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
仕与隐,对于文人们来说,本来不是什么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事实上,自隋开科取士以来,“学而优则仕”已是读书人的最佳出路,无论他们唱着怎样的高调,为江山、为社稷也好,为理想、为抱负也罢,但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囊莹映雪,发愤苦读的目的,就是“白首为功名”,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辛弃疾《破阵子》),“治国济家平天下”,既光宗耀祖,又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官场毕竟不是读书人书房的后花园,想逛就逛的,它未必好混,仕途也未必顺遂。纵有凌云之志,经天纬地之才,上边却无人识得,或是小人当道,阻塞进贤之路,壮志难酬者不在少数,于是便常常感叹于“英俊沉下僚,圣贤多寂寞。”进不了官场有怨气,入了官场的又有怨言。你看那浪漫豪放的李白,一旦被朝入宫,侍在君王侧,就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唐·李白《玉壶吟》)。一旦失意了呢,又是怨怼不已:“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所谓金榜题名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遍长安花”(唐·孟郊《登科后》),只是步入仕途的一时欣喜,官场的阴暗险恶非一般人所能应付裕如。
“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无名氏《今日良霄会》)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时不我待的焦虑,晋身官场的不易,以及官场经历的不顺,导致种种郁闷常常使文人们有生不逢时之感。“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人在应考失利后,求仕无望,只好心灰意冷地回到故乡,尽管诗中说得含蓄婉转,还是掩藏不住心中的抑郁和愤懑。在这一年将近的岁暮时光,更感韶华易逝,岁月如流,“白发催年老”,竟然一事无成,哪得不愁肠百结,永夜唏嘘呢?不得不断了做官的念头,隐居在鹿门山,做一位真正淡薄功名利禄的隐士了。
人怕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连作为的机会都没有啊。几经消磨,几番挫折,雄心和壮志、锐气和斗志逐渐淡去,其中一些终于明了“兼济天下”之不易,便会萌生退意,想到“归隐”,想到那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的山林与田野。企图借这种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来排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在他们的心底,山水与田园不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山水与田园,那是得志者和不得志者共有的精神家园,一个可以供他们身心退归回去,休养、舔护仕途打拼后身心俱乏的世外桃源。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中,文人们给我们刻画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常态的物境:山水田园与形色官场。
其实,所谓“归隐”,也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正如出仕并非其自以为是的举手之劳,能否出仕并非个人说了算,仕得顺否也非他说了算一样,能不能归隐也不是一件易事。这里面便有个“不能隐”和“不想隐”的问题。“不能”,或因情势,或因志趣,或者只是皇上的一个不准。譬如写过《归田赋》的汉代张衡,极力向往那种可以沐浴春风,聆听鸟鸣,踏青赏花,沉思行吟,弹琴读书,写字著文的悠然自得、随心所欲的生活。可是他的辞呈递上去以后,皇帝却理解为他嫌官小,皇帝也不愿被人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唐·李商隐《贾生》)的昏君,野有遗贤,就是为君不明啊。所以皇帝为了让天下归心,自然是要再加恩宠,以示求贤若渴的爱才之意。但官场亦有游戏规则,做臣子的可以闹点儿小情绪,但不可以过于固执,否则就是“不识数”,轻则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李白《将进酒》)的李白被逐出朝廷放还江湖,重则如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被贪图虚名的晋文公一把大火烧死在隐居地绵山,还搭上了老母亲的性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里,你又能隐到哪里去呢?那田园再荒芜,也不许你自由地归去来兮。
更何况还有一个“不想隐”的问题。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地方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在古代文人中,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者有之,可毕竟是廖若晨星啊,他们死读诗书,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在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中,口口声声喊要讲气节操守最多的是文人,最没有气节,最不讲操守的还是文人。中国有句古谚语叫:“老而无耻莫如冯道”,说的就是五代时出尔反尔,认贼作父,历经五朝的“不倒翁”宰相冯道。在战乱纷起、天下无道的乱世,他不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是“有奶便是娘”,放弃一切做人的准则和尊严,脸皮儿特厚,谁执政给谁当看门狗,“狼虎丛中也立身。”
何况,要想真正地归隐,还要有个前提,就是在当政时得捞足了享乐的本钱,才有资格行走在山水之间,徜徉在阡陌之上,仙风道骨般有滋有味地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否则,你真的回到了田园,放下读书人的斯文或是做过官吏的架子躬耕农亩时,你才会真正发现,田园里除了山清水秀的怡人风光之外,也还有很多入不了诗画的东西和况味。当“草盛豆苗稀”,收成无着,温饱无望之时,谁还会想到归隐呢?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窘迫狼狈生活,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立登要路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至于借隐说事,以隐扬名,以退为进者,则更显古代文人的功利心与读书人的机巧。据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载,卢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翼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卢藏用身在山中隐居,心里却还念念不忘山外的事情,保持着和世人的交往,一直留意着朝廷,以期被早日征用。果真后来被朝廷得知,征召为左拾遗,以后又做过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尚书右臣等职。原来他只不过是想通过隐居来沽名钓誉。时人讥讽他为“随驾隐士”,也就是说他是个追逐名利的假隐士。这种以隐求仕,欲擒故纵,被后人谑称“终南捷径”。
官场不好留,田园又归不去,仕与隐,消极出世与积极入世,就这样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结,困扰着数千年来的读书人。
联系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