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则朝廷庙堂，退而江湖山野”。对于中国古代的文人来说，心中有着两个永远解不开的情结：或是出仕或是归隐。
仕与隐，对于文人们来说，本来不是什么非此即彼、鱼和熊掌不可得兼的两难选择。事实上，自隋开科取士以来，“学而优则仕”已是读书人的最佳出路，无论他们唱着怎样的高调，为江山、为社稷也好，为理想、为抱负也罢，但头悬梁，锥刺骨，凿壁偷光，囊莹映雪，发愤苦读的目的，就是“白首为功名”，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学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宋·辛弃疾《破阵子》），“治国济家平天下”，既光宗耀祖，又兼济天下，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可官场毕竟不是读书人书房的后花园，想逛就逛的,它未必好混，仕途也未必顺遂。纵有凌云之志，经天纬地之才，上边却无人识得，或是小人当道，阻塞进贤之路，壮志难酬者不在少数，于是便常常感叹于“英俊沉下僚，圣贤多寂寞。”进不了官场有怨气，入了官场的又有怨言。你看那浪漫豪放的李白，一旦被朝入宫，侍在君王侧，就栩栩然得意，高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唐·李白《南陵别儿童入京》），在长安待了三个年头总共一年多的时间，就痛苦的叫喊着“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唐·李白《玉壶吟》）。一旦失意了呢，又是怨怼不已：“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所谓金榜题名后的“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观遍长安花”（唐·孟郊《登科后》），只是步入仕途的一时欣喜，官场的阴暗险恶非一般人所能应付裕如。
“何不策高足，先居要路津。无为守贫贱,坎轲长苦辛。”（无名氏《今日良霄会》）对建功立业的渴望，时不我待的焦虑，晋身官场的不易，以及官场经历的不顺，导致种种郁闷常常使文人们有生不逢时之感。“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白发催年老，青阳逼岁除。永怀愁不寐，松月夜窗虚。”（唐·孟浩然《岁暮归南山》）诗人在应考失利后，求仕无望，只好心灰意冷地回到故乡，尽管诗中说得含蓄婉转，还是掩藏不住心中的抑郁和愤懑。在这一年将近的岁暮时光，更感韶华易逝，岁月如流，“白发催年老”，竟然一事无成，哪得不愁肠百结，永夜唏嘘呢？不得不断了做官的念头，隐居在鹿门山，做一位真正淡薄功名利禄的隐士了。
人怕的不是无所作为，而是连作为的机会都没有啊。几经消磨，几番挫折，雄心和壮志、锐气和斗志逐渐淡去，其中一些终于明了“兼济天下”之不易，便会萌生退意，想到“归隐”，想到那没有尔虞我诈、没有勾心斗角的山林与田野。企图借这种生活保持一定距离的方式，来排解他们内心的痛苦。在他们的心底，山水与田园不再是那种真正意义上的山水与田园，那是得志者和不得志者共有的精神家园，一个可以供他们身心退归回去，休养、舔护仕途打拼后身心俱乏的世外桃源。于是，在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中，文人们给我们刻画了两个最基本也是最常态的物境：山水田园与形色官场。
其实，所谓“归隐”，也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正如出仕并非其自以为是的举手之劳，能否出仕并非个人说了算，仕得顺否也非他说了算一样，能不能归隐也不是一件易事。这里面便有个“不能隐”和“不想隐”的问题。“不能”，或因情势，或因志趣，或者只是皇上的一个不准。譬如写过《归田赋》的汉代张衡，极力向往那种可以沐浴春风，聆听鸟鸣，踏青赏花，沉思行吟，弹琴读书，写字著文的悠然自得、随心所欲的生活。可是他的辞呈递上去以后，皇帝却理解为他嫌官小，皇帝也不愿被人说是“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唐·李商隐《贾生》）的昏君，野有遗贤，就是为君不明啊。