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最根本的力量在于它能激发生命的觉醒
诗开启的是一个人对生命自身的美妙的体验
近年来，臧棣写了一系列协会诗、丛书诗和入门诗
他运用想象力对事物进行大规模的勘测
或许有可能获得一种新的知识
帮助我们重新感受世界
这系列诗歌坚持了诗人一贯的诗学主张：
对语言的追寻以及对认识的追寻
同时也反映出臧棣近年来诗歌创作的新变：
一种具有浓郁后现代特征的、互文性的探索，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与自然书写的再造与化用，由此形成一种辨识度极高的“咏物的智性抒情诗”风格，对现代汉语诗歌文体建构做出了有益的开拓。
关于系列诗写作的若干解释
——为什么要写作“协会诗”或“丛书诗
臧 棣
/ 命运的含义 /
协会诗和丛书诗的写作，到今年为止，差不多也写了有十五年。最早开始写协会诗，应是1999年。当时的想法很模糊，根本没想到自己会坚持写这么久，写得这么规模庞大。当初，只是想用一种集约式的方式来解决个人写作中的片断性。组诗的方式，可以解决某种片断性，但“组诗”在方法上太依赖文学的主题性。所以，我就想到了“系列诗”的概念。这很可能是借鉴了现代绘画的系列性。“系列性”的概念有一个好处，就是把它可以不要求风格的同一，不挑剔主题的连续，而只在意语言的感受力的内在的关联性。当然，写了这么久，我对协会诗和丛书诗的想法，也在不断深化。我曾做过这样的解释，我偏爱对差异的观察，对世界的细节的捕捉，我认为这种对生活的细节的捕捉和描绘，是我们抵抗意识形态对生活的绑架，以及它对存在的遮蔽的最有效的手段。而“协会”和“丛书”这样指向宏大和同一性的概念，可称得上是具有典型的现代性的自我命名的色彩。这里，将世界的细节和宏大的现代性的自我命名强力黏合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种带有反讽色彩的反差。“协会”和“丛书”在命名方式上都偏向于实体和实物，要么热衷于机构的权威性，要么沉迷于知识的权力感。所以，我故意将它们用在它们通常的对立面上——对那些瞬间的、偶然的、细小的、孤独的，奇异的、纯体验性的事物进行无限的呼唤，意在从细节、差异和尊严这几个角度肯定生存的可能性。而生活的可能性，实际上也是建立在对细节的尊严充满差异的观察和想象之上的。长诗的写作，更依赖于文学传统，以及孕育在这文学传统中的诗歌文化。从汉诗的传统看，我们没有写长诗的传统。这有三方面的原因，第一，在语言上，汉语在古诗的范式里，组织起来的语言呼应——对偶与平仄，不太能容忍太长的语言结构。或者说，在太长的语言结构中，基于汉字本身之美的语言对应，就没有施展出来。这样，转入到风格层面，古诗的语言推重的是记忆与情景的高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依赖词语的延展，而是强调语言的凝缩。这些，都不利于长诗的写作。换句话说，古典诗学的结构观不支持长诗的写作。更诡异的，古代汉语的语言质感，以及从这种语言质感中酝酿出来的诗歌文化，也天然地排斥长诗的写作。我们的汉语在语言质感上对诗句的长度有着苛刻的要求，这确实令我困惑。但也必须意识到，这种要求是基于古诗的实践，并不一定完全适用于新诗的状况。让我困惑的还有一点：即古诗的语言在结构上对短小体式的偏爱、对长诗体式的抵触，很可能反映出了汉语独有的语言秘密。不过，即便如此，我依然反对我们过度地僵死地拘泥于这个秘密。我依然相信，汉语诗歌的出路在于积极强化和信任语言的延展性。第二，在诗学观念上，我们的传统审美推重诗的境界。但在古典的汉语实践中，一个奇怪的现象是，假如在审美观念上，推重境界，那么，诗就写不长，也没法写长。从这个意义上说，赵野讲的是对的。第三，我们的汉诗传统，在世界观上，喜欢把语言道德化。比如庄子讲“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已埋下将讲语言的主体心智化的伏笔，这或多或少会助长了将语言工具化的倾向。到了唐宋以后，比如司空图主张诗贵“性情”，这实际上在诗的观念上强化了语言人格化。这样，在崇尚心器的诗歌传统里，古人虽然也会提到“语不惊人死不休”，但总体而言，和心器之高贵相比，语言便显得外在而次要了。因为按境界的要求，语言属于被遗忘的对象。这种语言观，肯定不鼓励写长诗。回到当代诗的实践，我觉得，写不写长诗，没必要太拘泥传统的尺度。说到底，这也许和个人的写作意志有关，和个人的语言运气有关。所以，不妨率性一点，感觉需要写长诗了，就写吧。
