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清河张家，康雍乾三朝的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皆出于清河张家，
张英著有《聪训斋语》，张英二子张廷玉著有《澄怀园语》，后人整理成集，从古至今影响着桐城诸人。
廉俭礼让，聪训传家。
立品，读书，养身，交友，怡情，持家，会心。七条家训看似空洞实则细致入微，概括而得张家祖训为——廉洁礼让。
廉洁，体现得十分明显，《聪训斋语》中载：“予于归田之后，誓不著缎，不食人参”，养生上，在告老还乡卸甲归田之际，仍不以“宰相”身份自居，不着绸缎，不吃人参。
据载，张英六十华诞坚持不办寿宴，不受贺礼，于妻子商定用设宴可能所需费用“制作衣绔百领，以施道路饥寒之人”且“性不爱观剧”。
布衣蔬食，至老不衰，而救人急难则动辄倾囊。廉洁，廉俭的品质在如今的桐城亦传为佳话。
廉为官之本，俭为廉只基。养廉必须以俭。从张家家训中可以发现，张氏认为作父母的应“教之俭用”，并把俭的内容归纳为“俭于饮食”“俭于交友”等等，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而且这也并不是空洞简单的教条。
在《聪训斋语》中，我们发现他切切实实地要后世子孙要把一年的日常开支费用分为十二股，一月用一股，月底总结所余，“别作一封”，用来应付贫寒之急，或者“多做好事一两件”。
而在实地走访之中，我们发现张家后人还在很认真地贯彻着祖辈的做法，而从六尺巷中的各户居民的采访中我们也能看出这种“俭”之精神的映射。
而关于“礼让”，已经从经典记载中传承到张氏家训里，成为桐城六尺巷的文化标签，成为桐城当地的城市内涵。
在采访到张氏后人时，先生说，张英万年居乡时，从不以“宰相”自居，仅以一位山间老人的身份与百姓交往，遇到担柴人，便退立道旁，主动让路。
史料记载，张英的桐城老家宅院旁有一块空地，与吴氏相邻，吴家越界占用，于是引起两家纷争。
张英家人便修书一封寄归：“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言肯意切，高古情操。家人接书，遂退让三尺。吴氏闻之，深感其义，亦退让三尺。于是桐城也就有了这六尺巷。六尺巷故事的精神内核也就是：“礼让”二字。
张家廉洁礼让的精神是传统家风家训最好的传承，而在当代对此的进一步理解和规范也是对于此种风气最好的注解。
在采访到潘忠荣先生时，先生曾经提及关于“礼让”的意义，即是礼基于法的基础上，具有原则性的礼让，现代意义上的礼让是道德层和法律层叠加起来的礼让。
世家大族之间的影响也是很大的。据桐城县志《清代文学世家姻亲谱系》相关材料记载，方家，姚家，张家之间联姻最为紧密，且地界已远达山西曲沃和江苏武进。
以桐城为基点，向外延扩散，以联姻的方式将每一个家族的优秀的家风横向传播至远方，从古至今的传承，成为桐城人的骄傲。
廉俭礼让似乎也不仅是张家风气，桐城鲁谼方家在这种社会风气的渐染之下也具有同样的品德气节。
方宗诚是桐城派后期的一位重要作家。因修《两江忠义录》深受曾国藩赏识，后任枣强县令。
十年枣强县令，政声颇佳，后任总督李鸿章也夸奖他。
卸任回家，属吏和百姓夹道相送，而他除了四大挑子书外，什么也没有，可谓两袖清风。
其子方守彝在替方宗诚整理书籍时，发现在父亲的文稿里，夹着许多金银薄片，
询问后方知，那全是属吏和好友为他卸任离别时送的礼品，他本不想收，但盛情难却，再说为官俸禄除了养家煳口，全用于接济当地的一些穷学生，身五分文积蓄，而自己所写的《俟命录》、《志学录》等几十卷，都无钱刻版刊印。
他对儿子说：“为父做官十年，未曾贪污半点钱财。这些银两都是朋友临别赠送的，我想用作印书的费用。”
方守彝听了，说：“父亲差矣。为官一任，富在一方。用受礼金银来印自己的道德文章，不仅使文章黯然失色，而且污染铜臭味。”
听了儿子的话，方宗诚幡然醒悟，连忙问儿子这些金银怎么处置？
守彝果断地说：“父亲有志兴学，培养人才，何不送回枣强，助资办学!”
方宗诚凝视儿子，欣喜地说：“方氏后继有人，护清门之家风有望矣!”此事见载于马其昶的《耆旧传》。
这样的优秀家训家风自然不仅仅是张家、方家几家独有，从走访中我们可以切实地感受到桐城人对于勤俭礼让风气的传承。
从古至今这种家风的延续传承已经通过联姻还有等等其他方式从一家传到另一家，从古传承至今。
从一家之风到几家之风，再到一城之风，“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如张英张廷玉，方宗诚等等的“秦始皇”们早已作古，但是他们传承下来的风气融入桐城这座城市的肌理，成为桐城人无形的城市文化名片。
或许这才是这种优秀家风的最根本的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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