所以皇帝为了让天下归心，自然是要再加恩宠，以示求贤若渴的爱才之意。但官场亦有游戏规则，做臣子的可以闹点儿小情绪，但不可以过于固执，否则就是“不识数”，轻则如“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唐·李白《将进酒》）的李白被逐出朝廷放还江湖，重则如春秋时代的介子推，被贪图虚名的晋文公一把大火烧死在隐居地绵山，还搭上了老母亲的性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家天下的封建王朝里，你又能隐到哪里去呢？那田园再荒芜，也不许你自由地归去来兮。
更何况还有一个“不想隐”的问题。按中国传统的价值观来衡量，读书就是为了出仕，出仕只有成为将相，成为地方大员，才算不虚此生。在古代文人中，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者有之，可毕竟是廖若晨星啊，他们死读诗书，就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享受荣华富贵，在历朝历代的政权更替中，口口声声喊要讲气节操守最多的是文人，最没有气节，最不讲操守的还是文人。中国有句古谚语叫：“老而无耻莫如冯道”，说的就是五代时出尔反尔，认贼作父，历经五朝的“不倒翁”宰相冯道。在战乱纷起、天下无道的乱世，他不是“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而是“有奶便是娘”，放弃一切做人的准则和尊严，脸皮儿特厚，谁执政给谁当看门狗，“狼虎丛中也立身。”
何况，要想真正地归隐，还要有个前提，就是在当政时得捞足了享乐的本钱，才有资格行走在山水之间，徜徉在阡陌之上，仙风道骨般有滋有味地吟诵“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晋·陶渊明《饮酒》）否则，你真的回到了田园，放下读书人的斯文或是做过官吏的架子躬耕农亩时，你才会真正发现，田园里除了山清水秀的怡人风光之外，也还有很多入不了诗画的东西和况味。当“草盛豆苗稀”，收成无着，温饱无望之时，谁还会想到归隐呢？诗圣杜甫一生颠沛流离、四处奔波，“卖药都市，寄食友朋”，过着“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唐·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窘迫狼狈生活，还是希望有朝一日能“立登要路津”，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至于借隐说事，以隐扬名，以退为进者，则更显古代文人的功利心与读书人的机巧。据唐刘肃《大唐新语·隐逸》载，卢藏用举进士，隐居终南山中，以翼征召，后果以高士名被召入仕。司马承祯尝被召，将还山，藏用指终南山曰：“此中大有嘉处。”承祯徐曰：“以仆视之，仕官之捷径耳。”卢藏用身在山中隐居，心里却还念念不忘山外的事情，保持着和世人的交往，一直留意着朝廷，以期被早日征用。果真后来被朝廷得知，征召为左拾遗，以后又做过吏部侍郎、黄门侍郎、尚书右臣等职。原来他只不过是想通过隐居来沽名钓誉。时人讥讽他为“随驾隐士”，也就是说他是个追逐名利的假隐士。这种以隐求仕，欲擒故纵，被后人谑称“终南捷径”。
对于古代的文人来说，官场是一个永远的巨大诱惑，明知仕途险恶黑暗，也没有一个人能抵挡得住圣驾的召唤、朝廷的征用。武则天执政时期，一方面大肆提拔任用官员，一方面又乱杀滥捕，大臣早朝之前，都纷纷与家人哭泣告别，恐不复得见。有近臣劝武则天开恩，扑杀不止，天下恐怕无人敢来做官。武则天笑言，你看那晚上的灯火通明时，飞蛾投火，虽知必死，仍有前赴后继者，仕途怎会断绝？向往和身处官场，又身不由己，如履薄冰，于是山林之思，与田园之趣，则总在失意或寂寥时，成为一种精神上的麻醉剂，时时在招引着迷途的羔羊，安慰着数千年间文人们受伤的心灵。不甘沉静冷落的文人们有了这样的慰藉，就可以一面追寻着那永难实现的官场功名之梦，一面慨叹着人生的无常、生存的无奈。 
官场不好留，田园又归不去，仕与隐，消极出世与积极入世，就这样始终是个解不开的结，困扰着数千年来的读书人。
联系客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