一开始时，我也不甚明确在斟酌一首诗的题目时，我为什么会对“协会”这个词忽然产生了类似着魔的兴致。一种极其顽固的仿佛是出于抒写本身的乐趣。协会，这个词，在当代的文化情境中，有非常特殊的含义。比如，对个人而言，它是一个单位，是一个很制度化的机构。我们本来觉得协会是一种非官方的组织，具有浓郁的民间色彩。但令人吃惊的是，现实生活的“协会”，往往带有很深的衙门的印记。事实上也是如此。按现代文化的逻辑，协会本身其实带有很浓厚的威权色彩的专业机构。另一些，又远离生活体验，太专业。比如，天体物理学协会，闻一多协会，又仿佛有很深奥的门槛，一般人不得入内。但是，很奇怪，在诗歌中成立的协会，却是一个充满悖论性的组织。我开始写“协会诗”时，只是觉得感到被某种新的东西所吸引。比如，在人和世界的交往中，有很多无名的，无法被规训的，偶然的印迹和情境，它们很少得到连续性的展现。基本上出于无名状态。这种无名状态，一方面呈现了生活的私人时刻，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们对它们的有意无意的遗忘。某种意义上，我想结束这种情形。至少是在我的人生回忆里，有意识地终止这种对个人生活中的无名状态的漠视。从我自己的体会而言，我觉得这些东西，才真正构成了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基础。就经历的最深的含义而言，它们无名地属于我们，我们也真实地属于它们。所以，在我写协会诗时，我的确有意为普通事物立名，将我和它们之间的交往看成是，我们和世界之间的遭际的种种缩影。我想以协会的名义为它们翻身，意在让它们扬眉吐气，每一朵花都可能是协会的会员，每一只狐狸，也可能是协会的会员。某种意义上，这种命名行为，也可以理解为是将个人和世界的相遇中最隐秘的体会组织化，将相关的记忆戏剧化。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虚构的专属机构——不存在协会组织，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协会体制的一种反讽。旧的协会体系已经僵化，那么，不妨让新的协会来参与对我们的生活的构建。所以，假如说协会诗的写作包含有一种文学政治的意图的话，我觉得，我的确在写作意识上，要求这些协会诗，至少在诗歌动机上，应积极地参与改造我们的生存面目。哪怕这样的意图很难实现。哪怕是，一首诗只能做到微小的改变。在写作这些协会诗的时候，我常常会感受到一种特别的愉悦：这些协会诗或许可以让“沉默的大多数”有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语言家园。也就是说，协会是一个家的概念，或者一个新的故乡的概念。比如，在《石榴协会》里，通过对人与石榴之间的关系的编织与揭示，我们或许可以改变我们对这些美丽的植物的认识。更进一步的，甚至有可能改变我们对部分自然存在的认知。语言是我们的家园，而我想做得更具体一点，我想让我擅自成立这些众多的诗歌协会，为我们身边的普通事物找到它们自身的归属。某种意义上，我们的存在也依赖这样的归属感。从家园到协会，对我来说，也意味着一种对事物的想象方式的变化。家园，或故乡，包含了强烈的空间想象。“家园”或“故乡”，也是这些协会在形象上的原型。这样，在我的意识中，协会诗中呈现的“协会”，不仅是一个开放的空间，而且也容纳了事物之间诸多隐秘而又有趣的联系。从根本上说，这些“协会”也许意味着我对我们如何度过此生的一种积极的想象，或者说私人的建议。说到诗学上的意图，我确实这样想，假如我们认同诗的公共性，那么，依据我们对生存的体验，对诗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提出一些“私人的建议”，恰恰是诗最应该做的事情。