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知几如有神

 

至诚之道可前知，祸福将至善必先知，君子至诚如有神。《中庸》说：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这是《中庸》第二十四章，意谓抵达至诚境界，就可以预知未来。国家将要兴旺，必有吉祥的征兆；国家将要衰亡，必有反常的现象，可以从著草龟甲上呈现出来，可以从手脚动作上表现出来。祸福将要来临时，福可以预先知道，祸也可以预先知道。所以至诚的人如同神明。

 

妖孽，反常的现象，草木之类称妖，虫豸之类称孽，常用来比喻邪恶的人和事，所谓人反常为妖，物反常为怪。“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这种现象，历代的正史野史记载不胜枚举；对于此理，历代圣贤大儒多有阐说。

 

董仲舒说：

 

“美事召美类，恶事召恶类，类之相应而起也。如马鸣则马应之，牛鸣则牛应之，帝王之将兴也，其美祥亦先见；其将亡也，妖孽亦先见，物故以类相召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动篇》）

 

又说：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知篇》）

 

董仲舒这两段话，可以看作《中庸》第二十四章的注解。

 

国家将兴将亡，都会出现相应的征兆。国家和个人祸福即将到来之前，圣贤君子都能预知。至诚如神，心诚则灵，此之谓也。良知光明，就会产生一定的前知和预测能力。《易经》说：“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

 

几是细微、隐微，引伸为事物的苗头、预兆。知几，从细微中预见变化，从偶然中发现事物的趋势。这是君子的大智慧。审几度势，对家国大事有先见之明，或预作防备，或在“可以不死”的时候避凶趋吉。

 

关于知几，二程说：“知几者，君子之独见，非众人所能及也。穆生为酒醴而去，免于胥靡之辱；袁闳为土室之隐，免于党锢之祸；薛山守箕山之节，免于新室之污。其知几矣。”（《二程集》）

 

这里提到《汉书》记载的三个“知几免灾”的小故事。

 

穆生辞醴免辱。穆生是汉初鲁地儒生，与白生、申公一起，是汉高祖同父少弟楚元王刘交的贵客，得到刘交高度敬重。穆生不喜喝酒，元王每次摆酒，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到刘交之孙刘戊即位，开始也常为穆生准备甜酒，后来渐渐忘了准备。穆生就说，可以走了!楚王的心意怠慢，不走，将会有后患。于是称病卧床。申公、白生不同意：“难道就不想想先王的恩德吗?现在楚王只是失于小礼，何至于那样!”穆生回答说：“易称‘知几其神乎！几者动之微，吉凶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先王之所以礼吾三人者，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与久处！岂为区区之礼哉？”于是称病辞归。申公、白生继续留下。刘戊逐渐淫暴，后来因为在给薄太后服丧期间私下通奸，削减两个郡，于是和吴国暗通。二人劝谏，不听，受胥靡之刑，身穿赭衣举着杵，到市上舂臼。

 

袁闳隐居免祸。袁闳是东汉时隐士。他家族富足昌盛，但见当时政治环境险恶，党祸将起，就披散头发与世隔绝，想隐居到深林中去。因母亲年老不宜远走，于是修筑土室，庭院四周不设门，只从窗户接取饮食。早上在土室中朝东方向母亲行礼。母亲想念袁闳，时常去探望他，母亲离去后便关门，兄弟妻子孩子都见不到他。隐居十八年，黄巾贼兵兴起，攻陷郡县，百姓受惊四散，他朗诵经书而无动于衷。贼相互约定不进入他住的村庄，乡人都到袁闳住的地方去避难，都得以保全性命。五十七岁时，在土室中去世。

 

薛方守节免污。箕山，是唐尧时隐士许由、巢父隐居的地方。箕山之节，指归隐以保全节操。西汉末年名士，齐地人，朝廷多次征用他，他都不愿离开。后来，王莽用豪华大车迎接薛方。薛方谢绝使者说：“尧舜在上，下有巢由，今明主方隆唐虞之德，小臣欲守箕山之节也。”2018-7-12余东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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