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血缘与归属：探寻新民族主义之旅》，[加拿大] 叶礼庭 著，成起宏 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8月
做一个好德国人
从前，它叫季米特洛夫学校，这儿有一座雕像，纪念这位1934年因国会纵火案而受到审判的保加利亚共产党人。学校操场上甚至曾经有过一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的季米特洛夫雕像，但已经被推倒了，这个位置上现在什么都没有。革命以后，它改名为雷克拉姆学校（Reklamschule），以在纳粹和民主德国时期都受到压制的自由思想出版社雷克拉姆（Reklam）命名。
我在地下室的学生房间里，这儿革命后刷新过，一面墙上有用英语写的涂鸦：“嘿，老师！别干涉孩子们！”17岁的马丁·莫舍克（Martin Moschek）正在告诉我从前的课程是什么样子。
“比如说，在数学课上，我们要计算这样的题：古巴被帝国主义者攻击，5个人驻扎在一个防空火箭站。我们得计算导弹的弹道抛物线，它是否能击中帝国主义者。诸如此类，”想到这里，他摇摇他的一头卷发，“那时候，我们没注意到有什么奇怪的。”
马丁的父亲是一名路德教派牧师，所以马丁的成长有一半是处于当局的意识形态玻璃罐之中，一半在其外。回头来看，他不知道有多少同学相信他们被教授的东西，抑或是默默地在内心“移民”。对他而言，回头看确实难以相信学生们如此顺从。他高兴地笑了，用他那种平静、正式、带点学究气的方式说：“学校没有学生，就不成其为学校，这一点得到更多认可了。”所以一个英国摇滚乐队的智慧被涂鸦在他身后的墙上。
马丁有一张光滑的、天使般的脸，卷发的轮廓像是在丢勒的画中，他柔和、深思熟虑的说话方式带有德国路德派的深沉内敛。我问他，从前民族主义意味着什么。
“我以身为民主德国的公民而自豪，我以我的祖国而自豪。我们总是把祖国和民主德国联系在一起——没有‘德意志’。”
同样的东西，博尔纳先生说得更多。对于在民主德国成长起来的每一个人，“德意志”是一个不可置信的幽灵，一个演讲中的形象，只在巴伐利亚啤酒馆中复仇式的怒骂中或民主德国电视台的话语中使用。无论如何，1939年的旧德意志，那个扩展到远至今天的波兰、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已经被英雄般的苏联军队所粉碎。它已经永远消失了，埋葬在盟军和苏联的联合占领之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会创建一个只与社会主义自身、工人运动组织及其符号——尖锐、冷漠的科学量角器——相联系的国。
然而，精英并没有放弃，如果将某些民族象征复活、翻新，对国家的忠诚会更为丰富。20世纪70年代，宣传部组织了对德国传统英雄谨慎、有限的运用。那个反抗德国王公的路德被允许进入万神殿，而那个为德国王公叫嚣、要镇压1525年农民暴动的路德被小心翼翼地从图景中抹去。军纪严明的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赢得了官方的尊崇，因为当局对军纪比对社会主义更为看重。与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以及捷克斯洛伐克的胡萨克（Husák）一样，昂纳克的德国转向民族主义，以掩盖他的政权的衰朽。
太迟了，太迟了。1989年11月，人民做出决定，是他们，而不是国家，才是真正的民族。
那么，一个17岁的东德人如何理解现在的德意志民族概念呢？马丁思考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静静地说：“如果现在你说你是一个民族主义者，那么很清楚——至少对于我是这样——你是在说，你为你的国家而骄傲。就其自身而言，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在于它并不就此止步。它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这里有些人说统一尚未完成——波兰的东部领土和苏台德区还在等着。那像是敲响了我体内的警钟。”