冠名“丛书”的一个初衷是，每首诗歌要处理的一个题材，但就文学的意图而言，其实用一首诗根本写不完一首诗的内容。这似乎是诗歌写作中一个古老的难题。再小的题材，哪怕是写一只萤火虫，全世界有那么多诗人写，这就说明，一个题材和人的意识之间的关联是无限的。总会有不同的感受，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语言处理方式。一个题材背后所包含的意图，或意义，实际上是一首诗在体式上没法处理完的。我的“丛书诗”，有些是对非常具体的事物的命名。在这背后，包含着我的一个想法：“丛书”是很重的东西，大部头的，体系性的，预设性，有很强的规划性。而我们对待细小的事物时，恰恰要放下点身段来；这意味着，诗人可以用体系性的东西，很重的东西，去关注卑微事物所处的境况。不要以为那种很细小的东西，很卑微的东西，就跟“丛书”这种宏大的格局不匹配。一旦放下姿态，我们就会发现，很多东西其实以前都没有细心地去关怀过。所以，要说“丛书”有一个诗歌的含义的话，那就是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对我们的人生境况。一开始也没有特别的想法。写着写着，慢慢就形成了强大的冲动。这种冲动又在写作中形成了内资的惯性。总体性的考虑是在写了两三年之后，才开始酝酿形成的。但我又有意识地抵抗体系性的东西。开始时，只是想发明一种我称之为系列诗的东西，来缓解长诗写作对我的诱惑。我们这代人写诗，信奉的是现代诗不能超过60行。作为诗人，有本事的话，就在60行内解决诗的战斗。按年轻时的理解，长诗写作脱胎于史诗，而史诗写作又布满神话写作的阴影，根本就不符合现代的认识。而且，现代生活的节奏飞快，除了特别有闲的人，谁还有精力有耐心去读长诗。更深层的审美疑惑是，我觉得，长诗的认知冲动已无法跟现代小说竞争。帕斯捷尔纳克也有过类似的自述，和《日瓦戈医生》相比，他的那些抒情诗缺乏分量。这里面，还有一个新诗史的插曲。
新诗史上，曾有过一种论调，认为我们的抒情性和西方的史诗比，缺少一种文学上的伟大。当然，现在这样的比较已是笑话。但从视觉上讲，金字塔和坟堆相比，哪个更有视觉冲击力还是会经常造成某种困惑。长诗和短诗的争论，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有答案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这样的质疑：一首短诗可能很美妙，妙到无可言说，但，妙还是一个瞬间的悟性认知。在很多方面，它可能无法与长诗完成的认知抗衡。所以，长诗完成的是对世界的复杂认知，它展现的审美空间不仅深邃，而且具有规模，它孕育的心理能量非常充沛，它包含的生命视野也非常深广，无形中会形成一种魅力，带给人一种审美敬畏。所以，1990年代中期，我一边写长诗，一边又抵抗这个东西。诗歌史的惯性是，一个诗人要想在其中立足，必须写出有分量的长诗。我们可以反思，这是一种很反动的标准。但它仍会不时冒出来，诱惑我们。所以，尽管信赖短诗，但潜意识里，我也渴望写长诗。传统意义上长诗，很难吸引我。所以，我想用系列诗来取代长诗的写作。我相信，系列诗，可以形成一种独特的类型长度，从而形成足够的总体意义上的风格力量。
中国的抒情诗传统非常伟大。但也自身的问题。首先是诗歌语言的问题。传统上，中国诗歌语言强调对偶，平仄呼应，加上汉字本身的原因，它的形式感偏于短制，阉割了写长诗的可能性。我们古代的诗歌文化，总体说来，不支撑长诗的写作。像白居易的《长恨歌》那种长度，已经是罕见的例外。古典诗学的核心观念是，得意忘筌，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写得太长，在审美上，就是一种忌讳。我有一个观点，按古体和汉语的文字之间的关系，传统的诗，除非特例，超过一定的行数的话，会在视觉上造成一种疲劳。同时，也会在阅读期待上引起厌烦，甚至是嫌恶。新诗的出现，以解放语言为名，释放了汉语的可能性。在体例和语感上，解决了长诗写作的形式前提。新诗历史上，写作长诗构成一种暧昧的文学情结。我也有这个情结。但另一方面，我又想破除这个情结。90年代，我也写了几首长诗。但都不太满意。1999年开始写协会诗。丛书诗的写作稍晚几年。我觉得找到了一种新的写长诗的路径。
