知世上都有什么法。在东村那个地方，司法助理、法庭庭长、派出所长都由一人担任，即墩茶缸子的干部。身兼数职是为着节省开支、减轻牧民负担。他还兼有其他官员的妹夫、外甥和舅爷这些社会职务。巴达荣贵被“懂不懂法”吓跑了，宝莲在哆嗦。格日勒由于脑瓜不开窍，还嘴：“反正我不欠他3000元钱。”她意思是房子地都没了，钱应该抹掉。
助理•庭长•所长．com又问：“懂不懂利息？”
格日勒败下阵来，她真不懂什么叫“利息”。朝克解释，钱和别的东西不一样，它要下崽，崽就是利息。格日勒认为朝克的解释很下流，无端地把钱与生殖联在一起。
她反问：“你们家的钱在箱子里下崽吗？胞衣埋在了房后吗？
”朝克称：“钱在自己家里下不了崽，借给了别人，一定会下崽。银行就是钱下崽的好地方。”“Bie Lie！”格日勒说。这句话不好翻译，约有“妖障”的意思，骂人话。
在法和利息的威慑下，格日勒一家决定逃走。他们走了，谁也不知道去了哪里。朝克知道格日勒要跑，但没问具体地点，当然也没有送行，免得自己喝醉之后说出去。
过了半年，消息隐约传过来，说格日勒在锡盟。
下面说狗，即巴达荣贵所为。格日勒走后，巴达荣贵一度在村里游逛，也去朝克、阿拉它（格的二姐）和利宝（阿的长子）家里串门。居无何，这狗没了。不知什么时候，有人提起这个话题：巴达荣贵呢？
“吃肉了。”朝克认为这事太简单，有好事者将此丧家之犬宰了下酒，无他。一只无人庇佑之狗，又不治生产，问它做甚。
事实上，巴达荣贵奔赴锡林郭勒大草原，去找格日勒。但事情如此平凡，就不值得写下来。巴达荣贵到了锡盟之后，并没有去格日勒所在的东乌珠穆旗，而去了距东乌珠穆旗300里外的西乌珠穆旗的某人家里。有狗自远方来，这家人收之，和羊群同出同入。隔了两年，即730个日夜之后，格日勒和宝莲离婚。这消息是听我妈说的，我问“后来呢？”
“后来，格日勒又找了一个人，建筑队的。”
“是蒙古人吗？”我问。
“是。”我妈回答。过了一会儿，她突然说，“哎，可别说了。你猜猜，格日勒在新婆家见到谁了？”
“谁?”
“嗨嗨，可别说了。狗，东村的巴达荣贵，跑他们家去了。”
“格日勒的狗跑到后结婚那个男的家去了？”
“对！”我妈拍腿，“格日勒还没离婚呢，狗先上他们家了。”
“这么巧？”
“什么巧！”我妈说，“这个狗见过那个男的，格日勒早就跟他有来往。”
我不禁惘然：“狗早就知道格日勒会离婚？”
“谁知道。”我妈感叹，她对离婚的事历来感叹，“格日勒算乱套了。”
格日勒的生活，早就“乱套了”，经济、政治无不如此。然而其狗巴达荣贵仿佛已经预知这一切，暗中等待甚至及早介入。如果狗真的这么聪明的话，人更不敢养它们了。譬如一个沈阳人想上广州读EMBA（高级工商管理硕士），而狗早在南国的校门口蹲着，太那个了。再者，某官喜敛，后收监青海劳改，那么在青海的一个农场的田埂上，官的犬正向他张望，更那个了。
狗犹如此，人何以堪。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