他又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全都可以归结为暴力。如果一个人说他为德国自豪，不带暴力地劝说我，那还好。不幸的是，现在在德国这很少见。”
黄昏，马丁和我正穿过架在莱比锡郊区一条运河上的一座狭窄步行桥。我突然注意到在桥上有黑人从我们身边经过，北非人、巴基斯坦人、索马里人，一对一对的，手里拎着塑料购物袋，夹克的领子竖起来抵御寒冷。他们是我在莱比锡见到的第一批非白人面孔。像东欧大部分地方一样，东德是白人占绝对多数。从东德人的角度来看，在统一带来的所有惊奇中，最可让人惊讶的是种族。法兰克福这样的城市有三分之一的人在国外出生。在每一个人群中，都会有一片这样面孔的海洋。在莱比锡，他们是新奇的、陌生的、异类的。他们在这座桥上，因为这是回家的路，而他们的家是一个提供庇护的旅馆，一群活动房屋，设置在细铁丝栅栏后面的砂石地上，紧邻柏林至莱比锡的高速公路。
我们用法语和一些年轻的阿尔及利亚人交谈。他们走遍了欧洲，寻找工作，他们已经申请在这里避难，正在等待处理。但这是场痛苦的等待。他们说那些活动房屋又冷又透风，晚上他们躺在铺位上，抽雪茄烟，等待纳粹分子的攻击。
马丁点头同意。他们不是在夸大其词。两个星期前光头党（the skins）第一次在桥上出现，向旅馆走去的时候，他和一个学校的朋友正在这里。他们带有刀和棒球球棒。桥的另一边，警察坐在一辆大众的巴士里面，并没有阻止他们。因此马丁和朋友试图阻止这些光头党穿过桥梁。这两个文质彬彬的少年尽了最大努力，他们没有想过带上武器，没有任何想要打架的意思，他们想，只要勇敢地站出来，他们可以把一队光头党打发走。
马丁悲哀地笑了笑，像是在抚摸一个旧的伤疤：“我们被拳打脚踢，他们试图把我们扔到运河里去。”但警察最终跳下车子，把这些人赶跑了。马丁靠在桥栏杆上，注视着活动房屋。我问他为什么认为自己应当介入。这些人是来真的，他们带有武器，这不是少年的地盘。他思考了一下，然后说他知道——因为父亲告诉过她——20年代魏玛时期，左派和右派之间的暴力循环不断升级，直到最终完全失控。然后，他盯着坐在活动房屋开放的门口处抽烟的黑皮肤的人，“看，我只是想显示，在这里仍有一些人支持他们，”他想了想，然后说，“我想要那些光头党知道，如果他们再来袭击这些人，他们必须越过一个德国人。”
作品简介
当库尔德工人党的游击队女战士瞄准敌人，魁北克的民众正举行另一次独立游行；当波黑妇女在战争死难者坟场哀悼亲人，北爱尔兰忠诚派正用鲜血写下“绝不投降”；当统一后的德国经历“兄弟复合”的阵痛期，鞑靼人正试图重新在故乡克里米亚站稳脚跟。在全球化趋势看似势不可挡的今天，民族主义是否真的已无容身之所？
20世纪90年代初，为了理解当时全世界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叶礼庭考察了南斯拉夫、库尔德斯坦、北爱尔兰、乌克兰、魁北克、重新统一的德国六个国家和地区。他深入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游击队内部，他与德国莱比锡的新纳粹组织头目见面，他还采访了南斯拉夫国民议会议长、副总统米洛凡·吉拉斯……在战争、分裂、游行和恐怖袭击的背后，叶礼庭看到一波汹涌的种族民族主义浪潮席卷了世界舞台，血缘成为今天国际关系中的关键要素，而更符合社会现实的公民民族主义正遭受严峻挑战。
像我这样的世界主义者并不超越民族，而一个世界主义的、后民族主义的精神最终将总是依赖民族国家为公民提供安全和教化的能力。但就此而言，我是一个公民民族主义者，相信国家必须、公民有责捍卫国家提供安全和权利的能力。——叶礼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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