对我来说，像协会诗这样的系列，就是长诗的一种变体。或者说，一种变奏。系列诗，在结构，连续性，主题方面，不像传统的长诗那样依赖同一性，和长时间的构思。系列诗，在语言组织上，在诗的体制上，不需要严密的结构安排，只要诗人对待事物的态度和对世界的观察，具有一致的出发点，比如审美的好奇，就可以了。诗人可以通过不断调整自己看待世界的态度，来挖掘世界的秘密，从而展现犀利的审美认知。对世界的态度，在系列诗的写作起着主线的作用。诗的写作中，揭示经验固然重要，但发明看待世界的态度，也很根本。有了诗歌的态度，我们就有机会锤炼出一种诗歌的方法。这时候，再去看待我们置身的世界，眼光和感受也会大有不同。另外，系列诗不同于长诗之处，还在于它释放了更多的写作的即兴性。我可以写得既放松，又在放松中保持一种强度。
写协会诗或丛书诗，还有一个感受也很深。诗的写作可以彻底地颠覆小大之辩。正如布莱克说的，一粒沙子里有一个宇宙。在诗歌中，看起来很小的素材，只要细心洞察，都会触及很大的主题。哪怕是一个杯子，一片树叶，一只蚂蚁，都能协调我们对存在的根本观感。我将自己的诗命名为“丛书”时，确实有一个自觉的意图：一首诗就是一本书。而一首诗触及的内容的深邃，即使动用“丛书”的规模，也无法将它的含义穷尽。这就是我为什么要给一首诗加上“丛书”这一后缀的缘由。一首诗触及的题材和主题，今天写，是这个样子，明天写又会是那个样子。这也反映出我对诗的主题的开放式的理解。一首诗触及的不可能是一个单一的主题，而是复合的主题。丛书的命名，也包含这样的想法：一首诗和我们之间的关系也是生成性的，不断变化的，这种变化正如诗的素材和诗人的眼光之间的关系的不断更新。从意图上讲，丛书的意思就是，一首诗，是写不完的。每一首诗，都是处于一种丛书状态。
诗的写作中，如何命名，如何给游弋的素材起个好名字，激活感受和经验之间的关联，是件很神秘的事情。
我写协会诗时，还有过一个想法，就是用貌似官方的、体制化的、正式的、权力化的“协会”，为我们的存在中那些细小的、瞬间的、偶然的、易逝的、平凡的、备受忽视的、频繁遭受剥夺的事物，伸张它们的生命主权。我写的协会诗都很小，有些可能是一个词组，当时内心的一个句子，我把它叫协会。几乎每首协会诗，都闪烁着一个隐含的抵抗线索。我经常感到，现代世界有很多偏见，这些偏见把我们对世界的观感，对存在的体会都固化在一个偏狭的认知范式里。而我想用协会诗触及更丰富的诗意态度，从而突破那些偏见。现代体制中，作为一个机构，协会展现了科学理性的权力面孔，专业，高级，行会性，高高在上，外人难以涉足。比如现代物理学协会，天文学家协会。它们预示了一种垄断的权力。所以，我有意反其道而行。我去命名蚂蚁协会，蝴蝶协会，晚霞协会，微光协会，有意用“协会”这一高度权力化的命名，来彰显我们的生存境遇里那些微弱的、不断被忽略的审美领域。通过这样的命名，形成一种新的目光，让我们尽量慢下来，以便重新打量生存的细节。
臧棣， 1964年4月生在北京。1997年7月获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北京大学中国诗歌研究院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大学中文系。代表性诗集有《燕园纪事》（1998），）,《宇宙是扁的》（2008）、《小挽歌丛书》（2012），《骑手和豆浆》（2015），《最简单的人类动作入门》（2017），《情感教育入门》（2019），《沸腾协会》（2019），《尖锐的信任丛书》（2019）等。曾获《南方文坛》杂志“2005年度批评家奖”，“中国当代十大杰出青年诗人”（2005），“1979-2005中国十大先锋诗人”（2006），“中国十大新锐诗歌批评家”（2007）。《星星》2015年度诗歌奖。扬子江诗学奖（2017）。2016年5月应邀参加德国不来梅诗歌节。2017年10月应邀参加美国普林斯顿诗歌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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