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钩沉19

军营琐记之四：

被“探亲”

军

营

琐

记

JUNYINGsuoji

被“探亲”     

当兵三年，我没有探过亲、回过家，原因是，我们部队规定，“义务”期间不容许探亲。事实上，我们那几个连，好像在三年内没听说有人探过亲、回过家。

当年按规定，陆军服役期是二年，空军是三年，海军好像是四年。

三年间，虽然我没有探过亲，但被“探亲”的次数和人数却不少。后来我分析，其原因，一是父母想念儿子，不管多远都想去见见；二是毕竟赤城距离北京还是比较近的，那年代尽管交通还很不方便，但总比其它省份要好得多；三是一些出门办事的家乡亲朋好友路过北京，知道我在那里当兵，总要去看看，起码也能有个住处，省个店钱。

九五老人

第一个去北京探望我的，是我爷爷。时间应该是1974年，也就是我当兵的第一年。那年爷爷已经76岁，身体却十分硬朗。早年他曾做小买卖，经常来往于赤城与北京之间，下北京对于他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那时没有电话，按着我写信的地址，寻踪而来。到了我们驻地，岗亭执勤人打电话到连里，让我到外面接人。我们驻地山坡上那块地方是禁区，地方人员和家属一律不准进入。在山下西下庄之北，有我们部队的家属院，几排平房，凡来人全都要住到那里。我经向连里申报，自然也把我爷爷安排到了那里住宿。吃饭则要从连里食堂打上饭菜送到那里，并和他一起吃。那时家乡生活还很清苦，部队的伙食虽然不是多么好，总比家里的要好些。

之后几天，我便请假陪着爷爷去北京城里转了几天，去了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王府井等处。那时北京一些公园门票比较便宜，记得故宫是5角钱，颐和园是1角钱，动物园是5分钱，其它如天坛、八大处、八达岭等都是不要钱的。记得在动物园外面一个饭馆吃饭，我们买了水饺，我还要了两杯啤酒，之前我从来没有喝过啤酒，也不知它是个啥滋味，爷爷也没见过这东西。结果他刚喝了一口，就“噗”地吐了出来，说是太难喝，像马尿（其实马尿是啥滋味谁也不知道）。我也尝了一口，觉得也接受不了，问邻桌的人要不要，人家正巴不得呢，便很愉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赠与。那以后爷爷经常提起这件事，一来说那啤酒如何如何地不好喝，二来心疼那两杯啤酒白白地送给了别人，有点耿耿于怀。

爷爷是个勤快的人，从来闲不住。在家时谁跟他干活都要挨训，老嫌你凹不倒腰，偷懒。他走起路来也是风风火火，你得在后面紧追。我曾跟他回老家西万口小西沟上过几次坟，真把你累得够呛。所以在我不能陪他外出时，他就自己在附近溜达，一次竟然溜达到八大处，从一处、二处、三处……一直上到了八处！我当兵三年虽多次去过八大处游玩，但最多也就上到四处，再往上就没有勇气爬了。可见当年他一个已经76岁的老人能爬到八处，是多么的令人叹服。我想，后来他能有95岁的高寿，也与他的勤奋有关。

爷爷出生在清朝末年的1899年，他没有文化，但他能做小买卖，是靠他的“心算”，就是人们说的“口揞帐”非常好。一般情况下，买什么东西他张口就来，你拿算盘也没他来得快，“小货郎”是当年黑河川一带对他的荣称。

回程他从北郊车站坐长途客车，第一天先到延庆，第二天再从延庆坐车到赤城，第三天才能从赤城坐车到小茨村下车，然后再步行三十里到家。

遗憾的是，他在我那里呆了约半月之久，我竟没有去和他照一张像，留一个影。

1975年夏，我父母带着四弟景春到北京探望我,自然还是住在那个家属院。照例我带他们去了故宫、颐和园、动物园、王府井、百货大楼等处。那时四弟还小，才5岁。记得在颐和园游玩时见到了很多外国人，感觉很新奇，有的老外见他可爱也跟他打招呼。这次在八大处是照了像的，还给景春照了张儿童骑鸭子的相片，那可能是他最早的一张照片吧，但没有合影，毕竟那时照相也还算是高消费。他们回去时是乘坐京张线的火车走的，因为那时二弟景辉在宣化水泥厂上班，他们顺便到那里看他。

1976年10月，是探望我人数最多一次。伯父带领景兰、二弟景辉、三弟景昱，大姨带表哥左秀共六人，原因是大姨和表哥左秀要去石家庄探望二表哥左贵（左贵和我是一批兵，同乘一列火车走的，他们到雁翅下车，但当时我们彼此并不知道）。其时，正是毛泽东主席刚刚去世不久，所以时间记得比较清楚，这次我们在天安门广场照了张合影，背景天安门城楼上还悬挂着“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追悼大会”黑底白字横幅，我们的臂膀上也戴着黑纱，这张照片还真有点纪念意义。这次因为来的人多，我每天打饭都要弄满满一大盆子，引得一些好事者失真白眼地看我。他们回程比较凑巧，是搭便车走的，这事我记得不太清楚了，是后来听赵喜贵证实的。赵喜贵是和我一年当兵走的，他在通信团，学了开车，论起来他是我本家姑父，是他联系了顺脚车趁车走的，至于坐到哪里，我却不得而知了。

除此以外，还有两拔人去看过我，但具体时间已经记不得了。一是大姐张景花和姐夫杨广学，他们那时结婚不久，除了看我顺便逛逛北京；二是堂兄张景耀和本村我叫三姐夫的张敏，他俩逗留时间较短。那时在北京买东西有一种叫“工业券”玩意儿，我们部队也偶尔发几张。没有它有钱也白搭。三姐夫张敏想给家人买些“的确良”布却没有那个券，我给了他几张，才算得偿所愿。

当兵，是我人生中初入社会，那时年轻幼稚，不谙世事，更不懂复杂的人情世故。入伍前，只知道有一句话叫“部队是个大熔炉”，至于怎么个熔法不甚了了。入伍后，我有了切身体会，我的感觉是，真正的部队生活和报纸、广播宣传的大相径庭，什么“阶级兄弟”、官兵感情，我没有感受到，而现实让我心中感到的是寒冷。由于愣头愣脑，又对一些老兵欺负新兵看不惯，甚至抗拒，这当然是不入流的，不合时宜的，更是那些所谓“老兵”所不能容忍的，其结果是三年服役期一到便卷行李卷回家了（不过这倒是“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的一个很实际的注脚，因为如果再晚回家一年我将失去1977年恢复高考的机遇）。现在反思，我当兵的结果是失败的结果，但这结果丝毫不能怪罪他人，一切都是我的无知造成的，错的不是别人，而是我自己。社会就是那样，而你没有“熔”进去，这能怪别人吗？

现在回想起来，当兵三年，有那么多人去看望我，也是我三年中最大的收获了。其他省份的人虽也有去看望的，但那是少之又少的。

土翁工作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