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君小议

 

《孝经》说：“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或谓林明进先生根据《春秋》大义，依经解经，判断出：“中于事君”这四个字是后来的统治者给“偷渡”进去的，不是孔子本义。如果我们有经学的功底，就很清楚，把“孝亲”与“忠君”捆绑在一起，一定不是孔子的主张。

 

不知林先生所根据的是哪一条《春秋》大义，但其结论显然是错误的，“中于事君”就是孔子思想，也完全合乎春秋大义。《孝经事君章》说：“子曰：君子之事上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德，故上下能相亲也。诗云：心乎爱矣，遐不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本章说明“中于事君”的道理，与其它经典孔子所说的忠君事君思想完全一致，绝无“偷渡”之嫌。

 

君主制时代，君主是国家的领袖和象征，从政就要事君，治民与事君两面一体，孝亲与忠君相辅相成。把事亲孝亲与事君忠君结合贯通在一起，就是孔子的主张。

孔子强调忠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论数不胜数。

 

《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君和事君之道的言论就不少，例如：“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意谓鄙夫不可与事君）

 

这类言论在《礼记》中更是连篇累牍。《表记》中就有多条，其一说：“子曰：事君不下达，不尚辞，非其人弗自。”谓当以正直之道事君。不下达，不导君以非正道；不尚辞，不崇尚浮华的言论；非其人弗自，不是合适的人推荐就不进身。不下达则上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不尚辞则尚德，自正其德以正君心；非其人弗自，有合适的人引荐就可因之而进。

 

《尚书》是先秦儒家政治文献，如何事君是其中要义之一。程颐说：“看《书》须要见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即求尧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其它《诗经》、《易经》和四书也都论及事君之道，兹不详论。

 

值得一提的是，郭店楚简中有一篇《鲁穆公问子思》，子思明确地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指出、批评君主不对不善，是忠诚的表现和忠臣的责任。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与子思所言一脉相承。

 

孟子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里的轻是相对民和国而言，强调人民最大，民为邦本，以民为本，立国立君以为民，忠君爱国以为民。君轻可不能理解为不事君不忠君目无君上。孟子严厉批判杨墨，以无君为杨朱学的罪状：“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孟子滕文公》）

 

忠君也是春秋之义，为春秋所赞美。《左传·襄公十四年》：“楚子囊还自伐吴，卒。将死，遗言谓子庚：必城郢。君子谓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将死不忘卫社稷，可不谓忠乎？忠，民之望也。《诗》曰：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忠也。”

 

公元前560年，楚王熊审自以为无德无能有辱社稷，病故前自求恶谥，子囊公正执言，说他有功且能知过，遂谋谥为“恭”，亦称楚共王。故云君死不忘增其名。襄公14年子囊死，念念不忘在郢建城，以卫社稷。所以君子认为子囊是忠臣。忠是立心中正和尽心尽力，忠并不局限于忠君。这里的忠，包括忠于君和国（社稷），忠于君国，就是民之所望。表示忠君爱国的成语“楚囊之情”就源于此。

 

春秋大复仇，所大的就是复君父之仇。“（经十十）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传）何以不书葬？隐之也。何隐尔？弒也。弒则何以不书葬？《春秋》君弒，贼不讨，不书葬，以为无臣子也。子沈子曰：君弒，臣不讨贼，非臣也；子不复雠，非子也。”君主被弑，臣下有讨贼的义务，这就是忠君的表现。

 

在《春秋繁露义证阳尊阴卑》中，董仲舒说：“是故《春秋》君不名恶，臣不名善，善皆归于君，恶皆归于臣。臣之义比于地，故为人臣之下者，视地之视天也。”君臣关系如天地，天尊地卑，故君尊臣卑。所以，事君之道，要善归于君，恶归于臣，“功出于臣，名归于君”。臣下要推功让德而勇担责任，一般情况下，要尽量维护君上的权威和尊严。

 

或以为事君有奴性之嫌，这是不明君之真义。君指德位相称者，首先要有贤德，其次才是权位。无德者不配有位，不配为君。董仲舒说：“深察君号之大意，其中亦有五科：元科、原科、权科、温科、群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谓之君。君者元也，君者原也。君者权也，君者温也，君者群也。”（《春秋繁露深察名号篇》）

 

君就是元始，君就是本原，君就是权道，君就是温和，君就是合群，君这五种德性合起来。对这样的人，尊之重之事之奉之，礼所当然，谁曰不宜。这样的人成为领导人，制度不好，可以重建；制度本好，可以好上加好。君即领导人，君主制有君，民主制或未来新礼制下也有君。君以德论，德高为贵。未来领导人选举，道德也应作为第一标准。2016-8-8余东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