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传说中创造出文字的仓颉,他是轩辕黄帝身边的史官,也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史官。《明一统志·人物上古》中便有记载:“仓颉,南乐吴村人,生而齐圣,有四目,观鸟迹虫文始制文字以代结绳之政,乃轩辕黄帝之史官也”。
自仓颉开始,历朝历代都设立了史官这一职位,以记录当时的历史。纵观历史,从司马迁编撰《史记》开始一直到《明史》,我国各朝代一共撰写有二十四部史书(如果加上《新元史》和《清史稿》,就是二十六部),统称为二十四史。
除了二十四史之外,历史上还有一部不可忽视的史书,一度被严禁出国,日韩两国宁愿走私也要拿到它。这本书就是北宋司马光编撰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记载了从公元前403年到公元959年之间,共计1362年的历史,是一部规模宏大的编年体通史,堪称史书巨著。
《资治通鉴》由宋神宗钦赐书名,因为他认为该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这部史书不止在我国,在整个东南亚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力。但由于其篇幅宏大,又是以古文撰写,在现代除了专业人士,很少有人将之通读,能将之融会贯通的人更少之又少。柏杨先生曾花费十年时间将资治通鉴翻译为白话文出版。对于普通读者来说,白话文版阅读起来要顺畅得多。
在封建社会,如果没有当政朝廷的支持,是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部史书的。而皇帝之所以会支持史书的编撰,除了是要流传历史记录以外,更重要的是对自身统治起到指导作用。《资治通鉴》同样如此,它可以说是帝王统治天下的指南,书中有大量“纵横权谲之谋”,可以说是“皇帝教科书”。因此也成了当时的“禁书”,严禁民间传阅。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因当时司马光与王安石政派不同,王安石的女婿曾提议毁掉《资治通鉴》,幸好被当时的朝臣阻拦了下来。
《资治通鉴》一经书成,便属于宋朝廷的严格管控物资,严厉禁止销售到中国之外。高丽国王在听闻此书后,曾派遣使臣专门向大宋朝廷求取《资治通鉴》,但被宋朝廷断然拒绝。当时的日本也对这部书非常好奇,但当时日本与宋朝极少打交道,连高丽国王都不能得到这本书,更不要说是日本了。
也因此,高丽国和日本对这部书觊觎已久,奈何宋朝廷偏偏将之掩得密不透风,从官方渠道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它的。直到两宋之交,中国朝政混乱,战事频起,高丽国与日本抓住这个机会。通过民间走私的方式,终于先后将《资治通鉴》收入囊中。
高丽国得到此书后,在皇宫中把它作为教材给王公贵族们讲授。在《资治通鉴》传入日本后,日本众多政治家思想家立即仔细研读,并给予该书极高的评价。天皇和幕府将军们将之视为培养统治者的教科书。直到明治天皇时期,《资治通鉴》仍是天皇经常放在案头的必读书之一。
《资治通鉴》的总编撰者司马光,人们把他与孔孟二人一起称为儒家三圣。在编撰这部书时,司马光选取的史料极为丰富,不但采取各种史料作为参考修订,还特别注明了对史料取舍的原因。最终在众人的帮助下完成,之后由司马光统一修改润色,然后定稿。所以这部书的思路修辞统一,文笔优美生动,除了历史价值,还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
《资治通鉴》中记载了1362年来方方面面的历史资料,包括战争、科技、礼仪、天文、地理等等。我国历代学者对《资治通鉴》评价极高,自成书以来,历代帝王将相人文骚客都将之作为必读书籍。各个历史上鼎鼎有名的贤臣鸿儒不但仔细阅读,还认真加以点评批注。现在的各国政治家、思想家同样如此。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赞其:“(《资治通鉴》和《文献通考》)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所得到的称赞和荣誉简直数不胜数。在所有的史书中,只有《史记》可以与之相提并论。
现如今,要得到一部《资治通鉴》非常容易,要读完它也不难。对于普通人而言,其实不必将它它冠上多么沉重的名头,仅仅把它作为一部历史故事的集合来看也是非常有趣的。
参考资料:
《明一统志·人物上古》
《日知录·著书之难》
《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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