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英凯
两天前拙文谈到,把战争的概念域映射(mapping)到其他社会生活的概念里,语言学家把它叫做战争隐喻。使用战争的概念隐喻有着文化的普遍性。Lakoff和Johnson在他们的上述著作中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辩论是战争。”在股市里,在医疗行业,在行政领域等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里使用军事语——使用战争隐喻这一现象在世界上所有语言中都会出现——这是概念隐喻理论的普遍性决定的。但是隐喻使用的文化普遍性是不对称的,这可以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得到解释。军事语是要列入到“社会方言”(sociolect)里的,社会方言与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原因正如前两天的拙文提到的一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国之大事在祀在戎”上对军事高度重视的社会性;更重要的是第二点:我国大陆上层社会以及下层转业或退伍到地方工作的军事干部对军事语的超常喜爱和持之以恒的使用惯性有极大关系。这就解释了我国的港澳台以及诸如新加坡这些同样继承传统文化后使用军事语言相对大大少于大陆内陆的最根本性的原因。
(上图为黄友义文章的插图,强调的估计是少用军事语,促进世界人民的友谊。此处“拿来”使用。)
以上是从认知语言学和社会语言学角度对军事语使用目的的分析。从词汇学的维度看,语言交际中存在着不自足性,而词汇系统内部的动态调节可以弥补这种不自足性。方法可以包括借用具有固定涵义的行业语(jargon),通过它们词义的泛化实现语言的动态平衡。而使用军事语就是对它们语义泛化的应用。具体地讲,就是把军事语的语义范围扩大到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股市、医疗行业、行政领域以及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这样,绝大部分的军事语在保留原义项的同时,在原义基础上把语义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由军事语专指的精确性、单义性和专业性扩大到泛指的通俗性。这样一来,在无需改变这些军事语的语音形式和结构形式的情况下,它们本身发生语义变异,生出更复杂的语义内涵。这属于语义学里包括语义贬降、语义扬升生、语义缩窄和语义泛化在内的“语义泛化”。这本身就是一个有益的研究题目。例如“中国语言学人论坛”有位研究成果可亲可敬的Pan 老师提到“工程语泛化”也是跟“军事语泛化”走的同一个语义演变路数。
正如我昨天引用的杨洋和董方锋所论:战争用语的过度使用,容易使其自身成为一种陈词滥调,成为一种套话,久而久之则失去修辞张力。再者,战争话语的体系建构起一种战争思维方式,对其使用者会产生无意识的导引作用。
战争追求以压倒性的毁灭力量来赢得胜利。社会生活领域尤其是行政治理本质上不是战争,各领域的工作人员不应沉迷于战争话语的修辞快感中。
除了杨、董两位年轻学者之外,我自己这两天提到的有关股市的论文里也提到:“经常这样使用,就会陈陈相因、由熟变俗,就会使它们由“有标记的”语言变成“无标记的”语言,甚而渐渐给人以陈腐之感。
这只是从修辞作用方面而言,可是事实比这一点的危害性更为显著:
锋镝频响、硝烟遍布的军事语的大量使用的副作用,正如国务院外文局黄友义先生指出的那样:“我们特别习惯于使用军事化的语言,中国参加奥运会的代表团称为'奥运军团’、篮球比赛是'篮球场上燃起战火’……但是翻译成外文就应当多用一些平实的词语,少一些火药味,因为翻译的任务是沟通,而绝不是误导。”⑤他说的误导在上下文中的意思是:如果直译,容易给人以“中国人比美国人更好战”的印象。黄友义先生谈的是体育,其原则无疑也适用于所有社会领域。
今天的随笔写到这里。明天我们专论军事语超常规使用的社会原因和错误的修辞理据
注释: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载《中国翻译》[J]. 2004(6)
(2022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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